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79节

　　既然你们这些富农，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认为新中国和过去的那个旧中国没啥区别，那么我就让你们看一看社会主义的铁拳！你们不是有钱了，就恣意妄为吗？那好，我现在偏要将你们打到社会最底层。

　　于是，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新的政策出来了，国家对富农征重税，最高可达42%，中农为12%左右，而贫农则很少，不过7%，还通过成分划分，限制富农进一步壮大，对于主席来说，他的逻辑很简单，你敢重新搞压迫，那我就要把你们的脑袋重新按进泥里。

　　主席的这种做法，显然有其合理性，只是不能解决根源性问题，国家总是要发展的，总是会有人先富起来的，如果不允许富农的存在，那么农村经济又要如何发展呢？经济的逻辑同样简单，有消费才会有制造，才会有创造。

　　但当大家都一样穷时，最终就会连穷人都不会满意，并且所有人也都不会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那些得了利益的穷人中会有许多人，对主席的做法感到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这个问题又摆了出来，它同样需要解决。

第101章 如何调整（二）

　　“就个人的看法，富户还是要有所保持，否则农村个体经济就难以获得发展…。”少琪思考良久，他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农村要发展无非两条路，一是以广大农民（含富农、中农）的为基础的个体经济，包括农业经济作物种植、农村作坊、个体养殖等；二是以农村合作社经济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比如集体砖窑厂、辗米厂、磨面厂、副食品加工厂等工厂或种植园合作经济等。

　　农村个体经济包括后续的五小工业发展，都需要原始积累，如果把富户消灭掉，这样确实消灭了农村里贫富差距，但是解决不了发展的根本问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家一样穷。

　　如果把视野放到整个国家未来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之中，那么农村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最终不少地区出现严重赤贫现象就是最好的证明。

　　少琪一番解释后，说道：“因此，把富户消灭掉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而是要把富户从农业种植的单的一经济发展模式上拉出来，给予先富起来的一批农户政策条件支持，让他们去发展养殖、发展农村五小工业，甚至直接创办私营工厂。”

　　陈芸微不可见的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总理也没有说话，两人同时看向了主席，只见主席沉默的抽着烟。

　　老总见主席不说话，略作思索，便问向少琪：“如果这样干，农村里的贫富悬殊的差距会更大，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贫者耕食不饱，富者钟鸣鼎食，我们的革命性又体现在哪里？”

　　“当初那么多人跟着我们闹革命，许多烈士因此牺牲，我们曾经承诺他们，将来要建立一个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不公、人人平等的新世界，可若这样搞，一批剥削者、压迫者被打倒了，我们又重新建起了一批新的，不是又退回到旧时代？”

　　少琪当然明白，老总这话是代主席问的，他一连抽了几口烟，最后还是看向四位书记说道：“主席、老总，还有蒽来、陈芸同志，我还是要说一说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就彻底的消灭剥削是不现实的，否则我们就是犯了教条主义。”

　　“我们党建立新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的面貌，消灭剥削、压迫和不公，最终的目标，就是主席在1955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然而社会有发展的阶段，我们已经知道全面国有化、全面公有制解决不了经济、工业现代化，甚至农业现代化全面发展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必须得调整曾经的做法，把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保留下来，至少保留到一个程度，不能一体消灭。如果我们确定要这样做，那么就回到了老总所说的问题，农村里会有富农，城市里会有小资产阶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里还会出现大的民族资产阶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如何看？”少琪迅速的抽出一支烟，续了起来，巴巴一连抽了几口，继续讲道：“按照过去的看法，新中国成立了，将来要实行‘三大改造’，而改造完成之后，过去的剥削就被彻底消灭了。对于这个看法不能说错误，但也不能说完全正确。”

　　少琪说道：“我看了0号组提供过来的资料，看到了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全国实行了全面公有化，可剥削是否就消灭了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并没有消失，而是由过去的阶级剥削，形成了国家某些结构性的剥削，比如工农业剪刀叉，就被认为是对农民的一种长期剥削。”

　　“并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我个人是十分赞同的，认为其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阶段的务实性理论观点。”少琪弹了弹烟灰：“因此，既然在这一阶段，剥削不能被完全消灭，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方式。”

