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77节

　　此外二十九军本身也在持续扩充兵力，总兵力达10余万众，又从国外购买军火补充实力。

　　而另一方面，由于认为如果发生摩擦，南京政府大概率不会给予支援（就像绥远抗战时候一样），所以他也不肯完全跟日本人撕破脸，非但不能撕破，面对日军方面表示的“亲善”和笼络，宋哲元也搞些请客、联欢等活动来缓和矛盾。

　　当然，由于双方军队官兵曾于长城战场交战，请客联欢到一半变成“鸿门宴”就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比如去年6月（绥远抗战爆发前），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驻北平的华北驻屯日军军官，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的团长以上军官作陪，当时在北平的吴佩孚、张怀芝等“社会名流”也被邀请前往参加宴会，结果酒至半酣时，一名日军军官突然跳上桌子唱起日本歌进行挑战。

　　宋部何基沣旅长见状跳上桌唱起黄族歌，以示应战，斗歌很快变成了斗武，双方各自拿出军刀在席间舞弄起来，董升堂专门找来二十九军杀日寇用的大刀表演一套“滚堂刀”，等这一波过去，日军军官们又把宋哲元和秦德纯拉到酒席前，一起喊着号子举了起来，二十九军的军官们也不客气，一齐上去拽出日本方面的边村旅团长和另一名中校军官，一声吆喝，不但把他们举了起来，而且不断地放手往上抛。

　　一时间，盛宴差点儿成了战场，席间主客双方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还是宋哲元看看情势不对头，赶紧在中间讲了几句打圆场的话，才把火头压了下去。

第268章 形势突变

　　宋哲元一方面不希望扩大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肯真的全面备战，如果说二十九军上层将领冯治安、张自忠抽大烟、贩烟土、娶小老婆、玩女戏子属于当时社会风气问题，南京此前拨给二十九军建筑国防工事线的专款百万元全部被挪作他用、计划中的国防工事一概没筑就多少属于“自毁长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看到日军频繁地在华北搞军演，最外围的二十九军军官就有些焦虑了。

　　比如驻防西苑的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就向上建议要在北平近郊要点修筑防御工事，以备不测，同时要求自己麾下部队保持战备状态，密切关注日军动向。

　　结果接到报告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都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不过宋哲元也没完全把何基沣的话当耳旁风，还是拨了一些物料和钱财让何基沣自行修筑工事，并注意“不要刺激到日本人”。

　　这种做法在某些人看来有点窝囊，不过宋哲元自己也是有苦说不出——军事训练团刚开学两个月，新兵尚未完成训练；军官教导团正在培训；防御工事处于初期修筑阶段；张自忠马上就要率团去日本访问，这个节骨眼上若是引起冲突导致中日开战，他可背不起这么大的锅。

　　作为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当前正处于“既想保地盘，又怕被日军日吃掉”的矛盾中，绥远抗战中傅作义的胜利在他看来属于日本人的小打小闹，真正的日军没多少，而且主要是炮兵和空军（外带几辆坦克），真正作战主力是伪蒙军，而华北这边，日本人可都是正规部队。

　　再说日本人在绥远吃了亏，就该去找傅作义报复，怎么也报复不到自己头上，反倒是南京方向的汪兆铭态度暧昧，将来很可能对日妥协，这意味着华北可能成为“中日亲善”的试验区。

　　反过来，如果自己强硬，日军可能先拿二十九军开刀，而南京未必会支援，所以对己方而言最优解是表面应付日军，暗中扩军整训，等待局势明朗。

　　张自忠也赞同宋哲元的想法，而佟麟阁、冯治安等人的态度更倾向于加强战备，当然无论哪一方都没法直接影响宋哲元的最终决策，所以二十九军也就缺乏统一的对日方针。

　　甚至当华北驻屯军开始频繁大规模演习时，二十九军高层的反应是“这是常态”“不会真打”——日军自1936年9月强行进驻丰台后，演习从未停止，高层已经习以为常，基于“九一八”以来的经验，日军每次挑衅都是为了逼迫让步，只要不硬顶，事态总会平息。

　　结果就是二十九军前沿部队接到指令，日军演习时，部队后退回避，严禁开枪；而张自忠甚至按照计划访日，打算在此期间通过高层沟通化解危机。

　　当然在日军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方面还在寄望于外交解决。

　　于是当3月底的时候，日军的演习规模已经从连级扩大到营团级，实弹射击频率也明显增加，二十九军的情报人员、铁路沿线的工作人员将相关消息报告给高层，宋哲元召集佟麟阁、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开会研判后认为可以暗中要求部队提高警惕，但不下达明确的战备命令，以免被日军抓住“挑衅”的把柄。

