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58节

　　但是在法本公司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公开嘲笑“苏联人的化工基础连像样的染料级纯度都难以保证，能分离出医用级的磺胺？这大概是《真理报》为下一个五年计划编造的宣传童话”，巴斯德研究所“如果这是真的，那只能是工业间谍的成果”的时候，拜耳就开始想办法寻找苏联所声称的药品的成品了。

　　早先是没有什么收获的，苏联人似乎把这种产品藏得很严实；不过很快在巴塞罗那的领事馆发回密电，说国际纵队那边已经在流传“消炎的神奇药片”了，西班牙的共和派不但用上莫斯科送来的步枪，现在连药品也有的供应了。

　　而且这种药物的效果似乎很好，是一种白色药片而非“百浪多息”这种染料衍生物，这种药物不但有着很好的抗菌表现，而且病人不用再顶着张猩红热似的脸出门了。

　　这个消息顿时引起了德国人的注意，本来小胡子还以为是苏联人的工业间谍从德国窃取了相关技术，结果一问才知道德国人自己都没有这个技术，拜耳公司依然在开心地卖百浪多息，这就让他非常不高兴了。

　　小胡子手下的阿尔贝特·施佩尔辗转询问法本公司，拜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出同等甚至更优秀的药物，毕竟小胡子此前一直宣传德国科学的先进性以及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结果现在让斯拉夫人抢在了前面，顿时让此前‘优等民族’的口号有点站不住了。

　　可怜拜耳公司自己也没想到明明是赚钱的生意，怎么突然就被抬高到“论证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高度，只能一边表示需要苏联药片来验证药效一边介绍当年本部的研究进展，目前拜耳的化学家团队合成了海量的偶氮染料衍生物用于筛选，初步清点已经超过一千种相关化合物。

　　当然，拜耳是不会说明他们的研发重心可能仍集中于修饰复杂的偶氮染料分子而非最直接、高效的纯磺胺工业化合成路径的，毕竟磺胺本身是一个已知化合物，拜耳无法为其申请专利，能申请的只有工业技术专利。

　　小胡子当然对这种结果非常不满，尤其是这个结果让他想起了之前从中国战场辗转流回的那支毛瑟步枪，虽然那一次内部调查基本没有什么结果，但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有一个潜藏极深的工业间谍正潜伏在德国的各个角落，窃取了相关的技术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如果德国人不做些什么，就要被对方看干净底裤了。

　　于是小胡子要求自己的手下加强对法本公司的支持，需要什么原料、设备、人力，直接向军备办公室申请，保安局则必须想办法调查苏联磺胺的一切，包括工厂位置、工艺流程、产量——所有手段都可以用。

　　另外就是宣传管控，在拜耳拿出更好的产品之前，任何德国报纸上都不能出现赞美苏联药的内容，相反还要强调百浪多息的成熟与可靠，强调国产货No.1。

第203章 销售限制

　　当然，类似的消息也开始传到其他欧美国家，相比德国，其他国家的政治包袱没那么重，但是让斯拉夫人比其他国家更早研发出来纯正的磺胺药片还是让人无法接受的，若非资产阶级的市场是自由的，怕不是某些国家就要压力本国制药企业搞“制药竞赛”了。

　　毕竟这不只是一款新药，也是一次对既定秩序的打靶，靶心是欧洲化工业的傲慢——西班牙战地医院里，坏疽和败血症正成片地收割生命，无论是国际纵队的志愿兵还是佛朗哥的摩洛哥兵，在死神面前倒是平等。现在，唯一能对抗死神的钥匙突然握在了莫斯科手里，其他国家手里握着的则是一把还没来得及打磨完成的半成品。

　　在思考后，欧美各国都派出了自己的情报人员，尝试打入苏联内部收集情报，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的，苏联在自己的相关工厂附近实行了严格的军管，任何没有相关证件的人尝试接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相关地区的时候都会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部队抓起来严格审查，就算侥幸躲过去，核心生产区也由经过严格审查的武装警卫值守，所有关卡实行“两人同行”制度，严禁单独行动，没有人能躲过他们的巡视。