　　“一个，减少制度性的结构剥削，其实现的方式是，增大对农村地区的分配，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减少工农业剪刀叉对农民过度剥削的情况。而在这一过程之中，富户、个体经济者必然会成长为新的剥削阶级，要解决他们，不是制度性消灭，而是制度性分配。”

　　主席问道：“你这个分配怎么分？”

　　少琪说道：“比如采取政策鼓励富农或者农民发展个体经济作物种植，等到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再调整政策，允许他们搞多种经营，鼓励农村发展养殖等业，如此一来，不仅搞活了农村经济，还改善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

　　“而等到这批个体经济者发展起来之后，我们再通过税收政策实施第一轮分配，把这些富人的钱收上来，用以农村集体的或者全民性的公共利益或福利建设，通过制度设计来减少贫富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个，城市里的个体经济和民族资产阶级私营经济，我们也同样可以采取加大分配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加重税，减少个人财富的积累，用以建设覆盖全民的公共投资建设与全民福利保障建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说来说去，还是‘先富带动后富’那一套。”主席弹起烟灰说道：“我个人是反感这种观点的。要让先富的人有那个觉悟带动后富，这就好比让人把装到自己口袋里的钱，再拿出来分给穷人，这现实吗？”

　　主席接着说道：“过去，我们为了现实这个目标，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才最终得以实现，将来等那些人先富了，他们就会官商勾结，就会形成官僚资本，就会要政治权力，最终人民还是要遭受二遍罪。”

　　少琪说道：“我理解主席的观点，可是国家要发展，先富这个阶段就没有办法迈过去。苏联亡国、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革命陷入低潮，这都证明了，我们现在所采用的苏联方法是行不通的，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我也不赞同‘先富’观点。”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早已经证明，全面公有制，全面国营，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和曾经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最终都失败了，而失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理想性制度，不能背离现实发展阶段与经济逻辑。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要实现工业化，要进行全面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有原始资本积累，而采用的方法就是‘工农业剪刀’叉，通过统购统销、三提五统等一系列方式，从农业上来汲取原始资金；而国家为了聚集更多的资金，就需要减少分配。

　　于是一方面在农村实行公社化，甚至搞大锅饭，通过集体劳动、义务劳动、统一分配的方式来实现分配的减少；另一方面就是实行配给制，工资等级制，减少对工人等阶级的分配，这样做的成果是辉煌的，中国仅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实现了基础工业化。

　　然而，其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巨大，工业化的大发展，国家生产总值年年攀升，可是居民收入、国家总体消费指数不仅没有显著提升，反而在不断的下降，农民手上没钱，城市居民和工人阶级手上也没钱，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城市经济总体上一潭死水，农村经济陷入停顿，甚至出现了个别农民在公社里干一年，还倒欠公社的钱。国家大干猛干，通过两年五年计划发展起来的工业，回头才发现，全国没有多少消费市场。

　　国家过去投入重资建设起来的国营企业，需要收回成本，否则财政亏空就会无比巨大，可消费市场又有限，这很矛盾，而解决的办法，不是进行整体分配调整，反而持续加大工业建设，认为不断建工厂，不加扩大城市化，就能解决就业和消费问题。

　　工厂越建越多，投入越来越大，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工厂的产品又卖不出多少，工业发展的上限和瓶颈同时到来，为了收回建设成本，国家出台政策，对工业品采取了调拨价与市场价双轨制，国家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收回成本。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状：国家减少分配，从农民和各阶级身上聚积原始资金进行工业建设，而分配的不合理，又使得百姓身上没有钱，消费不起工业产品，但国家工业发展又不得不继续加大工业等建设，同时为了财政平衡，又不得不提高工业品价格，进一步减少分配，就这样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工业品的价格有多离谱呢？比如：一个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中号的二元，大号的更贵；一只热水壶最便宜也要八九元，贵的二十多；一辆自行车三百多；一台缝糿机九百多；一辆卡车一万一到一万三；而同期大米的价格，一斤一毛二左右。

