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65节

　　茶会的名头自然是要向社会各界募捐筹款，养育此前绥远抗战中阵亡将士的遗孤，不过言谈举止间，宋美龄便不动声色地将话题从孤儿保育自然而然引到了时局。

　　“这些孩子的父亲，多是牺牲在抗日前线的英雄。”她轻轻叹了口气，“如今我家介石虽在溪口休养，每每念及前线将士与遗孤，总是夜不能寐。他常说，个人进退事小，国家前途事大。”

　　英国总领事的夫人关切地问：“听说常先生对目前局势，很有见解？”

　　“他一介武夫，能有什么见解。”宋美龄摆摆手，“不过就是惦记着，各方力量如何才能团结一切，维持好这局面罢了，如今国内复杂得很，他也只是干着急。”

　　美国总领事的夫人随即也表示了关切——这些夫人们的茶余饭后的“交流”往往会变成丈夫们笔下“非正式但值得注意的社交圈舆情”，而宋美龄也随即顺着又说了说常凯申的近况，嘴上说是闲聊，但听在两位深谙中国政治复杂性的夫人耳中，却勾勒出另一幅图景——常凯申虽退居溪口，但黄埔系将领、地方实力派，乃至躁动不安的少帅（张学良），都还在他的影响力辐射范围之内。

　　倘若将来中国政局不稳，那么最合适出来收拾残局的，依然还是他常凯申。

　　......

　　南京政府虽然决定要找皖南或者赣西的苏区再打上一打，转一下社会舆论问题，不过这种大规模作战肯定不是一两天就能准备好的，孔祥熙再次表示没钱，此前重建中央军以及北方赈灾已经要了他的命了，法币又加印了一批，现在当政的又不是常凯申，他反倒是有点当初宋子文的架势了，汪兆铭和李宗仁找他要钱，他就把那套经济理论在嘴上翻来覆去说一遍，反正不可能多印钱，上次赈灾加印的已经影响法币稳定了，本来一百块就能买两头牛，现在已经需要一百二十块了，虽然可以解释为市场波动，不过法币一共也才推出不到一年，若是按照这样的速度下去，用不了几年，法币的价值就要折半，到时候看你们谁承担的起这个责任。

　　汪兆铭变不出更多的钱来，也使唤不动中央军，就问李宗仁能不能让两广的军队去剿共，粤军和桂军也是有名的强军，打一个刚喘过气的苏区总是没问题的吧？

　　李宗仁立刻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先不提中央军此前刚在几处苏区吃过亏，就算粤军和桂军真的可以胜任这个任务，难道他要让自家的兄弟们自掏腰包去剿共吗？这党国又不是他李宗仁的党国，就算将来有朝一日他李宗仁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也不能做这种事情。

　　孙科这时候就凑上来表示理论上中共应该听苏联的，只要中华民国这边和苏联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达成一些协议，然后让南方的中共部队撤到他们西北的新地盘去，不再干涉他们闹共产主义，也许就能皆大欢喜了，反正西北此前也不被国民政府真正的管辖，实际掌控者要么是马家军，要么是盛世才，同样不能给中央带来赋税粮草和兵员，既然如此，交给马家军和交给红军也没什么区别，国民政府不过是付出原本就不在自己治下的土地，换来的是核心区域的红军的消失，岂不美哉？

　　汪兆铭和李宗仁没法当面说孙科幼稚，只好哼哼哈哈说此事需要从长计议，中共未必就那么听苏联的话，就算真的听，以国民政府的信用和双方的血海深仇，指望让对方北上就拿到对方的地盘，多少也有点不太可能。

　　于是南京新国民政府只好一边内部扯皮一边尝试做些什么，可惜从实际表现看，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第230章 销售商品的小插曲

　　在南京和奉化两处自认为是中华民国真正的领导者的大佬们殚精竭虑的时候，来自西安方向的各种小商品开始流入华北、华中地区。

　　这些小商品号称是苏联货，虽然一些有见识的少爷小姐们知道苏联货质量不是太好，名声也不如西洋货，但是在大部分人看来，苏联也是洋人，他们的货物自然比国货“更权威”。

　　最畅销的自然还是张学良早先就看好的尼龙丝袜——这种丝袜轻薄如蝉翼、弹性贴身，最重要的是透明，非常符合时尚女郎们的需要，流入华北后，非常受社交名媛、女学生的欢迎，便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和手头盈余的家庭妇女也会买上几条，并冠以“现代”、“摩登”的口号。