　　这导致当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二十九军的反应比历史上更犹豫。

　　一方面前线军事准备不足，另一方面高层还在寄望“交涉”——事实上当3月31日晚，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的时候，三十七师的部队因为收到了“严密警戒，避免冲突”的命令，并没有严词拒绝，而是表示会上报自己的上级，等收到回复后再做回应。

　　而日军看中国军队没硬顶，当即就炮轰宛平城，就跟当初在东北的行径没什么区别，此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允许日军派人与中方派员前往调查的命令也刚到，不过前沿部队也顾不上“避免冲突”了，而是开始反击。

　　宋哲元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致电南京请示，同时命令部队“固守待援，不得扩大事态”，不过南京不知道是没收到消息还是什么，反正没有任何回应，等他决定打的时候，日军已经从关东军调来三个旅团，从朝鲜调来两个师团，华北的日军总数已经超过五万。

　　这些部队是去年冬天开始秘密往华北边境集结，只是借着“冬季演习”的名义，汪兆铭上台后情报部门乱成一团，根本没人察觉。

　　而二十九军反应比日军预期的更软弱和混乱，顿时让华北驻屯军觉得“机会窗口稍纵即逝”。

　　原本军部的意思是搞城下之盟，不过前线的日军军官觉得这种小打小闹怎么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呢？按照军部的计划，大家还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慢慢积累战果，升迁和奖赏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如今为了此次行动来了五万人，功劳根本不够分，只有把整个华北吃掉，然后向山东、河南进攻，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再说前线战事如此顺利，军部的老爷们懂个屁，上级的计划是计划，前线的机会是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有了。

　　再说“九一八”的时候，石原莞尔他们也没听东京的话啊！

　　尤其是情报参谋派人侦察了一个冬天，北平周围没有任何钢筋混凝土工事，卢沟桥那边临时挖了点战壕，宛平城墙上掏了几个洞，几乎没有准备的中国军队让他们再次重温此前的问题：

　　一个旅团打县城，功劳归旅团长；一个师团打北平，功劳归师团长；但现在是五个师团，五万人，如果就这么停了，绝大多数人什么都分不到，只有华北驻屯军那几个原驻部队能捞点油水。

　　于是前线的牟田口廉也和其他几个联队长联名的一份“建议”被送到了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桌上，建议的核心只有一句话：

　　“鉴于当前中国军队抵抗意志薄弱、南京政府反应迟滞，建议乘胜扩大战果，以华北驻屯军及增援部队主力，沿平汉、津浦两线南下，攻略保定、石家庄、德州一线，彻底清除平津侧翼威胁，为下一步攻略山东、河南创造有利条件。”

第269章 一线希望

　　田代皖一郎看完，沉默了很久，这份建议彻底违背军部“适可而止”的指令，意味着把“华北事变”打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但他也知道如果不批，下面那些人可能会更不听话。

　　更重要的是他也认为现在是进攻中国的好时机，几年前任驻华使馆副武官时他就主张武力征服中国，如今当了中国驻屯军司令，若是还这么瞻前顾后，不就让人笑话了么？

　　最后让他下定了决心的是第二天前线传回的消息：

　　宋哲元的部队开始后撤。

　　不是溃退，是有序的后撤——但后撤就是后撤。在日军看来，这意味着中国军队不想打硬仗，意味着“只要追上去，他们就会继续退”。

　　田代皖一郎终于拿起笔，在那份“建议”上签了字。

　　......

　　在获得田代皖一郎的支持后，前线日军借助此次事变，以“保护侨民”为名大举增兵。由于宋哲元命令守军“避免冲突”，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要点，进而发起全面进攻，而二十九军则开始根据命令后撤。

　　4月5日，日军兵分两路：

　　一路沿平汉线南下，直扑保定；

　　一路沿津浦线东进，威胁天津侧翼。

　　此时，距离卢沟桥第一声炮响，刚刚过去五天。

　　（历史上二十九军坚持的时间更长，一方面是因为准备多一些，另一方面是因为日军花了二十天左右“和谈”顺带调集军队，真正作战的时间同样只有几天）

　　东京军部收部到消息时，先遣部队已经越过涿州。按说军部应该制止这种擅自扩大军事行动的行为，不过事实上军部也恨不得全面侵华，此前的军费预算占国家预算增幅的一半，总要拿出点成果来。

　　尤其是田代皖一郎的行为还把“擅自挑起战端”的锅背了起来，不用白不用。

　　至4月中旬，保定陷落。

　　月底，石家庄告急。

　　此时，华北日军总数已增至七万——因为看到“战果辉煌”，关东军又主动加派了两个旅团“支援”。

　　前线军官们看着地图上不断向南延伸的箭头，终于觉得“功劳够分了”；但也有人开始担心，打这么大，苏联那边会不会有动静？英法美会不会干涉？

　　不过讨论了一下后，大家都认为这是东京要操心的事情，跟他们无关，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扩大战果，把功劳变得更多。

　　......