　　这样的工业品价格完全背离了价值规律，它并不是实际价格，而是国家强行规定的价格，工厂并不能自主定价，也不能自主降价，工厂之间没有竞争，产品与技术难以提升，加之细分化的工科人才教育制度及企业管理体制限制，又使得工厂缺乏创造性人才，创新极少。

　　这些问题反应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上，就出现了另一种情形，国家需要消费群体，因此需要扩大城市人口，但随着人口增多，又要解决就业问题，就需要扩大工业和工厂生产规模，大量的工人被招进了工厂，结果发现工厂生产规模是扩大了，产品却又卖不掉，粮食供给还更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又在1960年开始精减城市人口，要求一年内减少一千万城市人口，三年内减少两千万城镇人口，这些减下来的人口，被重新送回了农村，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农村，又要多养几千万人，这还不包括1956年开始的‘上山下乡’人口。

　　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于体制的不合理，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无法及时保证市场所需，而低分配模式又使得百姓手上没钱，无法扩大消费，加之工业品价格失实，又进一步降低了消息能力，特别是农村地区，农民家庭除了农具和基本厨具消费不起任何工业化产品。

　　因此，若要解决这些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就不能完全照抄苏联模式，就不能走全面国有化和全面公有制路线，否则就会被看似完美的计划制度所反噬。

　　比如在农村经济方面，就需要给予一定的自由度，要允许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民保留自留地产出上有一定的自由交易权；同时接受个体、集体经济多元所有制。

　　在城市经济方面，个体经济如一般店铺，就不能全面公私合营，大多都要保留自主经营权；允许小摊小贩个体经营；民族资产阶级（私营经济）就得作为国营企业外的市场自主调节功能予以必要保留。

　　在国营工厂管理层面，同样要进行制度性调整，一个时期之后，就要实行政企分离，全面推行厂长责任制，降低厂党委权限，给予厂长和企业一定的自主经营权限。

　　在整个国家的制度层面，就需要设计一个阶段性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一味的低分配并不是一个好事，如果一个工人生产的基础工业品（非大宗工业品、重工业品）自己都买不起，那么这样的分配制度，显然是极为不合理的。

　　一个热水瓶厂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二十来块，而一个热水瓶的价格，就差不多或超过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这个价格就是严重失实，严重的不合理！且热水瓶都成为了年代里，家庭身份、地位的象征（高级干部和部分富有家庭才买得起），这同样是极为不合理的！

　　少琪说完便不再多言，而主席也陷入了思考，良久后他看向总理和陈芸问道：“你们怎么看？”

　　总理沉吟片刻说道：“从经济发展规律的角度，先富是无法避免的，关键还是分配制度合理性，如果让富人大量掌握财富，这是不可取的，因此必要的高税收是个必定的方向，由国家把多余财富收起来，再统一进行全民分配，这是一个可取的方向。”

　　主席又看向了陈芸，就见他也说道：“如果保留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那么先富就是一定会出现的，若采用完全背离市场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那么曾经发生的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社会消费力下降、居民收入长期难以提升就会继续发生。”

　　“所以，我认为，建设制度性的社会合理分配制度，比一味的限制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打击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更切合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否则历史问题就无法避免，并会重复发生。”

　　主席吸起烟说道：“曾经采用的是政治上的手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现实证明这种单纯的手段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合理的制度并施以政策引导和保障，因此从这上面看，过去的一些思路确实是有很大不足的。”

　　“主席也赞同保留富农了吗？”朱老总问道。

　　主席点了点头：“情感上我是反对的，以情感而来的处理手段，也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它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看待问题还是要理性，不能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那农民阶级的划分问题呢，也要调整吗？”总理问道。

　　主席回道：“不调整，该怎么划就怎么划，对于地主、富农的必要限制，现阶段还是要保留的。如果紧箍咒都没了，全国土改完成后，地主阶级就要重新死灰复燃，富农就会变成新的地主阶级，所以必要的打击和限制不能去。”

　　少琪说道：“主席同意了保留富农，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我看‘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可以提前提出了。”

　　主席想了想说道：“现在可以讨论，但是不要急着正式提出，到明年三月份以后再说。”