　　而后很快有脑子活络的商号采购之后火速运往上海，也有另辟蹊径运往武汉乃至广州的，毕竟这个时候中国知名的歌舞明星、电影演员和舞女高度集中在上海、香港等地，她们的职业需要展示形体美，而尼龙袜恰好有助于提升形象、吸引观众。

　　而青楼自然也不甘示弱，相比前几种人，青楼的头牌们有钱，便是普通姑娘咬咬牙也买得起。

　　而女性市场的火热连带着许多男性也买丝袜来作为礼品送人，卫道士们则认为过度暴露，批判其“有伤风化”。

　　当然他们的批判反而加剧其在叛逆青年中的流行。

　　不过以上情况只局限于各大城市，在偏远一些的乡村，丝袜被视作“放荡”的象征，只有地主老财会给自己的受宠小妾买上一两条，其他人是不敢沾染的。

　　相比之下，名声更好的则是填补低端市场的机械表。相比相市面上的高级货，这种机械表一块只要十五个大洋或者二十法币，大约是普通公职人员或熟练工人不到一个月的工资，相比其他的高级进口货或传统钟表，这种机械表便于携带，功能又多，很多囊中略有钱财的人家都愿意买一块。

　　相比之下防风打火机倒是没想象中畅销，虽然防风，不过定价5元1支，对于月薪十几元的警士或工人来说依然是一笔需要仔细盘算的“大额消费”，倒是对于月入几十元以上的职员而言可以负担，不过他们又用不太上。

　　反倒是因为上面有“时来运转”、“诸事皆宜”、“福禄双全”之类的吉祥话，非常受各种青皮流氓和赌场混混的欢迎。

　　手电筒也很受欢迎，不过买得起的依然是中产，相比这个时候市场上来自美国、日本的洋货和广州“虎头牌”等为代表的国货，这些苏联货的个头更小，亮度更好，只不过用的是更加少见的“五号电池”而非市场上更常见的“一号电池”，其小巧的体积和相对较短的续航在许多人看来反而不如使用大号电池的传统手电筒实用。

　　不过依然有许多人愿意买一个，还有一些被在华的日本人买走了，毕竟因为两国剑拔弩张的政治关系，日本人想买到“真正的苏联货”极其困难，通过正规渠道几乎不可能获得日常苏联商品，走私是唯一可能但风险极高的方式。

　　尤其是这种手电筒的外部材质看起来并非铁皮或黄铜，而是某种合金（注意，这是廉价手电筒，并非更贵的防爆手电筒）。

　　日本情报人员在察觉到这种手电筒的异常后就开始购买更多的手电筒，并送往后方尝试分析当中的工艺。

　　日本的工程师无法理解LED的原理，也不明白为什么这种“灯丝”不会因为频繁的启动发黑，最后只能得出结论，苏联人使用了某种未知材料制作了这种手电，而且成本不会太高（因为手电筒的价格并不是那么昂贵），这意味着苏联人的材料科学和固态物理学发展程度超过帝国。

　　然后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驻屯军（天津）立即警觉起来，如果说工程师们只是从工艺上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作为华北日军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国驻屯军的站位就要高得多。

　　他们立即联系了天津特务机关和天津领事馆，尝试调查这些手电筒的来源，以及在其他地方是否发现过类似的物品。

　　毕竟这是首次获得苏联工业与科技已实现“代差级”超越的实物证据，对方甚至把这种东西当成民用品卖到中国来，而与此同时，日本手电筒还在使用白炽灯泡，照明效果和重量都不如苏联货。

　　而且这种苏联手电筒品控极佳，意味着背后存在一套精密且标准化的工业体系，苏联人自己肯定有更好的手电筒，没准还有针对夜战的军用特化版。

　　而苏联能将这些“高科技”产品以消费品形式倾销中国市场，证明了其恐怖的生产力与成本控制能力，也许还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如果日本吞并中国，不知道苏联的反应是否会更激烈，还是继续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

　　于是天津和北平的特务机关开始调查批发市场、货栈，审讯中国商人，尝试确认商品流通途径，又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最严厉抗议，要求全面查封“苏联货”，否则将视为“敌对行为”。

