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46节

　　再联系到刘湘这边一直跟自己摩擦但是不扩大战争规模，以及两广恰到好处的出兵，常凯申顿时确认，有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正在编织，幕后的主使者们很显然想要困死自己，再等一段时间，就要结合军事失利、财政问题、天灾人祸全面发难！

　　幸好自己这边也不缺能人，居然通过蛛丝马迹提前发现了征兆，还来得及准备——如今这种经济军事政治三重支柱同时崩塌的情况若是换个人来定然惊慌失措，但是他常某人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主，一番思考后居然也想出了破局之法。

　　那就是通电下野。

　　毕竟他此前也曾经两度下野，又两度出山——如果说第一次下野还是因为宁汉合流、北伐受挫及桂系逼宫的突然性而有些措手不及的话，第二次下野的时候他便做了充足的准备，从而以退为进，非但没有失势，反而严重打击了孙科等人的政治威信。

　　如今中央军新败，士气低落，多次作战不利，红军携大胜之威平定西北，各地实力派对中央阳奉阴违；国内币制改革暗流涌动，，身份不明的势力制造出了比真币还真的货币；北方旱灾显现，此前自己偏偏让人辟谣；地方反对派正缺少一个“倒蒋”的完美借口，对他们而言当前危机就是现成的弹药。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眷恋中央的宝座不肯放手，反过来，只要自己声明下野，对方这一拳就打在了棉花上。

　　而且只要做好准备，那么接下来无论谁上台都只能接手一个烂摊子，反倒是自己可以躲开此前的各方压力，静观其变。

　　反倒是那些潜在的反对者的联盟一旦失去了自己这个公敌，就会因权力分配和内斗迅速瓦解，等对方都暴露在明面上，继任者就会反过来不得不背上法币信用崩盘的责任，等继任者也无法解决经济和军事问题的时候，民众反而会怀念“强人”。

　　到时候只要自己保证亲信不散，再伺机拉拢一方，就定然能东山再起！

第163章 张罗事宜

　　为了执行自己的这个计划，常凯申立即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下野”事宜。

　　他常某人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当年宁汉合流，桂系逼宫，他退过；后来胡汉民挑起约法之争，粤系发难，他也退过。尤其是第二次，退得从容，退得巧妙，不仅金蝉脱壳，还顺势让孙科那帮人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跟头，从此再难翻身。以退为进，这本就是他政治兵法里熟稔的一章。

　　如今这局面比当年凶险十倍。中央军新败，士气低迷；红军在西北扎下了根，气势正盛；各省实力派阳奉阴违，各怀鬼胎；金融命脉里埋着不知来路的钉子；北方土地上的裂缝，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吞噬人心；而两广的李、白，正愁找不到一面够响的锣来敲打他。

　　可这一切的压力、罪责、明枪暗箭，都冲着他这个坐在台上的人来的。只要他离开这把椅子，这力道就全打在了空处。让出去，把这座四面漏风、梁柱朽烂的破庙，让给那些眼红宝座的人去坐吧。

　　让他们去尝尝军饷无着的滋味，去碰碰那“超级伪钞”的铁板，去应付各地的军阀和北方的赤患。等他们在火上烤得焦头烂额，等老百姓开始怀念“秩序”，等党内各派系为了点残羹冷炙撕破脸皮……那时候，他常某人，在奉化溪口的青山绿水间“隐居”的常某人，自然就成了万众期盼、唯一能收拾河山的救世主。

　　常凯申的第一步是稳住真正的根基，他秘密召见了重庆行营最核心的几人，话不必挑明，意思必须透彻，免得有蠢蛋理解错误，酿成不可挽回的苦果。

　　陈辞修必须确保几个嫡系精锐部队，移防到浙江、江西一线，靠近溪口，枪杆子要握在自己人手里，指挥调动之权，绝不容南京方面的新贵染指。

　　戴雨农的人要转入更深处，忠诚只对他一人负责，眼睛要盯紧南京的一举一动，耳朵要听着各派的私语。至于国库里那点所剩不多的真金白银和外汇底子底，还有那要命的伪钞档案，自然有孔、宋两家的人用他们的法子转移到更妥帖的地方去，留给继任者的账面只会是空壳子。

　　......

