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64节

　　察觉到此事的伍豪判断这是因为王铭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代言人，其“百分百布尔什维克”形象是共产国际权威的象征，公开处理他会向外界传递中共与共产国际内部混乱的错误信号。

　　不过从接下来的工作中看，虽然王铭保持了在共产国际的职务，但在涉及对中共的核心指令、情报传递和人事评估时，共产国际不再经过他那套路线，而季米特洛夫也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交流中表示来自中国的情报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保证准确、清晰地传达，便于共产国际做出基于现实的决策。

　　很显然共产国际希望不搞公开清算，避免政治震动，不过遗憾的是王铭并不领情，他直接向季米特洛夫表达了不满。

　　于是季米特洛夫只能私下约谈对方，他没有提及具体检举材料，但还是指出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共本土领导层与代表团之间在某些情况沟通上可能存在不够顺畅之处，为了更好指导中国革命，希望王铭能更多、更原原本本地传递国内同志的各种意见和实际情况，包括分歧和困难。

　　王铭没本事向季米特洛夫或者斯大林发脾气，不过他还是在代表团内部发了火，并表示这是有人在暗戳戳搞分裂。

　　王铭这通火发得厉害，拍桌子摔文件，伍豪将这一切收在眼底，还是出于公心劝对方不要生气。见状，代表团的大家也都尝都试安抚他，可散了会人就三三两两往外走，平日凑近说话的，如今脚下快了两步；走廊上低声交谈的，见他来了，话音便不自然地断了，只剩点头示意——季米特洛夫约王铭私下谈话的事情大家或多或少都有耳闻，如今看王铭的模样，怕是风向要变。

　　又过了几天，国内来电，询问东北方向抗联的同志们如今是什么光景。代表团的大家都觉得这或许是个缓和此前事件的好机会，毕竟东北抗联情况最糟糕，国内党中央又联系不上他们，只能干着急。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边理应是连通关内外、上传莫斯科最直接的枢纽，此前他几次寻了由头向王铭探问东北抗联具体的联络渠道与当前情况，王铭的反应却总是含糊，先是推说电台不稳定，陆上原有渠道因日军封锁已然失效，新的尚未建立；被问得紧了，便抬出“保密纪律”、“单线联系”搪塞，听起来是将那点联络关系攥成了个人的权柄。

　　这次国内来电，伍豪便又问，王铭不耐烦了，便说“国内应该先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尽快落实统一战线的事情”，伍豪终于忍不住了，质问道：

　　“王铭同志，你是把抗联同志的联络渠道当成个人的筹码了么？你还有没有党员的觉悟？”

　　会议室里的空气伴随着伍豪这句话顿时凝固了。

　　王铭先是一愣，似乎没料到一贯持重周旋的伍豪会如此单刀直入。随即惊讶便被一股更炽烈的恼羞成怒取代，他“嚯”地站起身，用手指着伍豪：

　　“你！你这是什么话！筹码？觉悟？我看是你，还有国内某些人，被狭隘的经验主义蒙住了眼睛，看不到全局！东北的问题，是你们在西北敲敲打打就能解决的吗？那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环，需要的是莫斯科的全局部署，不是你们那种山沟沟里的盲目冒险！”

　　他越说越快，仿佛要将这些日子积压的憋闷、被边缘化的恐慌都借着这通怒火发泄出来：“统战统战，国内落实得怎么样？我看是有些人借着革命需要的名头搞独立，现在倒好，手伸到莫斯科，伸到代表团里来指手画脚了！你们这是怀疑共产国际的纪律，怀疑我的党性！”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往大家维持表面和气的努力就都被撕碎了。代表团其他成员脸色一变，有人想开口劝，却被这剑拔弩张的气势慑住。

　　伍豪没动，甚至没看那几乎戳到面前的手指。他只是微微抬了眼，开口道：

　　“王铭同志，根据中央最新指示，我现在要求你立即、无条件交出与东北抗联以及国内其他所有备用联络渠道的密码、呼号、人员名单及联络规程。这不是商量，是组织决定。抗联同志在冰天雪地里流血牺牲，不是给你在莫斯科当政治资本来捂着、等着谈价码的。”

