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78节

　　自由经济学的两大特征就是重视‘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斯大林无论在战时和战后，都试图在保证计划经济体制有效性的前提下，采取苏联式‘竞争’和‘价值’经济学模式的调整，认同商品生产是必要的，物物交换不可取。

　　斯大林还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过程，那些说很快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是盲目的。他在1952年5月就严肃的批评了雅罗申科关于‘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的观点。

　　他认为：‘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必须建立在充分实现国家经济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盲目的推进。’

　　‘雅罗申科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不再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

　　‘正因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

　　在斯大林的理解的，他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是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观点即便到了21世纪的未来，仍然具有长远意义。

　　斯大林批雅罗申科的犀利观点，让包括主席再内的五位书记，如同打开了一个新思想的大门，过去一直无比纠结的究竟是否应当保留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及如何说服苏联、说服党内的问题，就此迎刃而解了。

　　自安英将这篇文章和相关资料交到书记处后，几位领袖们从一开始的查看，变成了各自学习研究，而几日之后，这种行为又变成了交流和讨论。

　　这场会议并没有在颐年堂里进行，而是来到了丰泽园里，几位书记刚坐定，主席就说道：“今天把大家叫到一起，就两个问题，一个是院系调整的原有计划，需要进行一下修订；二是接下来，国家如何平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是老规矩，观点百无禁忌。”

　　少琪率先发言，他说道：“无论是从苏联经济理论发展的情况看，还是我国未来建立新的经济体帽理论的现实需求看，我们都不能像苏联一样，把自由经济学一棍子打死。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以及后续国家计划经济编制的过程中，应当加入自由经济学家共同参与。”

　　苏联的教训摆在那里，五年计划实行到现在，其国内经济体制至今仍有遗留学派的价值，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发展到了今天这个现状，就是苏联忽视了或者说无视了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反动的，不值一提。

　　可问题是，马列的《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指导思想，且没有完整的实践作为支撑，也没有具体的解决经济问题的现实方法，因此当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想没有建立起来时，又灭掉西方经济学，结果就是二十年了，国内的经济学发展基本停滞。

　　苏联的经济体制问题，社会因生产力和分配问题，导致了国家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而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又无法给予正确的处理方式、方法，这样一来，问题就大发了，而苏联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他们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有人认为，苏联不存在个体和私营经济，这种认识其实是错误的，斯大林时期（战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里，有着一定的个体和私营经济，也有一定的竞争（社会主义不许存在竞争，因此斯大林称其为：多元化经营）。

　　苏联的农村合作社经济，实质上就是一种集体化的‘准私营经济’，只是这种私营，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完全私营，而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的私营，同时在个体农业、手工业、小商业方面同样存在着少数个体和私营经济。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是多元的，但问题也很突出，比如合作社经济虽是私营，然而政府控制十分严格，它是一种计划体制下的私营。

　　合作社由集体经营者自主管理，参与国家计划生产任务和社会商品生产任务中，但其经营并不能真正的自由，也不参与实际的竞争，包括国际市场竞争，且价格都有限制，要求不能超过国营商品10%以上的价格。

　　不过，无论如何说，哪怕是这种有限的经济模式，斯大林时期的商品市场依旧相当繁荣。

　　那么，既然‘多元化经营’这么好，为什么柯希金还要进行改革呢？其实，苏联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体制僵化、计划对市场反应不及时，分配不合理、资源错配和浪费等问题十分突出。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柯希金改革前的50年代中期，苏联计委的一项调查显示：苏联国家的资源足够年生产一千多亿米布料。

　　根据苏联当时1.78亿的人口计算，如果资源能够合理配置，则每人能分到五百多米，可市场上居然布料严重不足，全国实际人均分配的布料只有0.8米，搞笑吧。

　　仓库里各类物资和产品堆积如山，但市场上总是不停的出现，这个缺，那个也缺，可苏联从资源和生产总量上来计划，这些东西分明就是不缺的，一些产品甚至在仓库里放到坏，放到烂，也没有出现在市场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没有下达生产任务！