　　少琪几人瞬间明白了主席的意思，接下来新中国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和内容必然与历史不同，个体和私营经济并不会被全部消灭了，可若斯大林在世就提出这样的搞法，必定会被斯大林认为中国是在走‘修正主义’路线。

　　要是真让他对新中国极度反感起来，那么对接下来争取苏联工业援助是极为不利的，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情况就会变得不同，他是靠着政斗上台的，他在建立个人威望的过程之中，需要中国的支持，那时我们就有了足够自主操作的空间。

　　况且，赫鲁晓夫上台后，便急急推动改革，而中国则完全借助苏联改革之机，一把将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到时赫鲁晓夫即便想说，也说不出个啥，毕竟苏联自己都在搞改革，还有什么脸说中国呢。

第102章 中日贸易

　　1952年1月26日，继‘三反’运动后，中央再度提出‘五反’斗争的指示，全国由此掀起新一轮斗争的浪潮。

　　全国各地的违法资本家，违法违纪干部，再强大的政治运动压力下，开始主动向政府坦白；而中央依旧对罪行较轻，且主动坦白、主动上缴或退脏者，采取‘轻者从轻’的处理原则。

　　二月上旬，总理带领何常工、李富椿等人出发前往苏联访问。总理这次出访有两个目的，一是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便是请求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项目从49个增加到101个。另外，就是相应的驻苏留学生计划以及需要更多苏联专家、技术员援华等。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不过一个多月，中国在朝鲜的大胜，大长了苏联的脸面，所以当总理抵达莫斯科时，受到了苏联方面的盛大欢迎，仅在机场迎接总理一行的苏联群众代表就有数千人，这一场景，深刻的应证了当前中苏关系是系何等的亲热。

　　携大胜而来的总理，在寻求苏联帮助的过程中总体上极为顺利，斯大林甚至没有过多思考就答应了对华援助，以至于总理准备良久的腹稿，几乎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请求增加52个援建项目，使援建总项目达101个，斯大林：给给给！

　　中国请求从苏联引进六艘07型驱逐舰，比历史上多了两艘，斯大林：给给给！

　　中国请求苏联帮助建设鞍钢大型钢铁厂并培养人才，斯大林：行行行！

　　中国请求苏联能够在援建方面，给予中国一部分费用免除，斯大林：除必要成本费用外，其余均免除。

　　中国请求苏联扩大赴苏留学规模，今年内将留学人数增加到2000人以上，并帮助中国培训院士队伍，斯大林：小问题。

　　中国请求苏联帮助建设石油工业和长春第一汽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主要是现下国内三个油田，两个都已经出油了，全国石油规模已达40万吨，而全国实际石油需求量刚好也是这个数，再加此前苏联援助的50万吨，国内现有车辆足够使用，甚至出现了石油过头的问题。

　　因此，总理希望从苏联采购五万辆卡车，其中大部分为四吨左右的中型卡车，其余为重型和军用卡车；另采购2500辆嘎斯吉普车，配给军队指挥员使用。

　　苏联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大一笔订单，斯大林感到非常高兴，苏联最不缺的就是这类工业品，而缺的是足够的市场，这与中国恰好相反，现下的中国有了石油，但没有足够的卡车可用，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1951年时，中国还在朝鲜作战，国内的汽车消耗极大极快，加之国内运货需要，那时中国一口汽从苏联采购了1.5万辆卡车。但一场仗打下来，损失了六千多辆，总计损失超过1.3万辆。

　　好在随着我军在朝鲜战事中连接胜利，累计缴获美军各型汽车2.35万辆，其中卡车一项就有1.8万辆，虽被美军炸了大部分，但完好的仍有九千余辆。

　　因此，朝鲜战争一结束，大批卡车立即随部队后撤，随着这批卡车回来，国内运输车辆短缺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对于如此太强大的国家来说，卡车的缺口依旧很大。

　　根据石油工业部的计划，1952年，新中国的年石油产量将达到一百万吨，而全国所有汽车加在一起，一共只有8万辆（历史6.19万辆），就这么点汽车，石油根本就用不完，所以汽车要加，汽车厂和拖拉机厂要提前建设。

