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71节

　　今天，我的靴子终于踩在了传说中的“红色土地”上。迎接我的是位叫邓元钊的红军指挥官，据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但是他看起来非常普通，若非自表身份，我都没想到他是这样的大人物。

　　他和他的朋友们非常好奇地查看了一下我的照相机和行李，不时发出赞美的声音，根据我此前在国统区的了解，这些东西很快地被“共产”，但是当然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们检查的目的主要是确认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品。

　　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像西安或南京某些人警告的那样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实行“共产”，我的相机、笔记本、甚至那支派克钢笔，都好好地留在身上，相反，在确认我没有危险后，邓元钊拿出一些钱来，说这是他们的组织专门批给我的在苏区期间的活动经费，因为在这里买东西是要钱的，如果去群众家吃饭，也应该给饭钱。

　　我很想纠正他说在我们美国买东西也是要钱的，但最后还是没说。

　　我向他提出，在见任何高级长官之前，我想先看看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我问他附近村子的农会主席在哪里，我想去聊聊。邓元钊听后犹豫了一下，解释说前面这个庄子穷，地薄，还没正式成立农会，只有贫农团推选出来的主席。我说，贫农团主席也行。

　　（贫农团是今天农村里阶级性的组织，平分时他们就是代替无产阶级执行党的任务”，而“农会是贫农中农之间的统一战线组织”）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领着我就我往村里走。村子很小，贫农团主席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听说有外国记者来，显得有些局促，却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摸出土酒和自家种的烟叶，非要款待我们。

　　他们的方言有一些难懂，但是他们懂得“白话”——中国的官话，邓元钊会帮我翻译，所以我们的谈话就有了顺利的进展。

　　最让我惊讶的是邓元钊带来的几名年轻士兵期间始终持枪站在窑洞外几米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警戒着道路。主席倒酒时我下意识瞥向洞外，那些士兵脊背挺直，对窑洞里的酒气与烟雾毫无反应，仿佛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这太反常了。在我的见闻里，无论是军阀的兵还是南京政府的税警，遇见这种场面，早就一拥而上，将这点微薄的“招待品”瓜分干净了。我向邓元钊表达了这种惊讶。

　　他脸色立刻严肃起来，澄清说“斯诺先生，我们是红军。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白军是土匪，我们不是。”

　　这话由他说出来，没有任何宣讲的味道，就像在陈述“天冷了要加衣”一样自然，旁边的贫农团主席同样没有什么表情变化，显然认为他说的是真的。

　　采访时间不长。主席的话带着浓重的鼻音，翻来覆去就是“红军来了，分了田，债不用还了，娃娃能去识字班”，我问他中国北方现在闹旱灾，他们的生活怎么样，这位叫刘龙火的主席说红军带着他们挖水渠，打井，所以情况还好，粮食收成甚至比前两年还多。

　　这令我非常惊讶，在干旱的情况下，农作物不减产都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奇迹，但是他们居然能够增产，所以我又问这是什么神奇的魔法么？

　　结果刘主席解释说，此前这里都是军阀控制，普遍强制种植鸦片，烟田一度占农田90%，军阀为筹集军费还强征“烟亩税”，又对不种者征收“懒捐”，所以此前哪怕旱灾没这么严重的年份，粮食收成也少，当地民众的粮食依赖售卖鸦片后从周边省份（如河南、宁夏）的粮食输入。

　　然后邓元钊还在旁边解释说，不止陕北，甘肃、青海也有这种情况，有着“甘（肃）产鸦片销青海，青（海）产粮食销甘肃”的畸形互补模式。

　　这种描述让我震惊，要知道《哈里森麻醉品税法》对鸦片和大麻都是严格管控的，美国的联邦麻醉品管理局一直在宣传鸦片是一种需要严格控制的危险毒品，并进行强化对鸦片走私和滥用的打击，我无法想象在地球的另一端，他们的政府会要求民众专门种植鸦片甚至超过粮食，而且还要为此征税。

　　我追问他：“那么，现在呢？你们怎么解决吃饭问题？我是说，如果不种鸦片，又遇到干旱。”

　　刘龙火解释说红军来了，不一样。红军干的第一桩事就是禁绝烟苗。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禁止鸦片的布告》，严禁种植、吸食和买卖鸦片。