　　宋哲元现在非常后悔。

　　早先曾经有中共通过秘密渠道告知过他，日本人对华北虎视眈眈，定然会不断制造摩擦，等到中国军队忍无可忍的时候，再以此为借口全面侵华，届时日本人兵力、装备都强于中国守军，二十九军定然会吃亏，因此希望宋军长早做准备。

　　此外这份情报中还指出，宋哲元身边的潘毓桂、周思静都是立场不坚定的人，如果日本人收买他们，他们一定会叛变，希望宋哲元小心谨慎一些，结果宋哲元看到这段情报后非常不高兴——潘毓桂是宋哲元的亲信，时任冀察委员会委员和政务处长、平津卫戍司令部高等顾问，周思静是二十九军高级作战参谋，如果这两个人不可靠，那么共军还能收集到相关消息，就说明共军潜藏的人员已经摸到自己身边了，那比起潘毓桂、周思静可能带来的问题，还是共军的威胁更大些。

　　（由于这个时空没有西安事变，所以虽然红军和国军目前基本上已经停火，但是双方还是敌人，某种意义上宋哲元和红军通信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他的副参谋长张克侠（地下党员）本来还要传达?陶尚行?的建议，不过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将其说成是自己的建议，即“集结兵力于平、津、保地区，伺机主动出击日军”。

　　这个方案主要是寄希望在日军增援未稳之际击溃敌人先头部队，震慑敌人，为己方争取调度的时间，宋哲元确实有些兴趣，不过最后还是没有施行。

　　毕竟当时二十九军高层（特别是宋哲元）当时仍对日军抱有幻想，希望通过谈判局部解决事端，这种瞻前顾后的心态最终导致二十九军错过了最佳的战备时机，当面对日本人的突袭的时候，二十九军各部仓促应战，并很快就败下阵来。

　　坐在石家庄临时指挥部的宋哲元听着前线收集的消息，只感觉心在滴血，南苑失守时军训团的学生兵死伤过半；佟麟阁头部中弹，当场殉国；赵登禹多处中弹，撤退途中倒下，两人遗体被护卫的士兵寻回运到保定，还没来得及好好下葬就又被日军追到保定，二十九军短暂抵抗后保定失守，所以这支队伍又把二人的遗体转运来石家庄，但是大部分阵亡士兵的遗体都无法收殓，只能匆匆埋在路边。

　　甚至还有不少人无法掩埋。

　　如今张自忠正带人断后，尝试收拢部队，再做抵抗，不过宋哲元非常清楚，失去北平和天津后，二十九军基本完了，华北南部几乎全是平原，没有险阻可以利用，石家庄的滹沱河勉强可以借助，但是不多。

　　张克侠在门外喊报告，于是宋哲元让他进来，后者在前不久的撤退过程中带着警备人员把意图投奔日本人的潘毓桂、周思静抓了个正着，虽然当时忙着撤退，宋哲元还是抽出时间枪毙了两个人，这才带着队伍后撤。

　　“有什么事儿么？”

　　“报告！天津方向传来消息，李文田部趁鬼子集中力量在北平时机，烧毁了日军在天津东局子的飞机场，并尝试突袭海光寺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未果，目前已撤往沧州。”

　　这算是个难得的好消息，宋哲元点点头，见张克侠没动静也没走，便问：

　　“还有什么事儿么？”

　　“军座，弟兄们的士气不太好，是不是想办法先鼓舞下士气？”

　　“我知道。”宋哲元摆摆手，“不到一个星期的功夫，一万人没了，两个将军没了，平津没了，华北没了，南京没有任何反应，哦，没准汪兆铭正想着怎么让我把责任全都担下来，李宗仁没准也在看笑话——”

　　后面的话他没说完，因为副军长秦德纯匆匆闯进来：

　　“陕西急电，张学良说，他们在派援军经山西向我军靠拢，希望我军不要急着撤退，想办法在此地构筑防线！”

　　这个消息让宋哲元愣了一下，毕竟自日本人进攻以来，周边各势力基本都在观望，山东韩复榘固然是隔岸观火，山西阎锡山也只是口头上支持二十九军，如今在陕西跟红军对峙的张学良反过来表示要派遣援军，多少出乎宋哲元的预料。

　　不过他还是摇了摇头：

　　“陕西到此地不止千里，等他们赶来，怕是黄花菜都凉了，而且阎老西以前跟张学良有个人恩怨，八成不会让张学良轻易通过。”

第270章 天水的决断

　　宋哲元猜的其实很对，但是现在中国北方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而这一切还得把时间往回推。

