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27节

　　“小朱同志表示这些都是不可救药的反革命，建议与其交战的时候要做好准备，不能心存侥幸，尤其是领头的那几个，绝对不能不手下留情。”

　　其实朱小靓的原话是“这些家伙咱们的历史上造成了西路军的覆灭，虽然后来被我军以‘不准起义、不准投诚、务必全歼’的标准全部歼灭，但是罪魁祸首都跑掉了，这些刽子手又压迫人民，又搞乱伦，公德私德都一塌糊涂，建议诛九族”，不过为了在会议上维护未来同志们的形象，嘉祥还是把他的话润色了一下。

　　于是首长们又跟目前红军收集到的情报对比了一下，认为这个告诫是值得参考的，如果要与这些军阀对抗，就必须好好准备。

　　于是话题又回到了之前的议题上，红军要巩固目前建立的川陕甘根据地，在人口相对较多的甘南、陕南地区整合部队，消化装备，培训人员。并且积蓄实力，等根据地稳定后，就要兵锋直指常凯申在西北的薄弱统治区，打通国际通道，争取实现与苏联之间建立贸易渠道，实现长久健康的经济循环。

　　当然，目前还有一个当务之急。

　　通过电台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上报中共的人事变动情况——重点是邦宪、张恺荫的情况。

　　毕竟无论是此前的遵义会议还是不久前红四方面军的人事变动，都是在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下的应急举措，负责无线电的中央秘书处机要科非常不幸地丧失了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渠道，不过在川陕甘根据地安顿的当下，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又“恢复”了电台的运转。

　　邓发负责本次联系工作，他发送的第一份电文内容相对简略，主要汇报了红军主力已抵达川陕甘交界处并建立了一块儿根据地的消息，并提及领导层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有所“调整”，但未详述遵义会议的细节和梓潼发生的反分裂斗争。

　　然后就是慢慢等共产国际的回复了。

　　共产国际的回复比想象的要快，他们在回信中祝贺中共红军脱离了危险，重新建立了另一块根据地，这意味着中国革命的存续，对于全球共产主义革命斗争都是有利的，并没有急着询问所谓的“调整”是怎么回事儿。

　　反过来，他们更关心红军接下来要做些什么，有没有可能巩固新的根据地，并指出，当前国际社会上，法西斯阵营国家正在活跃，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正在转变，将要从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转变为应对法西斯主义崛起带来的全球威胁。

　　共产国际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具有决定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核心议题就是应对法西斯主义崛起带来的全球威胁。等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会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回国在传达相关会议精神。

　　见共产国际没有纠结人事变动，红军的首长们也松了一口气，随即开始准备下一步工作——巩固川陕甘根据地，准备迎接敌人可能发动的又一波进攻。

　　由于私下里的协议，红军并没有占据剑阁，而是让了出来，一方面红军自己从南向北打了一次剑阁后觉得向南防御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也认为如果占据剑阁，可能会导致中央军和川军不顾一切地攻打该地，不如退出来，让川军丧失威胁感，更好地执行双方私下协议，而中央军想从四川追出来打仗的话，当地的山路其实不太好走，这一点红军已经有所感触了。

　　毕竟那几门ZIS-3加农炮过剑门关的时候可没少折腾。

　　鉴于已经确定了红军扎根此地的决议，领导班子们就开始分工。

　　比如在目前红军控制的地区成立正式的苏维埃政权。

　　比如组织抽调人员组成工作队，深入各地乡村宣传红军的主张。

　　比如摸排各地的情况，打击土豪劣绅，而对于那些没有明显劣迹的地主富农，也可以网开一面。

　　此外红军还准备组织小型商队，由可靠的人员负责运输工作，前往四川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贸易，同时查探原川陕苏区的情况，防止刘湘等人毁约。

　　......