　　紧接着，常凯申带着亲信秘密返回南京，在做好准备后选了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上午，以“党国空前危机，需共商大计”为由紧急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汪兆铭、孙科、何应钦，还有那些平日里或明或暗的对手与骑墙派，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召集弄得心中忐忑。

　　会议厅里，气氛沉闷而焦躁。预选被安排好工作的几个人分别报告了前线的溃败、财政的窘迫、地方的抗命以及北方的旱灾；这些报告一做完，会场顿时议论纷纷，有人惊讶原本半年前还形势大好的剿匪工作怎么变成如今这个样子，有人责问此前的币制改革工作本来就有一言堂的嫌疑，如今该怎么办，甚至有人开始指责常凯申此前不该急着否定旱灾传闻，如今国民政府不但有自打嘴巴的嫌疑，而且还助长了共匪的名声。

　　就在这纷乱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常凯申站了起来。会场瞬间安静，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委员长没有长篇大论地辩解，也难得没有怒斥何人，甚至没有甩锅说这都是底下的人办事不力，而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而疲惫的语调，开始宣读一份事先备好的辞呈：

　　“中正自北伐以来，承总理遗志，勉力维持，于今十载，无日不以完成建国、统一救亡为职志，夙夜兢兢，罔敢懈怠——

　　——非惟未能戡定赤祸，反使悍匪坐大于西北，致令陕、甘、宁等地生灵涂炭，国土日蹙，将士虽效命于前，然调度失宜，指挥乏术，究其根源，在于中央政令军令，未能贯彻于四方。地方军政，往往各行其是，致使剿匪大计，功败垂成——

　　——当此天灾示警、外患日深之秋，正需全党一体，共济时艰。不意意见纷歧，举措多乖，或阳奉阴违，或借端滋事，致使中央威信坠地，政令不出都门。两广之事，川省之纷，虽云地方情势特殊，然究其本质，仍为国家未能真正统一、意志未能彻底集中之恶果——

　　——此皆系国家存亡之关键，而中正处理无一善果。岂非证明中正之才德，实不足以负荷如此艰巨之时代使命？若再恋栈权位，必致贻误党国，罪戾更深。为促成全党之真正团结，为唤起全国之一致救亡，中正思之再三，唯有引咎辞职，即日辞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本兼各职，以谢天下——”

　　会场上“嗡”的一声，大部分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常凯申这家伙居然要主动辞职？

　　不过光头还没念完：

　　“——中正此退，非为规避责任，实为提供机会，使贤能得展其才；恳请中央执行委员会迅即推选贤能，接替各项职务，集中党内先进之智慧，共筹良策，以挽狂澜。

　　至于中正个人，革命之志，永矢不渝；党员身份，生死以之。此后仍当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留居故里，闭门思过。倘于党国大计有所咨询，或于抗日救亡有所驱策，必当竭其绵薄，追随诸同志之后，以尽余生之责。

　　国难至此，生死攸关。所望我全党同志，鉴此危局，蠲除成见，速谋团结；所望我全国同胞，明辨是非，拥护中央，共御外侮。则中正虽去职受咎，亦无憾矣。”

　　念完这份稿子，他不等那些程式化的“慰留”戏码上演，便快速指定林森主席与几位元老暂时维持，至于关键的军权，则含糊其辞，然后便在众人还未完全回过神来的错愕中，转身离开了会场。

第164章 余波

　　几个小时后，一列专车悄然驶离南京火车站，目的地正是浙江奉化。常凯申没有让人准备盛大的送行，反而故意装出一副黯然离场的模样，此刻包厢里只有宋美龄和极少数心腹。

　　见没有外人，宋美龄终于开了口：

　　“达令，现在这列车上大概没有外人需要你‘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演说了吧？”

　　闭目养神的常凯申睁开了眼。

　　宋美龄不等他回答，继续说：“从你急匆匆返回南京城，二话不说就让我收拾东西，然后再召集会议、宣读辞呈、指定人选、立刻出发，连我也是在会议前一个钟头，才从你的副官那里知道今天‘或许有重大决定’，这就是你和我夫妻之间，处理如此大事的方式？”

　　她微微扬起下巴，那个姿态常凯申很熟悉，不是怨妇的委屈，而是合作伙伴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外的质疑与不快——她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这些年来在许多内政外交，尤其是对美联络上不可或缺的臂助，与此前被他休妻的陈洁如不同。

　　于是常凯申坐正身子：“夫人，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此前庸之、子文处我皆有知会，只是怕与你接触的贵夫人们太多，有那聪明伶俐的提前察觉，这才缓了一步罢了。