　　比如某纺织厂，根据国家下派的指令，今年生产50万米布，而市场实际需要200万米，但不好意思，那怕纺织厂里的纱绽堆积如山，他们也只能按计划指标生产，或者说可以超额到60万米，但绝对无法根据市场实际需求来生产，这就是计划体制教条、僵化导致的。

　　还有就是产品实际生产与工业实际需求之间严重错配，比如苏联的某家螺丝工厂，国家给予的指令是年生产某型螺丝，而工业实际需要的并不是这型螺丝，结果就是工厂一年生产下来，这批螺丝全部无用，而后堆到仓库里，等着回炉重造，或者放到烂。

　　但企业的生产计划已经完成了，甚至是超额完成的，根据国家政策，他们能拿到超额奖金，而奖金分配又没有有效监督，结果就是管理层把钱一分，剩下点残羹冷饭，分到工人头上所剩无几，甚至根本没有。

　　由于长期的资源错配，导致工厂管理者和工人都对生产失去了积极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工厂开始虚报生产结果和数量，分明就没有生产，或者生产数量远远不足，但是工厂上报时却表示已经生产完成了。

　　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工厂开始做账产，并把大量用于生产的多余原材料，直接当废料进行报废。如此一来，上级来检查，原材料数量与生产数量就对应上了。

　　那么，这里的漏洞这么大，前来检查的人发现不了吗？当然不是的！只是来检查的人也一样，他们知道生产的这些产品，根本没人用，所以检查都是过场，他们只需要其工厂表面上有产品能用于检查，且生产量与原料消耗都对应上就行，其它的并不管。

　　从上述就可以看出来，苏联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根源就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严重不匹配，严重滞后，而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国家要实行调整或者改革时，根本找不到一个合理且有效的解决方法或方案，一路只能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斯大林的‘多元化’经营是如此，柯希金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如此，他们不是不想让国家变得更好，而是他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或者说找不到根源性的矛盾。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论语》一样，它提供了一种哲学范畴的思想和方向，但它并不提供实际解决问题的途径，或者说，其学术在当前的50年代，甚至还不是《论语》，儒家起码还有各个学派，有二程二朱，有阳明心学，有发展，但它却不能。

　　在苏联的理解里，社会主义的任何经济思想和学术的发展，都不能超越其对《政治经济学》的现有理解，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他们把对《政治经济学》的现有理解，认定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标准’思想，不断的断章摘句，用以抨击或者批判新的经济思想和学术，实则陷入了‘原教旨主义’思维。

　　在这种情形下，苏联经济学界已经没有人敢于对经济学思想进行发展和学术研究了，包括对《政治经济学》本身思想发展的研究，因此也就产生不了新的经济学思想，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提供依据。

　　少琪正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上来说提出，要让民国留下来的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参加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不能再走上苏联的老路。

　　中国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西方经济学家，如陈岱孙、浦山（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张培刚等都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其中薛暮桥、孙冶方、浦山、许涤新等人，早年就入党了，既懂资本主义经济学，又懂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中国其它方面虽弱，但是经济学人才是真的不缺。

　　但新中国在全面学习苏联之时，犯了和苏联同样的错误，他们把国内的西方经济学家当成了妖魔鬼怪，认为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代言人，把西方经济学系废掉，剥削他们的教学工作，比如张培刚，堂堂经济学家，被整去工地当监工去了，后来还直接下放劳动。

　　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又开始了一条经济学‘西化’之路？除了当时现实的需求之外，最大的原因也是和苏联一样，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既然西方这么发达，那就直接学西方就好了。

　　好在中国又与苏联不同，文革爆发前，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不被待见，但他们还是能自由的研究自由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而这批老一代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像苏联那样，到了六十年代都凋零殆尽，反而因为大多年轻，基本都活到了改开。

　　现在，五大书记都已经看完了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所以他们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可以说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里，经济学知识最丰富的一群领袖，自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也就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理解。