　　“你无权决定！”王铭彻底失态，猛地挥开手臂带倒了桌上的茶杯，褐色的茶水溅了一地，“我是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这里的联络工作，轮不到你——”

　　后面的话他没说完，因为伍豪终于动了。

　　不是激烈的辩驳，而是毫无征兆地直接起身一步上前，动作快得只在旁人眼中留下一道模糊的影子。

　　他的右手如电探出抓住王铭指向他的手腕，左手按住对方的肩膀一压，同时左脚切入对方双脚之间对着膝盖窝一磕！

　　王铭只觉得一股完全无法抗拒的力道从手腕和后背传来，后半句噎在喉咙里，整个人已经失去平衡，随即被狠狠压在桌子上。他想挣扎，可那只扣住他手腕的手如同铁钳，实在挣扎不得。

　　“砰！”

　　沉闷的响声震得房间里所有人都是一哆嗦。

　　代表团的同志们瞠目结舌，看着那个平时总是不疾不徐、以理服人的伍豪同志，此刻像换了个人。他就这么一手牢牢控制着对方手腕压到背后，一手按住对方肩膀，身形稳如磐石，眼中却透出一股久违的、刀锋般的锐利和肃杀。

　　直到这时，许多人才恍惚记起，眼前这位温文儒雅、善于在谈判桌周旋的伍豪同志并非生来就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早年在上海滩的腥风血雨里，在特科的险恶战线中，他也是能亲手带队锄奸的。

　　而后伍豪才抬头扫了一眼惊愕的众人，声音也恢复了平稳：“还愣着做什么？请大家帮忙，王铭同志最近工作压力太大，需要休息一下清醒头脑。康生同志，立刻整理代表团所有通讯档案、密码本及联络记录，重点是东北方向以及所有独立于正常汇报流程的渠道，我们虽然在莫斯科，但是党中央的指示还是要落实的，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对其他战线奋战的同志们的负责。”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依旧试图扭动却徒劳无功的王铭身上，语气凛然：

　　“抗联的同志们的情况肯定比我们想象得更艰难，容不得个人私心作祟。”

第226章 备选

　　仅仅几天后，国内中央政治局会议便讨论并形成初步意见，随后向代表团传递信息，由代表团提出更换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申请，并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尽管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都听过了中共代表团内部发生的纷争，不过两个人都装作不知道，而是很快批准了这个更换负责人的申请，由伍豪担任代表团的负责人。

　　书记处的米夫闻讯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还是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代表团内部斗争的方式不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中共代表团内部这次的处理方式完全绕开了正常的讨论和评议程序，后来的一切不过是补办，这开了个先例，对国际的纪律和威信，恐怕...”

　　季米特洛夫放下报告，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望向窗外莫斯科阴沉的天空，见米夫还在喋喋不休，这才缓缓开口：

　　“彼得·米夫同志，你觉得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在办公室里为我们背诵一百条马列经典、却让中国革命队伍爆发内部矛盾的‘百分百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能把中国的革命主义者团结起来，有朝一日拖住日本的负责人？”

　　米夫一时语塞。

　　季米特洛夫慢慢转过椅子：“斯大林同志希望南京政府拖住日本，但是常凯申自己下野了，继任的汪兆铭虽然目前还在坚持，不过我们判断他随时可能倒向日本，若是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中共的同志们来接过这个担子了，我们现在没有放有弃王铭，仅仅是因为我们还不能肯定李德胜他们能不能承担这个重任，同时也希望南京政府能坚定抵抗日本人的决心，王铭是李德胜他们不能胜任相关工作时候的备选人员，但不是不可替代的。”

　　他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交给自己的秘书：“告诉中共代表团的同志，新的任命即刻生效。希望他们，嗯，工作顺利。至于你，彼得·米夫同志，我记得王铭是你的学生，你去做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好好配合伍豪的工作，中共代表团此前送来的磺胺技术非常好，帮助苏维埃赚取了大量的外汇，而且还让我们在外交工作上也顺畅了许多，对于中国同志的贡献，我们不能忽视，对于他们的一些小小的要求，我们也要通融，否则下一次，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同志们便不肯再相信共产国际的威信了。”

　　......