　　之前有人觉得种鸦片收入高，还在悄悄种植鸦片，当地县政府根据禁烟条例将人逮捕，并命令其铲除烟苗，重种田苗。

　　也有烟贩听说这边禁烟，夹带烟土过来，这些人被苏维埃的公安局查获，烟土都被追缴。

　　然后邓元钊就在旁边补充，只是没收了烟土，并没有没收其他商品，相关的商贩被教育后也先被放掉了，目前红军的影响范围还比较小，没法全国性地根治这种做法，很多民众也不懂烟土的危害。

　　我很好奇，就问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邓元钊解释说：“一些年龄大的老人已经习惯了抽大烟，让他们戒烟非常困难，他们还来抱怨，说不让他们抽大烟是不民主的。”

　　刘龙火也肯定了邓元钊的说法：“我们村子就有。不过不用在乎，这种人只是口头上闹一闹，你就是真让他们去白区抽大烟，他们也不愿意去，红军只是不让抽大烟，白军是真的会抢东西的。”

　　邓元钊还强调：“这不是商量，斯诺先生，这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我们组织贫农团、儿童团去巡查田地，宣传危害。种过鸦片的地，土都败了，我们就组织人力挖深、施肥，改种粟米、土豆。军队也带头开荒。”

　　“可是，农民愿意吗？毕竟那是他们来钱的作物。”我想起美国农场主对烟草种植的执着。

　　“一开始自然有不愿意的。”刘龙火老实承认，“但红军有办法。他们不是光下命令。邓长官他们弄来了棉籽，教我们种棉花。他们说，棉花也能卖钱，不比鸦片差太多，但地能活，人也能活。就是棉花在特定时期费水，所以只能种一小块。

　　他们还领着修了那条水渠，水来了，地就活了，粮食自然就多了些。虽说日子还是紧巴，但锅里有了实实在在的粮，心里就踏实了。”

第250章 公审

　　斯诺是在延安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一间窑洞里度过的，在窑洞外面的墙上写着“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万岁!”、“中国红军万岁!”等等标语，邓元钊把他送到延安后安排了一名叫做黄华的年轻共产党员给他当翻译，又有两名战士给他做向导，然后就去忙自己的事情了，临走前嘱咐斯诺不要到处乱跑，刘主席他们已经收到了消息，正在帮助斯诺安排行程。

　　斯诺表示希望见一见传闻中的李德胜、伍豪、朱建德这些“大头目”，不过邓元钊表示这些首长都在忙自己的工作，不过他们应该也收到了斯诺来苏区的消息，也许忙完了手头的事情之后会过来看一看他。当然，短期内伍豪肯定来不了，据说对方现在正在莫斯科忙着。

　　斯诺惊讶于自己惊动了这么多红军的领导人，最后他还是决定暂时先听邓元钊的话。

　　第二天的斯诺是被杀喊声吵醒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呐喊声把斯诺吓得从床上爬起来，从窑洞探出头，想要看看是不是国军的军队打过来了，又或者红军自己的军队出了什么情况？

　　结果他探头探脑的样子让黄华看个正着，事实上斯诺还试图让黄华跟着躲到自己的窑洞里，于是黄华不得不解释，那是游击队员在进行操练，斯诺的临时住房在一所红军游击队学校的旁边，如今是农闲时节，没有生产需要的青壮被聚集起来，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

　　确认自己不会被当作一个帝国主义者交给行刑队后，斯诺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游击队员们员的训练，并赞叹这些游击队员只看操练的话，甚至比国府的某些军队看上去更可靠，不过他们的武器太原始了，基本都是梭镖大刀，也有一些老式的步枪。

　　黄华不得不解释这只是民兵和游击队员，红军的正规军也是有好武器的，不久前发生的绥远抗战中，红军还派出了空军去支援傅作义的绥军，并击毁了敌人的坦克，只不过这份功绩被国民政府安在了阎锡山的头上。

　　（红军并没有掩饰自己空军的存在，只是没有透露飞机相关型号，绥远的战果被新华广播电台多次播报过，在苏区并不是什么机密，在国统区也有人知道，只不过很多人并不太相信。）

　　斯诺也听说过红军如今控制的区域占中国西北的一大部分，而且似乎与苏联接壤，也许对方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所以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武器。

　　事实上，他甚至听说过红军的空军，当然那个时候他在国统区，负责接待他的人员表示红军都是一些穷鬼，被委员长从江西赶去了西北，现在吹嘘自己有空军肯定是胡说八道，不过阎主席那边的空军其实也不怎么样，真正最好的空军还是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所以斯诺没有跟黄华犟嘴，而是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看一看红军的空军长什么样。

　　黄华表示自己没有这个权限，还是要看首长们怎么安排，红军的飞机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们被安置在哪里。

　　......