第100章 如何调整（一）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家正在为全面建设的工作展开探索和讨论，特别是五年计划的制订，目前已经开始了，而总理即将于二月份前往苏联，目的就是希望苏联将原有的49个（历史41个项目），扩大到101个（原91个，再增加湖北磷肥、罗布泊钾肥两个项目）。

　　为适应国家全面工业建设及五年计划开展的实际需要，教育工作必须同步展开并先行进行院系调整（改革），而全面苏化之中，又包含了制度的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环节，而过去的全盘学习，现在自然要做出调整。

　　主席因此赞同了少琪的观点，他说道：“曾经我们把大学里的西方经济学系都取消掉了，看来这样做是不行的。将来的国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但也不能闭门造车，西方好的经济学，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更要交流。”

　　“但是，是现在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包括马列思想在中国立足还很弱，所以在全国各大学都保留西方经济学系是不合适的，真要培养了那么多的西方经济学人才，他们也很难找到工作，毕业即失业，这对人才也是一种浪费。”

　　总理问道：“那以是否可以在现有的21所大学中，保留西方经济学系呢？”

　　“这种搞法也不正确。”主席说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经济学基础必须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以院系调整以后，其经济学系要以学习《政治经济学》及苏联的一些优势的经济学为主，而后才是西方的经济学为辅，两者的比重或为七三，或为六四。”

　　总理想了想说道：“院系调整以后，本科教育为苏联的四年制。我看三年时间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年时间学习西方经济学是合适的。等将来条件合适了，我国再全面调整经济学系，分别开设马列和西方经济学研究。”

　　总理这样安排是基于当下我国实际情况而设想的，不可能连本身的经济学都没有学明白，就全面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这样就是主次不分了，况且一、二五计划期间，国内也不需要大量的西方经济学人才，因此还是以国家的实际需要为主。

　　“我赞同总理的观点。”陈芸说道：“我们可以把全国优秀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人才和自由经济学人才都安排到21所综合大学里，实行混合制经济学的教学，这样就不会出现，未来那样完全不懂西方经济学的人才了。况且，我国当前的国际形势也已与曾经不同。”

　　中国外部国际外交形势的变化，就是从台湾回归开始的，而重大变化则是朝鲜战争的结束，如今不过一个月多一些的时间，全世界70多个国家中，已经有45国明确要与中国建交，其中已建交27个（朝鲜战争中断了一部分建交），新中国迎来了一波建交的高峰。

　　没有了内部威胁后的新中国，其对外交往的形势，自然也需要跟着调整。曾经我国因为‘外部封锁’被迫‘闭关’，但加入联合国成为五常国家道路基本扫清的中国，即便美国继续‘封锁’，这种封锁也是相对有限的，毕竟外部局势和国际地位都不同了。

　　哪怕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依旧不会与中国建交，其虽对中国产生影响，但也不会再是决定性的，或者说，美国不跟中国建交，不意味着其他国家不跟中国建交，这是两回事，曾经美国那些小弟，不与中国建交，是因为中国并没有现下的这些条件。

　　“我看可以先这样做。”朱老总对主席说道。

　　主席点了点头，他吸起烟说道：“51所综合大学降到21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这21所综合大学，要把他们建好，一些优势的人文社科、理科都要大力发展，将来好把总结起来的经验推行到全国各大学。”

　　总理做下记录，说道：“这些人文社科中很多都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商业、文学、艺术等，如果这些学系大规模的招收学生，将来毕业后就业也是个问题。”

　　少琪说道：“我国建交国已有27个，接下来全面要对外开展国家间正常贸易，懂西方法律、商业的人才也是需要的，而且将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会保留一部分，这些人才的就业还是可以解决的，不过蒽来讲得也对，不宜扩大学生的招收规模。”

　　朱老总说道：“那就搞小一些嘛，这些专业同样要学习社会主义的专业知识，如此一来，即能对外，也能对内，综合型人才不就有了。”