　　再说，你我夫妻多年，我既然行事匆忙，又让你收拾东西准备搬走，想来你也能猜到几分的。

　　而且恰恰因为此事关系太过重大，前景未卜，我才不愿让你过早卷入这旋涡中心，背负压力。那些具体的军事布置、人员监控，是辞修、雨农的分内事。但有些火需要有人去点，也需要有人在火势起来后，去联络真正能救火的朋友。”

　　宋美龄敏锐地捕捉到了“朋友”这个词，脸上的冰霜稍稍化开一些，但并非全然释然。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他的算计总是层层叠叠，感情与权谋早已搅拌得难分彼此。

　　“所以，”她语气放缓，却更显犀利，“我接下来的角色，就是在溪口那座老宅里，帮你接待那些会‘适时’来访的外国记者、传教士，或者任何‘偶然’路过的外国使国领馆人员？用下午茶和流利的英语，向他们讲述一个‘顾全大局、忍痛下野、以待将来’的故事？”

　　常凯申没有接话，反而把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

　　“我这一走，看上去是把位子让出去了。实则是把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坑让出去了。他们只看见中央政府一把手的位置光鲜亮丽，哪里知道这就是一个火坑，让他们去坐坐，便晓得我这十年的滋味了。”

　　坐在一旁的戴雨农，屏息听着，不敢接话，只觉得这南京往奉化的道路太漫长了。

　　......

　　常凯申返回奉化和俞济时返回杭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常凯申回到老家后才发现此前让俞济时和宋希濂负责剿灭的共匪居然还在皖南活蹦乱跳。

　　此前他以为即便不能速胜，至少也能将残匪牢牢锁在山里，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平静”，就算战报有水分，至少不该让红军越剿越强吧？

　　难怪会有宵小私下里想给自己埋雷！

　　不过目前不能生气，生气解决不了问题，他现在是“下野之身”，名义上不能再直接指挥军队，更不能对前线将领颐指气使。任何公开或直接的指令都会授人以柄，坐实他“垂帘听政”、“下野不交权”的指责，破坏他苦心营造的“忍辱负重、促成团结”的形象，所以他只能私下要求俞济时和宋希濂务必不要再让局势糜烂。

　　总不能他在奉化老家，然后红军打上门来吧！

　　好在这段日子除了这个消息外，其它的消息都是好消息。

　　首先是随着常凯申宣布下野，原本盘踞在四川的中央军在陈诚的带领下开始回撤，刘湘也非常识趣地没有追击，只是继续和其他四川军阀盘踞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当然重庆这边还是埋下几个钉子，以便将来常凯申重返政坛。

　　南京新政府这边，林森只是个吉祥物，真正的临时政府是由汪兆铭和孙科主导的，两个人本来就不是什么亲密战友，当初汪兆铭还坑过孙科。虽然常凯申的突然离去给了他们一个毫无阻碍登上舞台中央的机会，最初的几天他们真有几分“拨云见日”的振奋，但很快变得貌合神离起来。

　　在常凯申下野通电后不久，两广当局就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其内容当然不是庆祝某人的离开，而是“拥护中央，共维大局”。

　　这封通电里甚至高度评价常凯申“顾全大局，促成团结”的下野决定，并呼吁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及国民救国会议，讨论“抗日救亡之根本国策”。

　　广州乃至香港的报纸都开足马力，一方面渲染北方红军与日本的威胁，另一方面着力宣传“两广军民，秣马厉兵，只待中央一声号令，即奔赴抗日最前线”。

　　不过实际上两广部队并没有急着北上，相反，双方似乎还产生了一些争执，随后桂系主力部队继续向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谨慎但坚定地推进，沿途努力保持一副秋毫无犯的样子，而粤系陆军则返回粤北与赣南交界方向，同时海军舰艇在珠江口及沿海进行“巡弋”，展示实力，显然是在展示实力，巩固后方。

　　根据戴笠的消息渠道，两广很快私下里向南京的“过渡政府”开了价，李宗仁希望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或参谋总长，白崇禧要求担任训练总监或直接指挥一个重要的方面军（如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此外中央要正式承认并全额负担桂系军队的军饷、被服、弹药（此前常由广西自筹或部分接济），并将湖南或江西的一部分地盘和税收划归其控制范围，并保证广西与长江之间的通道。

　　陈济棠的诉求相对保守，主要是想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或铁道部长，并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更大幅度的财政补助和工业建设贷款，显然更关心他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桂系还私下向汪兆铭表示会支持他担任行政院长，并在汪与胡汉民派系或其他元老冲突时给予支持，双方最大的共识就是阻止常凯申将来重返政坛，所以很可能达成共识，至于孙科，大概率没人在乎他怎么想。