　　当然也内部警告日本侨民不得购买、倒卖这些苏联货，不过这不妨碍日本军方自己在悄悄购买（以及名正言顺地查封），毕竟在试用过后，日本军方确认这东西比自己配给士兵的老式手电筒要好用很多。

　　同时一小部分样品被送去关东军，毕竟中国驻屯军认为仅靠自己无法说服东京这是一场“苏联经济侵略”，也没法让日本对苏采取更强硬立场，但加上关东军就不一样了。

　　关东军这边自然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不过他们想的更多，如果苏联人在民用产品上有如此的成就，那么他们在重工业上的成就如何呢？他们在军事上的成就又如何呢？

第231章 庸人自扰

　　要知道占领东北后，日本陆军一向主张北进，依托中国大陆为腹地向西伯利亚扩张，其头号假想敌是苏联；而海军则主张“南进”，意图在确保对中国大陆霸权地位的前提下，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头号假想敌是英、美。这两种主张争执数年，直到几个月前，广田弘毅内阁通过的《国策基准》中采取了折中方案，确立了“南北并进”的方案，要求陆军准备对抗苏联，海军准备对抗英美，那么作为陆军，就要最大限度准备与苏联的战争。

　　而日本对苏联的情报收集却处于一种“积极全面但认知扭曲”的状态——行动上高度积极、投入巨大，但认知上又充满傲慢和种族偏见。

　　关东军主导的情报工作手段积极且无底线，以中国东北和库页岛为基地进行渗透的过程中，无论是派遣间谍、招募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又或者利用日本驻苏联武官都是当用则用，同时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频繁抓捕“苏联间谍”。

　　按说这种情况下，日本对苏联的情报不能说了如指掌，至少也该是一知半解，可惜无论情报人员还是日本军方都瞧不起这个曾经的手下败将（日俄战争），在经过大量的情报搜集后，日本陆军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鉴于苏联正在开展“大清洗”，大量军官受到牵连，由此可以判断苏军战斗力严重削弱，关东军更是狂言“1个师团可打苏军3个师”，拼命贬低苏军战斗力。

　　虽然海军认为这是陆军为了完善自己的“北上”理论而吹的牛皮，不过陆军方面坚决否认这一点——他们确实以苏以联为头号假想敌，其存在价值和庞大预算都依赖于此，所以他们迫切需要证明苏军“外强中干”，以便为“北进”争取资源，那些显示苏军虚弱的情报自然就更受重视，相反，苏联正在建设的“机械化战争”体系（大规模的坦克集群、远距离炮兵支援、复杂的后勤）在日本陆军看来是懦弱的表现，自己熟悉的“武士道”精神能压倒一切技术优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对于发现的这批“苏联货”如此重视，是因为它们的存在让此前的日本情报系统陷入一个悖论：

　　如果苏联是虚弱、外强中干的，那么他们就不该有这么先进且难以理解的产品。

　　而如果苏联的产品先进，那么他们就不该是外强中干的。

　　这种结论在诞生之初就被日本陆军迅速否定，“苏联突然在科学与工业能力上实现了无法理解的飞跃”的可能是绝对不能存在的，否则可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战略混乱，于是在经过慎重地讨论后，日本陆军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商品一定是苏联通过欧美制作出来的定制品，低价售往中国是为了给日本造成认知误差，属于“认知战”和“情报战”的一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商品在其他地方不曾出现过，因为它们是“实际成本更高”、“贴钱赚吆喝”的存在。

　　反过来讲，苏联采取这种做法而非直接的军事威慑行动，更说明了苏联的外强中干。

　　总之，在关东军参谋部的精英们和技术官僚们一通自我说服后，大家得出了预想中的结论，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严格的训练和武士道精神，而非讨好妇孺的发光玩具和丝袜；一切仍按原定对苏战备计划加速推进。

　　不过无论宣传口径如何自欺欺人，日本陆军，尤其是身处最前线的关东军，其参谋机构的职业军事素养和根深蒂固的危机感仍驱动他们以“料敌从宽”为原则实际备战。

　　比如继续强化对苏远东工业区、交通枢纽的侦察渗透工作，尝试搜寻可能存在的“新型轻金属冶炼厂”、“特殊化工设施”，因为有人认为苏联人可能真的有生产这些商品的能力。

　　紧急向本土研究所下发技术评估请求，要求分析苏联可能在军事上存在超过T-35的更强大的武装，比如“军事黑科技”或者某种“决戦の兵器”，以及日本能拿出来的对策，这种目标模糊的要求让研究所觉得“军方的马鹿是不是在消遣我们”，但最后还是挠破头研究防御“高强度照明干扰”与“未知能量武器”（他们想象中）的技术。