　　主席笑了笑，说道：“可以先这样进行综合教学试验，但仅限于综合大学之内。还有就是理科的问题，21所综合大学里要重点加强理工科的全面建设，另外30所可以综小规模，但不能放弃，我们学习苏联，不是为了变成苏联，好的方面要保留。”

　　全国206所大学院系调整之后，专业被无限细分，这样确实能在短时间，一方面降低的入学门槛和教育难道，但另一方面，也使得综合性人才缺乏，其造成的恶果就是国家严重缺乏设计人才，国家的技术发明创新，也因此很难出现。

　　因此，按照主席的思路，院系调整后的21所综合大学，将开展全面建设，采用理工科为先，文科并重的策略，大力培养各科或复合型综合性人才，并开创大学基础和技术研究工作，这样的大学与历史同期已然不同了。

　　新中国一五和二五计划期间，处于国家工业奠基阶段，这一时间主要是建立、消化和吸收苏联技术，等到三五计划时期，国家通过十余年培养出来的综合性人才，就可以大规模走上国家建设的各类岗位了。甚至在二五计划期间，这些人才就会发生作用。

　　总理说道：“按照主席的这个思路，比如浙江大学，其人文社科较为发达，那就不要将其拆掉了，反而还要将其他大学的一些优势学科并合进去，同时加强理工科的教育，开展理论和技术研究，如此十年下来，应当能取得不小的成果。”

　　“我是这个想法。”主席说道。

　　总理点了点头，继续讲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0号组和4910工程的开展，国家能从未来搞来许多新的书藉和产品，需要展开学习、研究和仿制工作，而这些在单纯的工科大学是很难完成的，也需要综合大学来解决。”

　　少琪弹起烟灰问道：“4910工程那边，现在有哪些进展了？”

　　总理翻起记事本，回道：“目前理工科类的教材，包括：机械基础、液压技术/理论、焊接技术/理论/手册、汽车构造、汽车汽油/柴油发动机、摩托车发动机技术与原理、半导体技术原理与技术、微电子学、基础化学、中医学专业教材、船舶类、桥梁类共计一百多种教材，都在重编中。”

　　“另外，还有工程及技术类的书藉，如：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汽车工程类手册、船舶设计实用手册、船舶工程技术手册、桥梁设计手册、桥梁建造工程手册、工程项目管理、建造师手册等工科工程类手册，也都在重编中。”

　　“除此之外，还有飞机类设计、导弹类设计等各类教材与设计专业知识，也已经搞了过来，而这些多数目前属于国防军工项目，因此需要一位主导人。”

　　总理略作停顿便说道：“4910工程组，现在有大量的未来书藉需要编制，但人员还短缺，需要扩编，另外还缺一位管理人，我认为荣真同志应当加入进来，并领导4910工程。争取年内把这些书藉全部重编完成，明年正式向全国下发新教材。”

　　少琪问道：“这么急着就下发新教材，到时会不会与苏联的教材产生冲突？”

　　总理点头道：“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思考了一会说道：“我看这样，由4910工程组，结合已有的苏联教材，再重编一个新教材；将来从苏联引进来的教材，一律按这个方法处理。”

　　主席说道：“这件事就由容真同志来负责，由他组建一个4910工程管理组，负责未来教材的汇编与审定工作，再从教育部抽调一批人，成立教材保密编辑组，结合苏联的教材，重新编制新教材。”

　　此事就此定下。

　　主席吸了一口烟，接着讲道：“上个问题就到这里，现在讨集结第二个议题，如何平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体制无法协调的问题。”

　　主席说道：“当前我国经济体制，实际是由政府用各种形式管理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正在开展人民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个经济实质上就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这个经济的特点，主要不为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是脆弱的，过去他们靠着官商勾结进行垄断，或者靠着帝国主义的扶植成立，其具有明显的买办性质特征，再者就是封建性质的官僚资本，如四大家族。”

　　“除上述外，还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他们长期受到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压迫与排挤，因此这类经济的占比相对较小。”