　　季米特洛夫提到的常凯申正在自己的老家。

　　目前他已经下野半年，这次下野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他第二次下野，甚至已经超过了他第一次下野的持续时间，哪怕表面上给再怎么风轻云淡，常凯申内心还是有点急了。

　　毕竟在他预想中的假币暴雷、中央军败绩、共匪做大、地方军阀不服、北方旱灾难控等多重困难中，接任的汪兆铭等人应该很快就疲于奔命，顾此失彼，紧接着这个草台班子就会在一片狼藉中不得不请自己重新出山。

　　早先形势的发展确实如同他所预料，不过很快，情况就莫名其妙稳定下来。

　　首先，法币居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孔祥熙说虽然依然能发现少量假币，不过从规模上看数量非常少，对整体经济影响不大，甚至不如加印的法币对物价的影响大，幕后黑手似乎不急着引爆这颗炸弹，所以他也只能试探性地和对方过招；宋子文在早期的“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过后，也对当前的情况非常好奇，两人发动自己的渠道尝试找出假币的来源，却发现这种假币主要集中在江浙沪一带，正是国民政府自己的核心区，反倒是与其他势力接壤处完全没有这种假币的痕迹，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是通过海上渠道在上海散播这种假币，可惜蓝衣社把守各个码头要道，抓了不少走私犯，就是没找到真正的假币渠道。

　　其次是中央军——虽然中央军连续受挫，不过在陈诚、薛岳的努力下，还是把大部分人都带了回来，并开始休整。靠着与德国的交易，中央军的调整师开始陆续换装。

　　当然，只有教导总队、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极少数部队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相对最接近标准；另有20个调整师是“混械”状态，仅有轻机枪和迫击炮为德械，重型火炮（如山炮、战防炮）普遍短缺，受限经费，步枪依然以汉阳造为主，中正式步枪占比有限；此外还有10个调整师的装备目前还没有到位，需要等下一批次。

　　只看换装和重建速度，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毕竟不久前，中央军前后有8个师在四川遭到重创，另有10个师在皖南、赣西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如果只看数字的话可谓伤筋动骨，不过等中央军撤回来休整后，以往流散在社会上的老兵以及这个国家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是让补充速度超乎许多人的想象。

　　其中大部分功劳要归于常凯申的提前布置——主要是靠着与德国的协议，大量的德械（虽然主要是轻武器）被运到中国，加上中国自产的武器，勉强补上了此前的缺口。

　　少部分要归功于现任南京政府担心爆发兵变而迅速筹款，前提是不考虑南京政府为此停了东北军的军饷。

　　原本常凯申以为张学良脾气再好也会闹上一闹，没想到张学良居然默默忍了，这让常凯申唏嘘自己的义弟的软弱的同时也在后悔早知道如此当年就不该给东北军那么多军饷，这些钱拿来干什么不好呢？

　　不过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居然没闹出乱子来，也让常凯申对他们的韧性有了全新的认识，将来若是能将东北军收入麾下，打散重组后未必不能委以重任。

第227章 忙碌的常公

　　在常凯申看来，如果说以上算得上民国政府内部小问题的话，红军的存在就是心腹大患了。

　　此前在西北会师的两支红军主力用很短的时间就消灭了胡宗南和西北四马，就在常凯申怀疑他们要跟杨虎城、张学良打起来的时候，对方诡异地停止了扩张，并开始对外宣传抗日、抗旱两套口号，同时欢迎全国的有志之士前往西北。

　　这种事情常凯申当然是不屑的，不过不妨碍有其他人真往西北跑，比如此前那个叫斯诺的记者去了匪区后就失去了消息，此外也有一些被红脑壳们骗到的年轻人想要去西北，他已经让戴笠严查此类情况，不得放人前往，同时又让戴笠想办法安插一些精干人士前往匪区，打着“进步青年”的名义去刺探情报。