　　目前两广的要求让本就不稳定的南京政坛争吵更加激烈，显然汪、孙已经体会到了自己当初的不易。

　　四川刘湘、云南龙云明显也在观望，要看看两广在这次行动中捞到多少好处，只要两广成功，想必他们也会各自开出自己的价码，至于新南京政府能不能承担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第165章 重生的中央苏区

　　但不管如何，两广和四川没有真正联合起来，共同围攻中央军，局势也没有演变成另一场中原大战。陈诚带着中央军完整撤回了江浙，何健等地方势力也没有使绊子，这几日已经陆续有黄埔出身的将领私下来探望他，顺带表忠心，也侧面印证戴笠的消息没错。

　　而假币方面，孔祥熙一直在关注市场，并没有大规模出现的症状，也没有人跳出来拿这件事儿做文章，虽然还是不断有少批量的超级假钞流入市场，不过显然影响不大，孔祥熙还安慰自己这可以看成是量化宽松，尚在可控范围。

　　当然小舅子宋子文的说法就是另一种不太好听的话了，据说是“这才哪到哪啊？委员长借的贷款比这多多了！”

　　不过常凯申决定大人有大量，不跟宋子文计较，既然假币暂时还在蛰伏阶段，他也要静观其变，看看到底是哪路人马在捣鬼。

　　相比之下旱灾才是难以化解的，不过这也不是他常某人要操心的，赈灾的事情还是让汪兆铭头疼吧，他已经叮嘱孔祥熙和宋子文，要求能控制和影响到的银行、商号对南京新政府的债券和财政命令采取不合作态度，用不了多久，孙科就会感到筹款比他想象中难得多。

　　而国际层面上，虽然自己下野前没有跟英美的朋友们沟通，不过英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激烈反应，而且也承认了南京新政府，但外交接触异常谨慎，甚至一面与南京保持正式往来一面“理所当然”地继续让一些西方记者和知名人士不定期来溪口做客。

　　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则难以收集，有迹象表明日本人似乎打算加大在华北的挑衅，不过目前还没有实际行动，显然自己的下野也让日本内部产生争论，汪兆铭此前都是亲日态度，也许也让他们产生了下定决心的困难。

　　至于西北方向，有消息称对方最近已经彻底消灭了西北四马的势力，正在全力巩固他们的新地盘，新华广播依然在不间断播报各种新闻和旱情警报，似乎是想要获得道义优势，不过常凯申听相关内容的时候只会冷笑一声，抗旱救灾要实打实拿出钱来，光动嘴皮子有什么用呢？

　　———1936年6月，赣西————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后，苏区的人民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

　　留守在苏区的一万多红军早先的战斗比起保卫苏区更接近某种意义上的临死前的奋力一搏，随着包围网越来越密，不少战士也生出了“这将是人生最后一战”的觉悟。

　　结果陈主任不知道从哪里联系到了愿意支持红军的开明人士，送来了一批军火和粮食，甚至还有电台，靠着新电台，项书记也与中央红军联系上，留守红军接到新的指示，不再以正面交战为主，而是发动零散的游击战，并靠着手中的新枪、迫击炮和火箭筒零零散散敲掉敌人新修的碉堡，等敌人的堡垒攻势暂缓，就集中力量优先打击敌人调来的保安团和反动势力组建的民团

　　不限量的子弹和大量的自动火力让苏区留守红军面对这种低组织度的敌人时形成碾压式的优势，一场伏击战往往在几分钟内就解决战斗，而且红军不用为后勤发愁，让游击队可以长时间、高机动地在深山老林中活动与作战，珍贵的西药也让伤病员恢复极快，战斗骨干得以保存。

　　反倒是那些国军保安部队和新编旅原本的任务只是“清乡”、“维持治安”，没有进行高烈度作战的准备，面对突然武装到牙齿、战术灵活的游击队，从“猎手”瞬间沦为“猎物”，不得不收缩控制区域。他们不敢再以连、排为单位下乡，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少数大镇据点。

　　而失去了这些三线部队的支持后，留在苏区巩固清剿成果的国军中央军就顾不过来这么大片的区域了，而国军在乡村新组织的保甲长、地主武装，要么被拔除，要么在游击队“只惩首恶、胁从不问”的政策下首鼠两端起来，国军在中央苏区重建的统治体系顿时遭到严重打击。