　　不过在刘智丹和徐子敬来看斯诺前，斯诺先看到了另一场“稀奇”。

　　他观看了一场公审。

　　准确的说，中央在准备接纳斯诺在苏区参观的时候制定了一整套流程，持续时间在3-4个月左右（历史上这个计划是93天，其中一半时间要用来赶路，不过现在苏区的内部道路都是修缮过的，又有汽车，所以效率高一些，当然，苏区的规模也远胜以往），陕北作为第一站，中央交给陕甘省委的任务是把苏区的真实面貌展现给这位外国记者，注意别展示太先进的东西就行（比如皮卡的倒车影像）。

　　对于陕甘省委而言，这个权限放的太开，时间又匆忙，所以大家反而有点瞻前顾后，最后还是朱理治表示，不如让对方看看红军这边的公审，若是对方能够接受，那就说明是比较开明的外国友人，后续的流程反而好开展，如果对方立即指责红军，那就说明对方只不过是打着友善旗号的资产阶级走狗，趁早送出苏区对双方都好。

　　刘智丹和徐子敬都觉得这个计划虽然有点糙，但是确实有些吸引力，于是都同意，又上报了中央，天水方向考虑了一下，最后也同意这种做法，但是要求公审的对象一定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提前要跟斯诺说清楚，免得对方以为红军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

　　这场公审的对象是一个叫赵连璧的土匪。

　　对方早年拉一支队伍进了山，还立了个规矩，不抢孤儿寡母，抢了地主的粮还分给乡亲们，十里八乡的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管他叫“赵善人”。

　　后来刘志丹和马锡五在南梁一带活动，赵连璧主动找上门来，投了红军，成了南梁游击队的一名大队长，早先在战场上也确实立了功，缴获了不少物资，结果查抄土豪的时候违反纪律，不经审判就杀了地主家的父子，又把财物全都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来还没到不可挽回，陕北特委准备要严肃处理他，结果赵连璧一听说要查他，立马割断了电话线，断了和上级的联络，带着二十多个亲信卷走了队伍里最好的枪支和财物，重新当上了土匪。

　　然后他又纠集了一帮人，趁着夜色摸进了安塞县城，想要报复当地苏维埃干部，彰显自己的厉害，结果当地值夜的民兵警觉，见势不对就开了枪，赵连璧心虚以为红军早有准备，就带人逃走了。

　　刘智丹听闻这个消息后认为这个赵连璧的情况恶劣，不能轻放，必须赶快处置，于是徐子敬这边派出精兵强将，迅速抓住了赵连璧及其手下，然后关起来准备依法处置。

　　几个人不知道这个赵连璧如果没被抓住的话，将来不但会大闹安塞县，杀害当地的干部，还会血洗红军后方的医院、投靠日本人当特务、解放战争时候灭门农会主席，不过就算是目前的情况，赵连璧也免不了一死——身为土匪杀地主分钱和投奔红军后不经审判杀人吞财是不同的概念，没什么意外的话，公审完了赵连璧就要枪决。

第251章 斯诺日记（二）

　　———斯诺日记（二）———

　　今天我看到了一场审判。公开的，在村口的打谷场上。

　　事情来得有些突然。邓元钊早上找到我，面色比平日更严肃些。他说，今天苏区要公审一个罪犯，问我是否有兴趣观察。他强调，这人罪行严重，并非普通纠纷，并提醒我场面或许会令人不适，红军尊重我的意愿。

　　我立刻嗅出，这或许是他们对我某种隐晦的“测试”。我几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窥见一个政权如何行使它的司法权呢？

　　审判法院设在一处广场，黄华说这是打谷场，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黑压压站满了人。农民、士兵、妇女，甚至还有孩子骑在大人肩头。一个简单的木台上有几张旧木桌排成一列，上面坐着几位表情凝重的红军干部，黄华指着其中一位说对方是刘智丹主席，另外几个他也不太确认，不过应该也是陕甘省委的首长们。

　　很快就有几个人被五花大绑押上来，打头的叫赵连璧，他被绑着押上来时，人群中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

　　我听到旁边有老汉低声叹气：“唉，赵善人，咋就走到了这一步。”