　　在安顿下来的红军看来，尽管控制了川陕甘交界的地区，不过目前的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就算刘湘、杨虎城不会主动进攻己方，常凯申本身依然不会死心，毕竟对方视红军为心腹大患，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大家不但要建设新苏区，还要做好防御准备，负责汉中地区的曾中生表示如今红四方面军的将士们兵强马壮，武器齐全，若是反动派敢来进犯，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另外他也派了信使前往西安，想要谈一谈杨虎城的口风，他说杨虎城和常凯申不是铁板一块，若是对方能在红军与中央军作战的时候保持观望，就能减少红军不少压力。

　　而红五军团则负责防御广元地区，这里地处四川盆地北缘，可谓“川北锁钥，三省通衢”，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壁垒与进攻跳板。

　　一方面它是古金牛道的核心地段，还能扼住嘉陵江航道，用它进行兵员、物资的快速转运远比翻山越岭的陆路运输高效、隐蔽；另一方面米仓山、龙门山等山脉在此交汇，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极利于红军开展其最擅长的山地游击战、运动战，却能让依赖重武器的国军部队寸步难行。

　　同时它俯瞰富庶的成都平原，如果有朝一日刘湘撕毁私下协议，红军也能在此隔绝川军北上的通道，实质上割裂了国军南北联动，迫使敌人无法形成合力，只能各自为战。

　　而且除去地理位置外，该地区虽然不如四川平原物产丰富，但仍有基本的农业与盐业等资源，能够为红军提供一定的就地补给；同时该地区历来民风彪悍，经过政工人员走访，当地群众受苦于军阀和地主压迫深重，有着革命的潜在土壤。以往红四方面军早期在此活动，已打下一定的群众基础，如今红军在此宣传主张、打击土豪劣绅、重新分配土地，能够迅速赢得民心，获得宝贵的群众支持，将苏区真正巩固起来。

　　这个也是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了这样一个兼具极致防御、机动出击、后勤保障和政治拓展能力的战略性支点。

　　基于以上认知，红军的首长们都认为常凯申必然要调集大军疯狂反扑，毕竟一旦让红军在“广元-汉中”站稳脚跟，并向陇南和天水扩张，再想打败红军就更不容易了。

　　当然，同样基于这样的认知，红军目前打算在这里再挫败一次国民党的追兵，等对方因为肉疼不得不收缩兵力的时候，再组建一支部队北上攻打天水等地，彻底消灭盘踞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力量，然后逐步向北进军，打通国际援助通道。

第95章 变故

　　不过红军没有等来常凯申筹备的新一轮追兵，准确地说，常凯申面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他没有钱了。

　　事实上当胡宗南部受到重创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常凯申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

　　毕竟胡宗南的第一师是常凯申赖以起家的老底子，是除去正在整训的德械调整师外中央军系统中最为嫡系、装备最精良、政治地位最高的绝对主力。其前身可追溯至黄埔军校教导团，是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部队，其待遇、补充优先权远非杂牌部队可比，军官清一色为黄埔毕业生，指挥体系完整，凝聚力强，人员也是长期超编的，装备与火力也是当前中央军中的“豪华配置”。

　　相比其他中央军，第一师除了全员配备中正式步枪或德制1924年式毛瑟步枪外，每个步兵连配有机枪班，营、团级配有“三十节式”重机枪（仿美制M1917），还有一个师直属一个炮兵营，装备有十余门沪造或晋造的75毫米山炮/野炮，此外迫击炮、通信器材、骡马等也一应俱全。

　　除去没有像调整师一样在编制、战术、术指挥、训练体系上全面学习德国外，第一师就是中央军最强的部队，有着“天下第一师”的外号，在常凯申的预想中，这支部队应该利用地利有效阻击红军的北上，最后让红军南北皆不得进，被中央军和川军歼灭。

　　可惜事情完全没有像他想的发展——这样一支被常凯申寄予厚望的王牌部队，连带着三个满编的中央师，不但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被红军迅速击溃，甚至连胡宗南本人都下落不明，逃回天水的第60师、第61师在没有等到胡宗南后不得不向重庆发报，而重庆行营的侍从们在确认翻译无误后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委员长通报此事。