　　据说共匪还喊出了“欢迎灾民来西北逃难”的口号，早先听到这个口号的常凯申还发出了嗤笑声，毕竟灾荒年月胆敢让灾民进入自己地盘的势力自古以来都是少数，尤其是那些自己本就地处灾区的，大部分势力的做法都是驱赶与隔绝灾民，保全核心区，防止秩序崩溃、疾病传播与资源挤兑，就算真的想要汲取灾民中的人力，也是去弱留强，不会一股脑留下，共匪这种做法无异于增加自己的负担，他们便真有那菩萨心肠普度众生，难道还能有足够的粮食来救灾么灾？怕不是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被灾民拖垮。

　　可惜戴笠手下搜集的情报显示共军真的在收纳灾民，甚至还在从匪区运出粮食赈济周边接壤位置的其他省份，而且也没有当地动乱的消息，倒是打听到此前红军似乎从苏联引进了很先进的打井技术，可以打深井出水。

　　于是常凯申就不得不重新评估红军这种做法带来的影响了，如果红军非但不会被灾民拖垮，反而有余力赈济周边，哪怕只能赈济一小部分，造成的影响都会是巨大的，毕竟能够落实的口号不仅是口号，更是一记高明的政治宣传战和人心争夺战，红军正在将这场旱灾转化为政治资本，直接挑战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毕竟南京政府只能不痛不痒拿出一些赈灾款项，远远不够灾区所需，而身为“敌方势力”的红军非但能够照顾好自家地盘，还能有余力对外出手，再结合此前红军的“干旱预警”，显然此举会获得巨大的道义优势，并反衬国民政府赈灾不力，直接冲击其统治的合法性。

　　而且在这样的天灾下，能够长途跋涉抵达匪区的定然是青壮为主，大量青壮年灾民是潜在的兵源和劳动力，能缓解西北当地人力短缺的问题，一旦这些灾民涌入苏区并稳定下来，又将成为“国民政府抛弃人民，而红军拯救人民”的活证据。

　　思前想后，刨去最初的幸灾乐祸和轻视之后，常凯申意识到红军此举虽然是一步险棋，但也是一记高招，虽然红军物质上可能出现巨大压力，但其政治收获和由此带来的民心向背变化对国民政府统治的威胁是根本性的，尤其是现在的中共很可能已经背靠苏联，假如他们能从苏联获得粮食，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发动国民党控制的报纸、电台，大力宣传国民政府的赈灾努力，同时指责红军“虚伪”、“以赈灾为名利用灾民”，同时加快官方赈济，督促和展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赈灾行动，组织或默许灾民向国民政府控制相对稳固的江南等地流动（尽管这会给当地带来压力和混乱），最起码也是去河北、山东（虽然这两地也有旱灾），偏偏汪兆铭和孙科什么都没做，只知道等！

　　最后一点就是南方依然活跃的红军了。

　　本来按照常凯申昔日的计划，薛岳带队追击红军主力，顾祝同在赣西巩固战果，宋希濂在皖南剿匪，“定然能以雷霆之势扫平赤匪”，不过一系列军事失败后，各地的红军非但没有被剿灭，反而更加活跃起来，别说西北和湘鄂川黔的红军，就连家门口皖南的红军现在都有扩大化的趋势，据说他们和皖西的红军已经会师，宋希濂和俞济时剿共无方，目前只能缩在浙江及皖北假装在重整队伍，赣西那边的红军也已经重新成了气候，虽然没有重新打出中央苏区的旗号，不过当地的基层政权已经重新落入红军手中，是人都知道赣闽粤的匪区已经死灰复燃。

　　而李宗仁和汪兆铭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居然缩起脖子当乌龟!