　　截止1952年底，新中国的经济成份占比中，国营经济占比为19.1%；合作社经济为1.5%；公私合营经济0.7%；个体经济（主要为小农经济）占比为71.8%；资本主义经济6.9%；但现在才刚进入1952年，国内对于隐藏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资产没收还不彻底，部分资本藏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中。

　　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占比中并不大，总体上只有约10%以下，到了1952年底更是下降到了6.9%，而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经济（私营经济）在全国彻底消失，只到1979年重现。

　　现在，主席要讨论的是，如何定位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经济，因为按照此前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的，可现实又是，不能将私营经济给消灭掉了，但若不消灭，那么‘三大改造’必然‘不彻底’。

　　一边是思想，要求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一干到底；一边是现实经济逻辑，这样干那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论的支撑，如何用一套完整的理论逻辑，说服全党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保留私营经济是合理的。

　　所以，问题不在如何保留私营经济上，而是思想的问题上。

　　当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除了南斯拉夫，包括苏联再内及东欧国家普遍没有真正的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些资本家的企业，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商铺、店铺，基本都进行了国有化，而这与中国实行的‘公私合营’也不相同。

　　如果中国允许私营经济（保留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那么在阵营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就是在走社会主义‘修正路线’，因此若真这样做，那么包括苏联再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必然会认为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问题，五位书记都是清楚的，或者说过去这一年多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主席将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大家再次陷入了沉默。

　　良久后，少琪续起烟，长嘶一口，说道：“主席，我看‘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是要提。”

　　主席缓缓吐着烟，问道：“少琪觉得要怎么搞？”

　　少琪说道：“近半年来，我认真的研究了主席曾经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路线从总体上看，符合了当初国家建设的路线要求，也符合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基本路线，其中就包括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

　　“但现在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还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留。”少琪说道：“一体两翼，中的一体即工业化，必须坚持；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同样也要进行。”

　　“但在其中，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农业方面，建立起集体化和合作社经济，其中的集体化，要对合适的国有农场推广机械化耕种，广大农村则继续推行农业互助合作，至于农民的核心资产，田地全部收归集体，现有分田到户不变，禁止田地买卖和流转，包括个人承租。”

　　现有政策下，农民的田地依旧是可以买卖、流转和承租的，或者是私下里进行相关的操作，这使得一些地区的农村土地，重新出现了兼并的现象或趋势，所以这需要立法来管理，而新中国第一部土地法是1950年颁布的，但它主要是改革，并非管理。

　　因此，少琪说道：“土地管理法要跟上，要把农村土地兼并的问题彻底解决，通过农业互助的方式，解决少数农民家庭缺乏劳动力的问题。”

　　“富户问题怎么解决？贫农的问题怎么办？”主席问道。

　　主席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东北那边就出现了一些事例，由于1948年东北就解放，早早也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东北的百姓是分到了田，可是家庭的人口不同，分田多少不同，农业产区自然也不同，于是出现了农民的贫富差距出现了。

　　东北有钱的富户家庭有两匹马，有大量劳力，而中农或富农家庭没有耕畜，家里的劳力也少，中农向富农借马耕作咬咬牙还能出得起钱，但是贫农是真的出不起，于是一些贫农家庭干脆就把田地出卖或者租给了富农，重新当起了佃农。

　　1950年少琪在东北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当时的说法是：没什么可怕的，总会有人要先富，如果因为有人富了就觉得要打掉，那么不仅会让富农不敢搞投资，还会损害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他认为‘富农是好的，要支持’。只是他的这个观点，主席显然不认同。

　　主席认为，国家才刚成立，分田到户没几天，就开始出现了这么明显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些贫农或者因烈属导致贫困的家庭，就因为家里缺少劳力，就重新变成无产者吗？那这样的新中国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三百年周期率还要重现吗？所以他反对少琪关于富农的表述。

　　可以说，主席从始至终，他都是站到最弱势、最底层的人民一边，他的心里始终充满着慈悲之心，所以他面对东北那些富农，张狂的一边讴歌着‘共产党好’，一边重新兼并土地，生活逐渐骄奢，还重新放贷压榨贫农，他忍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