　　常凯申在最初的错愕后便大发雷霆，完全不顾此前薛岳同样遭遇过败绩的事实，指责胡宗南统兵无能，就算是四万头猪放在川北，共军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抓完；同时又命令薛岳火速整军北上，不能让红军站稳脚跟。

　　可惜薛岳这边的军队重建工作尚未完成——尽管委员长认为红军只不过是通过某些隐秘渠道拿到了一些德械血统的枪支，战斗力变化不大，但是作为切身体验过红军正面战斗力的前线指挥官，薛岳觉得如今逗留在四川东南部的中央军目前并不是红军的对手，对方不但有了新枪，而且火炮也很充足，最重要的是一改往日扣扣索索、以伏击为主、打了三枪就冲锋的状况，习惯用重火力打击国军部队，然后在远距离用大量的子弹打击国军士气，最后等国军撑不住了才通过迂回包抄的方式多面夹攻。

　　这种作战方法是国军目前缺少应对措施的，在找到合适的反制战术前，不该再盲目作战，以免步上第一师的后尘。

　　而陈诚则指出了另一个问题。

　　长期的围剿工作已经让国民政府的赤字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了，本来前不久刚刚挪用了一笔款项用于队伍重建，不过目前进展缓慢，毕竟无论是征集兵员还是补给武器弹药都需要时间，而第一师的覆灭又涉及到抚恤的问题——尽管其他队伍也需要抚恤，但是好歹可以拖一拖，第一师是党国精锐，很多士兵都来自浙江、江苏、安徽这些国民政府的核心区域，虽然忠诚度较高，但是如果不做好抚恤的话，会严重影响当地的民心，不利于国军未来的工作。

　　换句话说，如果校长不想把其他队伍军饷都停了来给阵亡的将士们发抚恤的话，最好暂缓军事行动，先撑过这段时间，否则万一出现不忍言之事，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不高兴陈诚说的“不忍言之事”，不过常凯申最后还是捏着鼻子同意了这个提议，一边让孔祥熙继续筹款，一边电令陈沛和杨步飞做好天水的防御工作，不得丢失；同时还向刘湘、龙云、李宗仁、陈济棠等地方实力派发报，说红军已经被压迫在陕甘宁交界的小小地带，时日无多，要求其派出军队助剿。

　　此外他还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张学良发电，要求其也转向陕西，准备围剿红军。

　　坦白的说各地军阀对常凯申的这个要求都是阳奉阴违，尤其是两广的李宗仁、陈济棠和云南的龙云都是找各种理由推脱，刘湘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不过喊完了就开始找中央要钱要粮，刘湘的理由也很简单，此前跟红军血战，川军伤亡惨重，若是委员长不拉一把，他就只能去找四川人民筹款了。

　　最后只有张学良响应了常凯申的号召，毕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出东北，但是控制了河北、察哈尔、平津等华北富庶地区，结果1933年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几乎一触即溃，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不得不下野出国考察，而东北军群龙无首，被常凯申趁机进行初步整编和分化。

　　直到一年后，张学良才回国，重新执掌东北军，但此时东北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部统一拨发，享受“二等公民”待遇，经常被克扣、拖欠军饷粮草，装备也得不到补充，在此情况下，其他人可以硬顶着不去，他却不行。

　　而对于张学良如此识实务，常凯申也非常高兴，对方不但帮他背了昔日“不抵抗”的黑锅，还在这种时候为其他地方实力派打了样，于是常凯申又挤了挤孔祥熙，给张学良拨了一笔军饷粮草和武器弹药，希望对方跟红军血战一场。

　　常凯申一边寄希望自己的结拜兄弟能支楞起来，一边拿起一份来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处的报告。