　　娘希匹，这帮家伙如此摆烂，匪患不管、灾情不管、金融不管，是打算当庙里的泥菩萨么！

　　常凯申对于南京新政府如此摆烂还没有被群起攻之非常不满，但是随后他反应过来，在过去几年自己的英明领导下，至少在核心统治区内的知识精英、媒体与公共舆论是不敢跟政府唱对台戏的，不然可能回家路上就被刺杀了。

　　而工商业与金融资产阶级并不在乎灾情，匪患暂时又不会打到南京和上海，至于金融问题，真正知道超级假币情报的人并不多，换句话说，只要汪兆铭他的脸皮够厚，还真没人拿他有办法！

　　不过常凯申想通这点后也没有再继续抱怨，这种摆烂的办法虽然短时间内不会让问题进一步恶化，但是对解决问题也没什么帮助，迟早还是要暴露出来的，他要做的是加速这些问题的暴露，尽快动摇汪、孙等人的政权稳定性，这样社会各界才会想起来他常某人。

　　事实上尽管下野，常凯申这半年来也没真在家赋闲。

　　早先的时候，他在宋美龄的协调下积极接受各路人马的采访，保持自己在政界的存在感；又牢牢把握中央军的黄埔系及其他嫡系部队，靠着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将领的支持，以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把持德械换装渠道的手段，确保中央军依然愿意听从他的安排。

第228章 煽风点火

　　同时常凯申靠着此前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依然保持着和美、英等国外交部门的联络，并私下表示自己依然对南京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避免国际社会真的把南京新政府当成中华民国的实际权力机构。

　　尤其是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他虽然没有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还是第一时间以“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发布通电，祝贺绥军取得辉煌胜利，连带着强调了一下正是自己慧眼识珠，提前布局，将傅作义和他的部队调往绥远，并叮嘱他危机时刻要以保家卫国优先。

　　顺带一提由于此前他下野时候故意没有说自己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如今南京新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依然是一团乱，李宗仁当初表示想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或参谋总长，汪兆铭许给了他前者，结果等李宗仁到任后才发现常凯申“下野匆忙”，没有办理移交手续，所有工作一团乱，于是只能顶着“副委员长”的名头干委员长的活，而另外两个“副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不给他添乱就不错了。

　　傅作义当然不可能驳常凯申的面子，毕竟他当初跟伪蒙军交火的命令还需要常凯申背书，于是常凯申一面以“抗日功臣”的身份发声（尽管他已下野），呼吁全国团结、结一致对外，一面让宋美龄组织慰问团前往绥远慰问，又发动人脉筹款，一时间风头不比正牌南京政府差多少，而汪兆铭等人又不能跳出来大喝常凯申在抢戏，只能捏着鼻子忍了。

　　察觉到南京新政府的软弱后，常凯申又开始私下活动联系孙科，相比汪兆铭这样的元老和李宗仁这样的实力派，孙科名义崇高但实权有限，作为孙中山独子，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政治权力，而且经常嚷嚷要恢复他父亲“联苏容共”那一套，尽管不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党内大部分人也接受不了。

　　常凯申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毕竟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国父的正统继承者，也都在维护国民党统治，自己下野后仍握有一定的军权、特务系统和财政资源，孙科虽有政治声望和立法平台，但缺乏军事实力与行政执行力，双方正好互补。

　　尤其当年自己下野后，孙科曾尝试组阁，但迅速失败，主因即是常系在财政、军事上不配合。此次若自己要求合作，只要展现出适当诚意，保证常系人马在关键部门的配合，满足孙科对行政权的长期渴望，定然可以让其放下此前的分歧，实现合作。

　　当然这个所谓的“合作”并不是真的要让孙科坐稳位置，真正的目的还是给汪兆铭和李宗仁拖后腿，只有南京新政府不稳，他才有复出的机会，否则再拖延下去，怕是社会各界真的要忘记自己了！

　　......

　　陈布雷是最先接到指示的。

　　当年日本侵吞东北后进而染指华北，但常凯申为了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便在奉化溪口住了十天，助其撰写了一篇题为《敌乎？友乎？》的长文，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于上海《外交评论》杂志，试图劝说日本军方改变侵略的妄念，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常凯申却很满意这篇文章。

　　这一次，常凯申又要他以无名氏的名义，写“一个老兵”的故事，旨在让天下人知道，中共和那些拥兵自重的军阀都是国家统一的疮疤，必须要有一个强权人士站出来，重新统一国家，要着重强调“抗日必先统一，统一必除割据”。