　　作为地下党员的张克侠当然不是孤身一人，在整个北平其实有着相当数量的地下党，这些党员和民先队员以及救亡团体成员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络，甚至还有电台。

　　所以在日军发动攻击的第一时间，潜藏在北平的地下党就不顾暴露风险向西北发电，通知了相关情况。

　　而天水的党中央收到消息后也第一时间召开会议——不同于网友们还在掰着手指头数再过多久日本人会全面侵华，教员早先在看过后世的一部分资料后就明确指出，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权力交替，日本人可能会更加蠢蠢欲动，所以要做好日本人提前行动的准备。

　　所以这次收到消息，首长们虽然惊讶，却并没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事实上过年后首长们就在讨论如果日本人像网友们所在的历史上一样在北平和上海分别掀起战争，红军应该怎么应对。

　　其中最简单的应对方法就是效仿另一条时间线上的红军，在日寇入侵的时候发展自己，积蓄力量，然后建立各种敌后抗日根据地，让国军在正面战场上迎战日寇，己方在敌后战场削弱敌人，最后等日本人想不开同时对英美作战的时候开始局部反击，最后连同全世界反法反西斯力量一起打败这群可恶的侵略者。

　　不过这个法子相较于现在红军的情况，有点缺乏吸引力，哪怕是嘉祥、邦宪这样的同志都认为这种作战方法有点保守了。

　　于是经过简单的讨论，首长们又形成了第二套方案，即组织一支精锐的远征军，在日本人攻打北平的时候尝试前往华北战场，用一场局部胜利争取全国人民的目光，以抗日的大旗团结全国所有愿意保卫中国的势力，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不少首长在思考的时候都爱抽烟，所以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唯一不抽烟的彭得华如今远在西宁，因此也没人提抗议。

　　邦宪刚才还在发言，大意是红军现在的力量虽然比以往有了不少增强，但还没有强到可以长距离跋涉然后跟日军正面硬拼的程度，德械步兵师、美械装甲营听起来不少，可想要远距离作战还是太冒险了。

　　以至于朱建德不得不强调，没人说要跟日军硬拼，第二种计划说的是“打一场局部胜利来争取全国各界的注意，增强人民的信心”。

　　然后邦宪就摇头，表示日军不是傻子，你打他一下，他们肯定会扑上来。到时候红军撤不撤？撤了，胜利的意义就打了折扣；不撤，就可能被缠住，在这样的长距离远离苏区的敌方势力范围作战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何况山西的阎锡山八成不能当成友军，甚至宋哲元都不能看做友军。

　　他的这个主张甚至得到了嘉祥的支持，两人过去曾经是亲密战友，但是遵义会议后分道扬镳，如今因为同一件事儿的观点，居然又站到一起。

　　接着左权就表示，当年红军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就算真跟日本人碰一碰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难题其实是如何抵达华北前线，虽然在东北军的努力下，目前陇海铁路西安到宝鸡位置的铁路已经完工并通过验收，不过实际上这段铁路并没有真正通车（主要是没有火车），就算真的有火车，也没法把红军运过去，毕竟这条铁路延伸往河南最后抵达江苏的连云港，而非石家庄，如果红军想靠铁路运输兵力，半路还要转道同蒲铁路或者平汉铁路。

　　当然走后者意味着要穿过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区域，有发生冲突的风险，没准南京的汪兆铭没本事支援宋哲元，但是敢拿着这些事儿做文章攻击红军。

　　专门坐飞机赶来的徐子敬也表示，目前红军在陕北的交通依然不便，根据前线整理情况，可以走韩城芝川渡口渡黄河，当地党组织基础好，群众基础扎实，便于筹措船只和粮草，渡河后抵达荣河（今万荣县）或侯马附近，可以跟阎锡山商议走同蒲铁路，只要不进入对方核心统治区，阎锡山大概率会希望红军帮他分摊日本人的压力。

　　等进入山西，可以根据敌情向不同方向展开，威胁平汉线、同蒲路、正太路，依托山西的地形，迅速占领五台山、太行山、吕梁山、太岳山的战略要地，建立稳固根据地，并在平型关、雁门关、娘子关等地依托险要阻击日军，为全国争取时间，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以部分兵力组成游击支队，东出太行进入冀西、冀中，发动群众，尝试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赞同。

　　然后朱建德咳嗽一声，吸引了大家注意，这才开口：

　　“同志们，如果我刚才没理解错的话，你们的意思是等，等日本人打到山西，等阎锡山求咱们，等全国都看清日本人这一次是奔着亡国灭种来了，然后再防守反击。对不对？”

　　徐子敬阿巴阿巴了两声，最后点头承认确实也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