　　戴笠此前就表示日本已将目标转向华北，企图分离华北五省，上个月抗日救国军被日方镇压后，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在住处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被人枪击，后因伤重毙命，几小时后，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社长白逾桓也在日租界须磨街22号自宅内被人枪击，同样身死，虽然国民政府一方认为这是日本自导自演，目的是为下一步侵略行动制造口实，但是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依然厚着脸皮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此后日本天津驻屯军不断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日本军官池上还诬指天津市市长张廷锷等为主凶而于学忠为指使者，日本武官左祯昭、关东军副参谋板垣征四郎甚至要求逮捕张廷锷和于学忠；华北驻屯军就以事件为借口，向中国方面提出种种苛刻要求，进行分离华北的活动。

　　何应钦作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负责相关事宜善后，虽然他本人尝试谈判，可惜在日本人的步步紧逼下还是达成了一份协定，内容实质要求国民政府放弃对河北的军事部署，南京政府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和国防会议，决定可以答应但是不能在协议书上留下文字根据，于是何应钦秘密回到南京。

　　这段日子日本人正因为何应钦脱离而威胁南京政府外交部，称如果中国方面拒绝签署，日本因而发生严重情势已有所准备。而国防会议目前还在为此扯皮，戴笠这份报告说的就是日本人在河北的军事部署。

第96章 抢班夺权

　　从目前戴笠在日战区建立的敌后谍报网和监听日本无线电通讯收集的情报上看，本次日本在河北的军事挑衅是以“中国驻屯军”为前台主力执行威慑与压迫，梅津美治郎是本次河北事件中日方在前台的关键执行者。

　　不过他的行动大概率并非独走，而是得到了东京中央军部，特别是其中“扩大派”的默许、鼓励甚至指导。而日本外务系统代表着日本政府层面提供了“协调”与“追认”。

　　此外日本关东军的行动非常活跃，频繁从热河派出部队，越过长城，进入河北省境内进行示威、侦察和骚扰；还扶植像石友三、白坚武等汉奸势力组建伪军，在华北制造骚乱，不久前还制造了“张北事件”（1935年6月5日，关东军特务人员在察哈尔省张北县被扣留，关东军立即借此大做文章），摆出一副随时会派出大军施压的架势。

　　对于日方的这些表现，常凯申以及他的几个核心幕僚（如秘书长杨永泰等）都认为日本的最终目标是分离华北，使其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目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不费一枪一弹就实现在军事上清除河北境内的中央系抗日力量的目标。

　　这份协议一旦签订，河北省境内的中国武装力量将只剩下地方军阀军（如于学忠的东北军第51军，后来也被迫调离）和保安部队，对日军的威慑力大大降低，日军虽然未大规模增兵，但其通过政治讹诈实现的军事控制力反而空前增强，河北在军事上会“空心化”。

　　可惜虽然准确判断了日方的意图，常凯申考虑了一下手上的筹码后最终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可争一时长短，需暂且退让”——他的中央军正在全力“围剿”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

　　或者说曾经全力“围剿”，而今因为接连不断的小规模失败不得不停下来休整。

　　甚至这种情况更坚定了他此前认为的“红军才是“心腹之患”，而日本只是疥癣之疾”的判断，为了避免与日本全面开战，从而打乱他的“剿共”大计，他宁愿在华北做出重大让步。

　　毕竟此前的国军调整师整编工作目前还没完成，而各地军阀都与中央离心离德，此前虽然整合了贵州的军阀，不过目前意图整合四川的工作却推行不下去。

　　此前杨永泰与贺国光率参谋团一到四川便施展“掏心计”，帮刘湘把四川省政府组建起来，又通电四川大小首脑立即交出防区，拥护四川统一，各路四川军阀迫于中央权威，服从刘湘调遣，后者认为杨永泰等人是为了自己着想，杨永泰便趁机建议：打破防区划分，重新划定18个行政专署，由省政府派人担任专员；原来的地方官立即调动，由省府重新任命，对原来官员进行专门培训。