　　当然这不是唯一要写的故事，常凯申又指示再以其他角度写几篇文章，比如“赣闽边境见闻”，真假不重要，一定要写得活灵活现，描述“赤匪”如何重建农会，如何“煽动佃户抗租”，如何袭扰商旅，导致“昔日繁荣商道，如今路断人稀”，笔锋不能直接指责南京，却要把地方士绅的恐慌、商旅的怨愤写得淋漓尽致。

　　再写另一路文章，走“忧国忧民”的路子。以分析时局的口吻，指出中共在西北扎根后，势必向东、向南扩张，与南方残部连成一片，“届时赤焰横贯长江，国将不国”，再发出质问：“当此之际，中枢剿共方略何在？决心何存？”

　　等这几路文章发酵，再让人找几位在上海、南京经商，却在原籍有大量田产的江浙籍实业家，以其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态度要好，话要委婉，但是意思要到位，既然此前他常某人把社会舆论打压得太狠，如今更是要拨乱反正，重新发挥舆论作用，“督促政府速派得力国军，廓清地方，俾使民得安业，商得畅通。”

　　当然这样的做法肯定只能敲敲边鼓，还是要从内部发力，汪兆铭、孙科、李宗仁这三人能团结在一起这么久没出大乱子，本就是奇迹，而奇迹嘛，总是易碎的。

　　他让人给孙科身边吹风，说“哲生兄联苏抗日之议，实为救国良策，然汪院长恐因历史渊源，未必乐见”，另一边，又让与李宗仁有旧的人去聊天，闲谈间提起“汪院长对日交涉，底线究竟在何处？华北恐成下一个东北啊”。

　　然后又让戴笠把赣南、皖南乃至川北活动的情报整理得详细些，不断送到南京军事委员会的案头，他自己却装作无关人士，只在公开场合对着来探望他的人叹息：“剿共军事，终非根本。根本在于收服人心，而收服人心，非全党精诚团结不可。”

　　这话传到汪兆铭和李宗仁耳朵里的时候，两人都在骂娘，团结？当初你下野故意搞的那么匆忙，却又不好好交接，现在南京一团乱麻，谁来团结？军事？你常凯申的嫡系到现在都是饷照领粮照吃，可谁又能指挥得动？当初就你剿共最欢，如今还说什么“终非根本”？

　　啊呸！

第229章 各自的小动作

　　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非正式的谈话场合，一些与黄埔系亲近的年轻委员们开始变得激愤，发出了“先烈流血打下的江山，岂容赤祸蔓延！”“如今日寇在外，赤匪在内，再不奋起剿荡，党内同志心血尽付东流！”的声音，这些人安邦治国的本事没有，对现任军事委员会批评“优柔寡断”、“懦弱无能”的本事还是有的，反正军统和中统也不会来管。

　　倒是孙科接到一些私下暗示后，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他倒是不热衷“剿共”，但是这些日子他看到的情报显示，西北的中共似乎赈济成效不错，他便让手下人去收集相关资料，看看有没有可以效仿的地方，毕竟在他看来，红军地处偏远，又在干旱地区，若是能抵御旱灾，则南京政府也可效仿其法。

　　而李宗仁和汪兆铭根据现有情况查看了一下后认为最近明显是有人推波助澜，而且大概率就是常凯申，不过他们没证据，倒是最近“民意”有把他们夹在火上烤的意思。

　　中央军肯定是不肯去剿共的，反正陈诚翻来覆去就是“中央军此前受到重创，仍在休整当中，如今正是换装关键时期，不可轻动”，言外之意就是想剿共你们桂军自己去，大不了加上粤军。

　　汪兆铭也觉得这是常凯申的小的把戏，不过他手上没有可靠的情报组织，也就没法打压这些社会人士发出的声音，《大公报》、《申报》等全国性报纸上最近都在发表社论，激烈批评政府失职，“外不能御辱，内不能安邦”，显然再不做点什么，南京新政府就要颜面扫地了。

　　......

　　在汪兆铭等人焦头烂额的时候，宋美龄在上海一处安静的西式别墅举行了“保育抗战孤儿”慈善茶会，并邀请了几位英美总领事馆的夫人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