　　本来这种情况下，留守的顾祝同应该集中力量重新组织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不过因为没对常凯申汇报实情，所以常凯申不断抽调他手下的人手去填皖南和四川的窟窿，到了后期，堂堂驻赣绥靖公署主任兼北路指挥手下的兵力已经不足以对原来的中央苏区重点区域进行控制了。

　　偏偏这个时候粤军又开始自作主张收缩，不肯蹚浑水，等到1936年年初，随着更多的败绩消息传来，陈济棠干脆带人回粤北了，于是顾祝同只能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想办法维持国军在中央苏区的威慑力了。

　　可惜作用不大。

　　随着游击战的效果越来越好，以及沿途碉堡被各种火箭筒炸的稀巴烂，留守的红军部队重新控制了一部分区域，并开始在群众基础最好的山区建立稳固的“秘密营地”和“流动后方”，机关人员重新得到较好的安置，又重建了医院、小型的维修作坊和印刷所。

　　地下党组织也迅速重建，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再次活跃，虽然不如鼎盛时期的力量，但是经过国军此前的屠杀，苏区的人民再次确认了反动势力的不可调和性，抵抗也更加坚决。

　　与此同时，由于西北方向的各种变动，外带粤军回撤，顾祝同的行动就更加保守了，而保守的行动意味着虽然损失不大，但是对苏区的封锁已经事实上失败，一边是国军混乱无能、色厉内荏的本质，另一边是山里的红军纪律严明、开仓放粮、看病给药，重振民心，随着时间的推移，顾祝同绝望的发现明明中央苏区还有好几万国军中央军部队，但是却无法遏制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反过来变成国军要龟缩在县城里了。

　　汤恩伯、卫立煌都先后来找他，表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今一年的功夫，中央苏区故地就重现了诸多游击区，其中一部分甚至形成巩固的、连片的山区根据地，若是再不控制，中央苏区很可能会死灰复燃，这显然是委员长不能接受的。

　　顾祝同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惜做不到，国军在苏区的屠杀已经把他们彻底与当地民众撕裂开来，尤其是常凯申在四川与刘湘搞摩擦，无瑕东顾的同时还要求他继续派遣援兵，等不要援兵了，南边的两广又联合起来，出兵嚷嚷着要“北上抗日”。

第166章 政策变化

　　于是剿共的事情只能先放到一边，优先准备抵御来者不善的两广——没等顾祝同找委员长拿出个主意，委员长又突然宣布下野，同时叮嘱他要保护好手中的中央军，在这样的情况下，顾祝同只好收缩兵力，开始缓慢撤出苏区北归。

　　这意味着一直悬在苏区军民头上的利刃终于远去，与此同时，终于有时间去了解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项、陈等人也惊讶地发现常凯申这个刽子手居然宣布下野了！

　　在用电台联系了中央后，教员等人给出了“只做不说”的指示，也就是重建苏区的一切架构，恢复苏维埃政权运作，发展武装力量，实质上进行全面的苏区重建与巩固，但在名义和对外宣传上保持最大限度的低调与模糊，绝不主动、公开地宣布“苏区重建”。

　　毕竟虽然国军主力北撤、压力骤减，但全局仍暗流涌动，常凯申下野不代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衰亡，南京新政府和国民党各派系对红军的敌意是根本性的，一旦高调宣布苏区重建，就等于向全中国宣告“共产党在江南心腹地带重建了国中之国”，这会立即成为所有政治势力的共同靶子，如今有消息说南京新国民政府与各地军阀正在讨价还价，他们虽然惹不起如今在西北新建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但是集中力量将矛头重新对准中央苏区的胆子还是有的。

　　此时西北红军主力正致力于巩固川陕甘宁根据地，并应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变局，这意味着中央的战略重心在北方，南方留守力量的任务则应该从“保存火种、牵制敌人”转变为“建设一个强大、隐蔽的战略后方支点”，而非在南方另树一个吸引全部火力的政治中心。

　　目前皖浙赣闽苏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两片苏区可以相互策应，分担压力，甚至可以不以苏区的名义对外活动、保持“游击队”的模糊身份，这种做法虽然有点偷偷摸摸，但是在外交和舆论上有极大灵活性，可以让这两片苏区名义上只是“地方治安问题”，而非需要调动全国力量应对的“政权挑战”，进而有效麻痹敌人，人为重建争取更长时间。

　　这个主张有点超出项、陈以及何、瞿等人的预料，不过在召开小型会以后，大家还是决定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

　　苏区的各级组织建设全面转入公开，行使实际治理权，但对外名义上不再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称号，而代之以“抗日救国委员会”、“区军政委员会”等模糊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