　　这个建议表面上看起来是加强四川主席刘湘本人对四川的控制权，所以立即被刘湘采纳，通令照办。没想到杨永泰对督察专员的任命尽力安排亲蒋人士担任，再加上省政府与委员长行营合办的各种县政训练班，再过一段时间，杨永泰就把四川省地方官员的后备队伍抓到了手中。

　　如果一切顺利，最多一年的功夫，南京国民政府就能实际掌控四川的治权，然而这个节骨眼上，刘湘突然开始不配合了。

　　一方面他声称此前川军在此前的战斗中受到了重创，要重新整军，然后把原本驻扎在重庆附近的川军调去成都，同时又以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进行全省范围的行政专员和县长“突击岗位轮换”，理由是避免官员久居一地，形成门阀，不利于政令畅通。

　　这直接导致杨永泰安插的亲蒋专员刚刚上任，根基未稳就被调离关键岗位——为了这个目标，刘湘甚至第一时间跟其他四川军阀达成统一战线，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换取其他人在中央和刘湘之间选择支持刘湘本人。

　　而此前的“县政人员训练班”的教育和分配工作则被刘湘委任给潘文华，而且临时修改课程，重点强调“川人治川”和地方自治的思想，短期内虽然看不出成效，但是明显是在跟中央打擂台。

　　而且他甚至还搞起了民意舆论，不少四川本地的士绅、民间社团和媒体突然开始发声批评新任专员“不熟悉川情”、“施政混乱”，要求“任用川籍贤达”，甚至在成都还闹出了请愿活动，虽然行事粗糙，但是显然是有人指点。

　　杨永泰虽然不知道什么地方被刘湘察觉了，但是还是意识到自己的计策推行不下去了，而常凯申也很快察觉了这一点，于是电报责备刘湘，“当此剿共救国关键时刻，川省为民族复兴根基，举国上下正须勠力同心，岂容节外生枝？”

　　然后刘湘一副非常惶恐的样子回信，说川军西调之事乃是前次红军入川流窜，川军各部为保境安民伤亡惨重，重庆又有中央军布防，这才抽调川军，其他措施也是川中士绅百姓饱经战乱，渴求安宁，他身为省主席若对民意充耳不闻，必致民怨沸腾、根基动摇，总之这些日子的一切举措，无不为巩固川局、以利剿匪而谋，耿耿此心，可质天日。

　　当然了，为了验证他的说法，刘湘还把最近收到的盐税、鸦片税又分了一批给川中大小军阀，还承诺以后会增加防区经费，提醒他们此时此刻要保持统一战线，绝对不能吃常凯申的糖衣炮弹。

　　一时间四川的情况又紧张起来，常凯申目瞪口呆地发现“巴壁虎”一通乱拳后居然又把四川的军政事务拉回去不少，随后又发现虽然中央军目前在四川名义上有十二个师，但是大部分都因为此前跟红军交战受创，正在休整，而且短期内恢复不了战斗力，真正无损的只有四个师，若是真跟川军冲突起来，未必站得了便宜，顿时感觉头疼。

第97章 国际形势

　　令常凯申头疼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

　　比如被关东军派往河北的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正忙着拉拢阎锡山、宋哲元等将领，而其他日本间谍也在忙着搜集中国军队布防情报。

　　比如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东京都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参拜了明治神宫、靖国神厕，视察了日本军队，全程表现得对日本文化和“友谊”极为尊崇，回国后就发表了充满谀词的《回銮训民诏书》，表示“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多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而且要在伪满洲国内部广为传播。

　　比如德国人已经拿到了那支传闻中的“使用了毛瑟技术但是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改进的步枪”。

　　德国的枪械专家看到这支枪时第一时间判断这是基于毛瑟Kar98b步枪的改进型，其核心设计、旋转后拉式枪机与他们熟悉的毛瑟枪一模一样，结合法肯豪森的报告，专家们仔细研究每一个微小的改进，并发现这些改进都非常专业，完全符合德国自身的武器发展思路，甚至有些想法和他们不谋而合，比他们当前的试验品更成熟。熟