　　这称呼让我一愣，于是让黄华帮我翻译下，以免我听错了。

　　翻译断续的讲述和主席台上审判人员的宣讲，我勉强拼凑出这个被审判人员的故事：一个曾劫富济贫、得了个“善人”名号的土匪头子，后来投了红军，立过功，却又因贪污和擅自杀人违反纪律，律最终叛逃，甚至企图袭击县城。

　　审判过程出乎意料地有章法，没有咆哮，没有恐吓，也没有法官拿着法槌敲击，这场公审主要是靠着红军战士维持秩序。主审的干部一条条陈述赵连璧的罪行，包括何时何地，杀了什么人，拿了哪些不属于他的财物，如何切断联系、携枪叛逃，又如何策划夜袭。

　　每说一条，便问赵连璧“是也不是？”起初赵连璧还梗着脖子辩几句，声音却在越来越多的具体细节和证人指认下低了下去。

　　证人里有被他打过的老乡，有当初一起投红军的伙伴，也有那晚值夜、发现他们企图偷袭的两个民兵，其中一人还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脱下外套，展示当晚交战时候受的伤。

　　令我惊讶的是群众的态度。开始时现场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念叨他早年分粮的旧好，这个情况是审判人员没想到的，但是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站出来求情，表示红军要打鬼子了，让赵连璧戴罪立功吧。

　　不过赵连璧反而不买账，反而大声喊什么成王败寇，他不觉得自己有错，还说当晚自己可惜了，要是早知道只有两个民兵值班，肯定不会逃走。

　　于是台子上的领导们商量一下，最后刘智丹站了起来。他冲着大家喊：“乡亲们，同志们。红军不是土匪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我们有纪律，比命还重的纪律。今天饶了赵连璧，明天就有人敢犯更大的纪！红军保护人民，谁要是把枪口对准了人民，对准了自己的同志，哪怕他过去有天大的功劳，红军也决不饶他！”

　　判决是死刑。赵连璧被带下去时，脸色死灰，先前那点牛仔风气荡然无存。随着一声枪响，场院里的人群渐渐散去，议论纷纷，但多数人的脸上是一种释然。

　　公审结束后约莫半个钟头，邓元钊引我到了一孔更为宽敞的窑洞。刘智丹和另外几名红军的领导在这里接见了我，邓元钊向我介绍，除了刘智丹外，剩下几个人分别是红军在陕北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徐子敬、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智和副书记郭红涛。

　　我走进去时，刘智丹正脱下他的棉军帽，拍打着上面的尘土。他和公审台上那个威严的宣判者判若两人，此刻脸上带着一种略显疲惫的朴实。徐子敬原本在打量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简陋的陕甘地图，见我进来便转过身，朱理智和郭洪涛已经坐在了长条木凳上。

　　然后刘智丹就热情地迎上来与我握手，他的手掌粗糙有力，笑容坦率，仿佛刚才的疲惫不曾存在。

　　“斯诺先生，今天这场面，吓着你没有？”徐子敬开口便是直奔主题，于是我也老实回答：

　　“震惊多于惊吓，徐将军。程序与西方迥异，但我看到了民众的参与，也看到了你们执行纪律的决心。”

　　刘智丹请我坐到炭盆边的木凳上，自己也拉过一张椅子坐下：“让你见笑了，斯诺同志，按说该让你先看看我们好的地方，丰收的庄稼，热闹的识字班，或者山洞里工厂。

　　可朱理智同志讲，遮遮掩掩，反而不美。我们红军，苏维埃，是在这么个穷地方、苦地方闹革命，家底薄，问题也多。问题怎么解决？就是靠纪律，靠规矩，光明正大摆出来解决。赵连璧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革命要洗刷旧世界，先得洗刷自己队伍里的污泥。”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朱理智也看向我，不过对方没有说话，也没有对刘智丹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表示不满，倒是徐子敬大手一挥：

　　“影响？当然有影响！让那些还想脚踩两只船、带着旧队伍坏习气的人看清楚，进了红军的门，就得守红军的规矩！功是功，过是过。立了功，我们给他戴红花；犯了纪，尤其是这种对着老百姓和自家同志下黑手的情况，天王老子说情也没用！”

　　他顿了顿又说，“话说回来，真心跟我们走的大多数人，看了今天这事，心里反而更踏实。为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规矩是铁打的，对谁都一样。这比一百句空头保证都管用。李委员说要克服山头主义、江湖习气；什么是江湖习气？这就是江湖习气！”