　　当然，这个消息也不免传到了海军的耳朵里，“南进派”一边嘲笑陆军的小题大做一边用对方的理由论证北进的危险与不可能，要求全力南下。

　　而听到嘲笑的“北进派”则反过来表示“应当消除迫在眉睫的终极威胁”，要求提前对苏发动预防性打击——这当然被认为是瞎胡闹，如果苏联真这么强，那么现有的所有准备都是不够的，日军必须准备更先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来应对苏联可能存在的超过T-35的超重型坦克。

　　对付这种可能的坦克，自然需要同等级别的坦克，于是陆军就要求技术人员拿出可行的方案来，尽管技术官僚辩解称如果不解决发动机、轴承、无线电等基础工业短板，很难创造出军队要求的极端性能指标的“样车”和“样炮”，但是陆军主流（以作战课和激进派军官为主）迅速拿出来一个无法辩驳的逻辑闭环，帝国需要的是奉献而不是抱怨，发动机的差距可以用飞行员和车长的必死信念来弥补，设计问题可以用工匠精神克服，只要工程师像前线将士一样拿出钻研精神来突破难关，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还有最常用的甩锅理由——资源都被海军浪费在巨舰上了！

　　不过不管怎么嘴上喊，“重装甲实验车”和“大口径坦克炮”显然都不是仓促间能研究出来的，于是讨论到最后，就变成了依靠“特种弹种”和大威力炸弹来解决问题。

　　虽然也有人提出，如果使用“特种弹种”，苏联人会不会对等报复，不过很快就被“苏联进行了大清洗，军队肯定外强中干”的理由堵了回去，至于“为什么苏军外强中干我们还要担心对方有危险”，自然是因为我们料敌从宽！

　　当然另一个日本陆军私下里的说法更能解释他们的想法——己方在东北经营已久，有防御纵深。报复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且将来德国人进攻苏联，苏联的注意力应该还是集中在西边的。

　　不过不管再怎么唱高调和压力技术官僚，日本陆军也知道短时间内是拿不到成果的，所以他们依然只能等。

第232章 稚嫩的空军

　　———1936年11月，天水———

　　首长们不知道网友们送来的物资经过张学良的渠道辗转卖出去之后居然引发了日本人如此的联想。

　　由于此前在西北四马那里缴获的黄金被网友们不断换成粮食、衣服、药物、军火、机械设备送回，外加无数深水井在抽取地下水帮助苏区民众渡过难关，所以目前苏区的情况还不错。

　　甚至还有其他省份的灾民因为在当地实在活不了，逃难来苏区求生的。当然这当中肯定有国军的探子，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都被留在苏区外围，而不得进入更核心的位置。

　　这个核心之一就包括天水这边的机场。

　　如今红军的飞行员分成两批，一批远赴苏联求学，另一批则在本地学习，以便尽快熟悉红军自己的飞机。而天水党中央的首长们忙完了工作之后就会抬头看看今天从城外飞过的是哪一种飞机。

　　如果是波-2，那就肯定是新学员，如果是伊尔-2，要么是教官带着在天在上飞，要么是比较熟练的学员，如果是拉-7或者是雅克-3，那就是航校最熟练的几位老师。

　　“今天是波-2嘛？看来冯达飞没熟悉他的爱机。”教员抬头看了看，冲着身边的警卫员说道。

　　他的警卫员覃恩忠连忙回答：“李委员，上次冯校长说过，航空燃油消耗速度比较快，每次都需要从延安运过来，为了备战需要，所以减少了一些飞行实践，以理论知识为主，学好了再飞。”

　　李德胜呆了一下，这才点点头：“对，是有这么回事儿，我们的油田产量还不错，不过到处都要用油，他们生产的燃料有限，既要供飞机，又要供汽车。”

　　然后他掐灭烟头：“走，我们也去听听课。”

　　......