　　在确认枪身上的厂标、年份和生产序列号都被破坏后，专家们转而认为这支步枪的技术非常值得目前Kar98k步枪借鉴，可以尝试进行技术逆向工程，不过专家们也同样指出，这支枪在技术上并没有超越他们现有的范畴，只是“优化”版罢了。

　　甚至没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军工厂自己改进的——中国的兵工厂的技术水平和工人都太落后了，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技术实力雄厚的国家帮助中国仿制并改进了毛瑟步枪，并且这个国家的军工理念与德国高度同步，至于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相比专家们的判断，德国的将军们则担忧这是一次不容忽视的泄密——他们最新的、刚刚定型的制式步枪的改进型居然已经出现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战场，这究竟是内部人员将绝密图纸卖给了中国，还是有极其高效的工业间谍呢？是谁把这支枪带给中国人的呢？是苏联？还是其他西方大国？

　　最重要的是，如果德军最新的枪械的技术对外是公开透明的，那么其他军事技术呢？德国自己的近期的军事计划呢？

　　正在秘密研发的三号、四号坦克的设计图是否已经被察觉？

　　梅塞施米特Bf-109、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性能数据是否已摆在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办公桌上？

　　Z计划的内容、U型潜艇的最新改进型是否已无秘密可言？

　　原本在法肯豪森看来只是“值得借鉴的毛瑟步枪的改进型”最后到了德国却变成了一场“猎巫”行动，小胡子要求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会全面动员，对相关项目进行全面梳理调查，调查范围将覆盖所有与武器研发、测试、生产和军事计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重点调查那些与前政府有联系、对希特勒激进政策持怀疑态度的保守派军官，以及共产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同情者。

　　虽然这把枪是德国派至中国的军官顾问团送回来的，不过有条件与外国有联系的人——包括外交官、军火公司的国际贸易代表、以及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成员同样被列入了怀疑对象，尽管小胡子强调调查过程中要注重证据，不过这显然只是个注意事项而非必要条件。

　　此外小胡子还要求对所有近期的大型军事行动计划紧急叫停，并进行修改，此外还要启动大规模的战略欺骗行动，由可靠的技术人员故意散播假计划、假图纸，尝试迷惑对手并引蛇出洞，找出真正的泄密者。

　　相比之下，英国人虽然发现德国人最近似乎受了什么刺激，但是并不太担心，他们刚刚和德国在伦敦秘密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协定允许德国海军总吨位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并在潜艇吨位上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潜艇总吨位的45%。

　　尽管这个协议公然违背《凡尔赛条约》，但是英国希望以此满足德国的“合理要求”，换取欧洲的长期和平，并将德国的扩张矛头引向东方的邪恶红色国家。

　　而法国人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儿，这个传统的欧洲陆军强国如今正因为国内法西斯势力的威胁和严峻的经济危机焦头烂额，而这种困境导致的不满又使得法国左翼政党（社会党、激进党、共产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巨大成功，左右翼的激烈斗争愈加明显，法国国内深刻的政治分裂开始暴露在明面上。

　　尽管如此，为了防范德国的再次崛起，法国极力维护与东欧小协约国的同盟，并试图拉拢意大利和苏联，共同遏制德国，如果不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使其外交努力受挫的话，他们的外交行动还是可圈可点的。

　　而这个时候的苏联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忙着卖东北的铁路。

　　准确地说，这个协议在2年前，《塘沽协定》签订后就进行了三方接触，直到今年三月正式签订苏满铁路让渡协议，合计1.7亿日金。

　　顺带一提，原本估价是4.1亿金卢布，出售的对象包括总长度共为2544.9公里的铁路、2567公里的电报电话和给水设备、属于铁路的全部机车和货车、供铁路和旅客用的建筑物、仓库、各发电厂，哈尔滨电话局等陆地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