　　朱理智也第一次开口：“这也是一种教育，斯诺先生。对群众，对士兵，都是教育。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另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旧政权。苏维埃的法令不是贴在墙上的纸，是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维护的。今天到场的乡亲，都是见证。他们会把看到的、听到的带回去，不要觉得这样的人被枪毙可惜，此前我们红军也有战士管不住手脚，抢夺群众的财产，也是枪毙了一些人，才把这种势头遏制住的。”

　　谈话就这么深入起来，郭洪涛也参与进来，询问我在美国的时候，法官是怎么审判这种案件的。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只好实话实说，不过我也提到在国统区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这句话一出，几个人都很震惊，郭洪涛甚至从椅子上站起来，声称这么不可能，红军的纪律要比白军好很多。

　　然后我就补充说，我见到的国军当中如果有人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他们的长官大概率会袒护他们，而且国军士兵也不会去抢劫有钱的地主，而是和他们一样贫苦的老百姓，所以不会出现今天公审的案子一样的情况。

　　他们用了几分钟才理解这种幽默，然后郭洪涛就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说自己刚才态度不好；我也为自己不合时宜的幽默道歉，这么一来，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不少。

　　随着谈话深入，我问起他们如何看待南京方面的“剿匪”，问起他们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也问起这片贫瘠土地上的生计。

　　于是刘智丹、徐子敬、朱理智向我介绍了陕北苏区的情况，包括边区政府的各种尝试，贸易的、教育的、生产的、训练的，不讳言困难，语气里却总有一种笃定，红军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抵御日本人做准备，当日本人不再缓慢蚕食中国的时候，他们也会行动起来。

　　他们几乎不谈论遥远的莫斯科，也不引用拗口的理论。他们谈论的是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战斗、具体的人命和粮食。这和我接触过的任何中国政客、将军都不同。他们更像一群极度务实、背负着巨大压力却又信念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炭火偶尔噼啪作响，映着他们坦诚而疲惫的面容。我记录的速度几乎跟不上他们提供的信息和见解。不知不觉，夜色已深。

　　告辞时，刘智丹送我到窑洞外，借着满天的星星，他忽然说：“斯诺先生，你多看看，多问问。好的，坏的，都看。我们欢迎你对外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相信你写出来的东西对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革命有作用。”

第252章 打架风波

　　———1936年12月，兰州———

　　自从红军解放甘肃之后，这里就变成了苏区的后方，红军一边派遣部队向西肃清河西走廊残敌，一边在当地建设兵工厂、被服厂，等后来网友们送来了五小工业的设备，这里就变成了红军的工业基地之一。

　　在更多的红军政工干部被安排过来后，苏维埃证券也开始稳固下来，原本残存的地主势力的土地被没收，重新进行土改，将其分配给无地农民，对于没有劣迹的中小地主暂实行“减租减息”，以观后效。

　　早先红军派遣工作队深入临夏、甘南等回族、藏族区域，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保护宗教场所，争取宗教领袖支持（如邀请阿訇参与协商会议），还尝试组建“回民民兵”。

　　早先因为红军的军事力量，当地的少数民族还是比较收敛的，也就是闭门不出，商店停业，对“共产共妻”等谣言依然相信（源自早年国民党的宣传），红军表露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回民区不食猪肉、不进清真寺的做法后，少民群体的抵触情绪少了一些，但是配合程度还是不怎么样，于是红军又派少数民族干部和宗教人士先行联络，用本民族语言宣传政策，针对灾情发放粮食、药品，修复水利、帮助恢复生产，以实际行动打破隔阂。

　　这样下来，普通民众倒是好了些，不过一些地方实力派还是希望能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兰州其实已经算好的了，青海、甘南、川西北藏族地区许多许地方甚至保留了千户、百户制度，部落武装独立性强，头人维持土司权力，部落民众“只知有头人，不知有国家”，部分头人视解放为“夺权”，勾结马家军残党叛乱。

　　尤其是红军禁止种植鸦片，一些地方势力便想着靠自身的武装力量维持特权，种植鸦片，彭得华当初跟林月华等人说的虽然轻松，但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红军该动手的时候也不再含糊。

　　经过红军一系列努力，甘肃这边情况情况已经好了很多，而青海地区依然有不少没有完全清剿的匪患，特别是靠近西藏地区交界的地方，藏区土司还会为叛匪提供庇护，所以西北野战军目前的作战任务依然在继续，彭得华已经在向中央请示，要不要趁现在日本人还没全面侵华，把西藏也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