　　这还只是新中国向苏联采购的第一批车辆，接下来在长春和洛阳的车辆厂建起来之前，中国每年都需要向苏联进口大量卡车和拖拉机、收割机等车辆机械。

　　面对国内国有工厂生产设备严重落后的局面，总理这一次来，除了采购车辆外，还采购了约1.1万台机械加工设备，含各类加工机床、机电设备，就这笔采购其金额就达1.25亿卢布，而总理之所以能这么阔，主要还是财政账户上还躺着14亿卢布贷款现金，放着也没价值。

　　接下来，新中国还会向东欧国家采购机械、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未来三年内，国家的机械及成套设备的总采购量达3.5万台/套，涉及机械设备、食品加工设备、化工成套设备、机电产品、化学及科学实验设备/仪器等。

　　这些采购中的大多数都属于原动力工业母机，可以说新中国一年的工业母机采购量，就超过了过去民国时期政府十年采购量的总和。

　　国家很清楚，没有工业母机就无法制造机器，没有机器没无法发展工业，而以国家当下的情况，想立即就实现自产是不现实的，购买就是唯一的办法，而这也与民国基本买的都是生产加工型设备不同，民国缺乏工业母机，工科教育又严重落后，所以民国工业根本发展不起来。

　　不得不说，苏联人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总理莫斯科之行刚刚结束，第一批前往中国帮助编制五年计划的专家组就组建完毕，就在总理返回北京之时，他们也从莫斯科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列车。

　　“总理这趟莫斯科之行收获颇丰啊。”菊香书屋里，听取完总理汇报的主席，脸上洋溢着满满的笑容。

　　总理却没那么高兴，他说道：“跑了一趟，一共花掉了2.1亿卢布，要是按这个速度，中央财政上还剩的那12亿卢布，根本就不够用，特别是接下来长春汽车厂和洛阳拖拉机厂的建设，还有石油工业建设，都是花大钱的地方。”

　　一旁的少琪见总理兴趣了了，便笑道：“这些钱都花在正道上，该花还是得花。”

　　主席微微点头笑道：“接下来还要派人到东欧一趟，民主德国、捷克，甚至是瑞士、瑞典、英国，只要他们国家愿意把好的工业设备卖给我国，我国就要多买一些，先把国内的那些旧机器逐步的淘汰掉，用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率。”

　　总理说道：“对了，还有一件事需要向主席和副主席汇报了下。”

　　略作停顿，总理便说道：“我国从日本秘密引进石油运输船和货船的谈判很顺利，日本人已经接下了这笔订单，并且还在琉球成立了贸易公司，向我国发起了采购。”

　　“这是个大好事啊。”主席说道：“国际贸易必须开展起来，没有外部的资源和贸易，仅靠国内自行发展经济是不行的。”

　　“日本人要向中国采购什么？”少琪问。

　　“目前主要是粮食和中药材采购。”总理说道：“日本人要求中国每年向其至少提供50万吨大米，还有首批两万吨石油，一千吨钨锭，五千吨稀有金属矿、三万吨白糖及中药材的采购。”

　　主席双手一摊扬到空中，笑着对总理说道：“你看，国际贸易一做钱不就来了么。”

　　总理笑着道：“日本国内现在缺粮缺的厉害，大米和小麦都极缺，为了解决国内粮食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政策，每60公斤大米价格达到3000日元，小麦1930日元。”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日本从中国采购的大米价格为每吨120美元，50万吨即6000万美元，含100万美元运费，共6100万美元。加上其他贸易，日本对华单次采购已突破八千万美元，中日双方贸易总额达1.1亿美元。”

　　“这么说来，我国对日贸易还出现了顺差。”主席说道。

　　总理点头微微一笑，说道：“确实是顺差，不过日本缺美元，他们希望双方贸易主要以实物易贸的形式开展，愿以纺织品、钢铁及部分美元、英磅现金向中国支付，对外贸易部门认为划得来，所以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二战之中，美国将日本给炸翻了天，工业降至战前的30%以下，国内经济崩溃、粮食极度短缺、民生凋敝，日本政府为了恢复工业和经济都快疯了，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确实给日本缓了一口气，不过这场仗打了一年就结束了，日本现下的日子依旧不好过，特别是缺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