　　航校的教室是临时建起来的，由于工程匆忙，尽管使用了现代送来的水泥，还是有点漏风，所以航校的老师学生们在墙上又铺了草垫御寒。

　　讲台上，乐以琴正用木棍指点着一块简陋的黑板，上面挂着一张仪表图：

　　“记住喽！这个是空速表，是最关键的仪表之一，告知你们飞行速度，防止失速；这个是高度表，指示飞行高度；这个是简易陀螺地平仪，帮你们确认俯仰和滚转姿态——主席好！”

　　因为看到李德胜带人从后门探出头来，乐以琴连忙立正，然后教室里的学员们也顺着回过头来，有人想站起来问好，不过李德胜摆了摆手：

　　“都不要起来，继续听课，我就是来看看。”

　　“是！”乐以琴立正敬礼，不过这课明显讲不下去了，于是教员便干脆坐下来，询问教学进展如何。

　　如果是党员或者老红军在这里，那大概会回答“坚决完成教学任务”，不过乐以琴听到这个问题后立刻哭丧脸：

　　“报告主席，学员们的精神是很好的，就是教学进展太慢了，主要是最好的那批学生都派去苏联了，现在剩下的都是重新选拔的学生，不少人不懂物理学和动力学也就算了，数学都难啊！”

　　这个时候的红军内部扫盲工作虽然普及，但是大部分战士只能认读数字、百以内整数的加减法，认识钟表、货币，完成扫盲后扩展到千以内数的加减法、简单乘除(如背诵“九九乘法表”)、基本记账和统计，胜任班排级别的工作需要，只有通信、测绘等专业工作的战士才会学习小数、分数四则运算，并能应用于电流、电阻等具体物理公式的计算，所以教员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惊讶，而周围的学生也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显然是每天的文化课上没少让乐以琴跳脚。

　　尤其是红军的飞行员选拔第一要求是政治过硬，然后又要求身体素质和视力，最后还要求身上不能有大的疤痕，所以数量有限，送去苏联一批人之后，剩下再选拔出来的学员的素质就更糟糕一点。

　　就这还是放宽了标准的——本来要求身体上没有疤痕，不过红军这边的战士经过多年作战，又从江西一路打到西北，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有伤，冯达飞跟朱建德解释了半天“伤口上天后可能因为剧烈的飞行动作而崩开”，后者听完后点点头，又表示“现在我们的情况有限，能选的学员就这么多，这就跟肚子饿了吃地瓜一样，地瓜皮脏点就脏点，反正吃不死人，先将就着选一些飞行员培养着吧”。

　　于是这才勉强选拔了第二批飞行员，在上面几轮要求过后，文化素质就被放在了最低程度的要求，乐以琴和王昱焜每天轮流负责文化课和飞行课，可惜进展还是比较慢。

　　教员点点头：

　　“我明白，飞行是件很重要很困难事情，但是我们的时间有限，必须尽快打造出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请你们想办法针对性教学了，要又快又好地完成培训工作，但是也不能蛮干硬上，无论是你们，还是外面的飞机，都是红军宝贵的财产，培训工作一定要讲科学。”

　　“是！”

　　然后他又转向现场的学员：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没正经上过学堂，看见数学符号和公式就头疼。这不怕。我们当初闹革命，也没人教过怎么建立苏维埃。办法只有一个：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哪里不懂，就在哪里把它搞懂。飞行是顶精密的科学，可再精密的科学，也是人总结出来的，只要用心，就一定能学会。”

　　这次换成其他学员大声回答“是”了。

　　警卫员覃恩忠从后门探进头，低声说了几句。李德胜点点头，对乐以琴说：“具体怎么结合，你们这些专家多想办法。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学员们内部搞互助小组，让数学最好的学生去当老师给其他人补数学，让物理好的学生给大家搜集物理实验的材料，在实践中学，学了马上用。对了，刚才我过来之前看到天上有飞机飞，是王老师在教学么？”

　　乐以琴连忙回答：“报告主席，是王昱焜在带学生，之前那批学生大部分都去苏联了，只有陈少杰和云贵川留下来，防止作战时候我们缺帮手，现在在天上飞的就应该是其中一个。”

第233章 年轻的战士

　　在天上飞的正是云贵川。

　　他是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这个名字还是当时的红四团二连的连长廖大珠和其他战士一起给他起的，由于一路战斗顺利，他也没受什么伤，后来红军选拔飞行员，廖大珠看他身体健康，便推荐他参选，一来二去便选上了。

　　然后在经历以一系列教学和试飞后，他和陈少杰分别跟着两位教官参加了绥远抗战的空中打击任务，然后就被留下作为执行任务的后备人员，没有像第一批学员那样去苏联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