　　而且不同车间和工序的工人严格隔离，仅知仅晓自身环节。合成磺胺的核心反应釜区域只有极少数政治委员、工程师和经过挑选的工人能进入。

　　所有人员，从工程师到厨师，都需通过内务部的全面审查。主要技术骨干的家眷也都居住在厂区生活区，想要收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批次药物生产完毕后，会有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派出专人运输分发到各大城市，当然，这些成品的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对外出售换取外汇和其他硬通货的。

　　在折损了一批情报人员后，各国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倒是苏联人突然宣布，苏联的磺胺将会对外公开出售，原则上公开招标，要求用硬通货或急需工业设备（精密机床、特种钢材、重型机械）支付。

　　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也不会一切向钱看，定期会有部分磺胺用于“国际主义援助”，交给那些急需救济地区的人民，比如目前水深火热的西班牙战场。

　　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看来显然是苏联在给自己邀买名声，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磺胺价格确实比预想中要便宜，由于不清楚药物效果，所以与百浪多息对比比较困难，但是只看单位售价的话显然比百浪多息便宜许多。

　　毕竟百浪多息的价格取决于垄断利润、研发成本和品牌溢价，此前为了赚钱，1932年就发现其药效的多马克直到1935年才绕开原版百浪多息的专利为自己的作品生产了专利；而苏联人没有研发成本，相反，大胡子在伍豪的建议下，要求磺胺的对外出售价格不能太高。

　　当然，在后续的工作中，伍豪是不肯承认自己说过“不能把价格拉得太高，相反要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占领欧美市场，挤压其他的欧美制药公司研发生产同类磺胺制造工艺，避免其与苏联进行竞争”的话的，斯大林更加不会，在苏联的宣传中，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世界和全人类的福祉而定下的价格，“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及其走狗是不会懂的”。

　　当然，这个价格仅限于对苏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对于某些天天嚷嚷“要消灭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直到1939年英法苏莫斯科谈判谈崩之前，大胡子都想着跟英法一起遏制德国，当然后来发现英法只想祸水东引，为了争取时间，于是有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虽然早先大胡子觉得卖给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资敌的嫌疑，不过伍豪表示，如果不卖给这些国家，他们也可以通过走私或者倒卖的方式从英法或者其他国家获取磺胺，与其这样，不如苏联自己赚这份钱，还能通过这种药物的存在给德国意识形态和宣传战来上当头一棒。

　　讽刺的是，即使对德国出售的磺胺是提价的，依然比法本公司卖给德国陆军医院的价格要低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拜耳一开始就会觉得有不妙的预感），特别是苏联人为了对抗德国人的舆论宣传，也开始找人在英法等国宣传百浪多息是“让人皮肤发红的红酒染料”、“病人吃完药以为自己病情加重，都尿血了”，严重败坏了百浪多息的形象。

　　至于英法则乐于看到这种情况，还在推波助澜。

　　———1936年10月，莫斯科———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翻阅着从巴黎发回的第一批交易简报和从西班牙前线辗转送回的医疗报告，难得笑了起来。

　　简报显示，超过六成的订单选择了用部分硬通货加部分实物支付。三台瑞士产的顶级精密铣床已经装船启运；一套美国优质合金钢冶炼技术资料正在路上，甚至还有英国不愿公开出售的船舶柴油机部分图纸。而西班牙和国际纵队送回的医疗报告显示，磺胺的价值无法用任何货币衡量。

　　顺带一提，虽然目前苏联对外出售磺胺宣称全部国产，不过其中一部分其实来自中国，中国的同志们表示因为他们生产开始的更早，积累的经验更丰富，所以药品质量是有保证的，虽然早先这种说法被视为“山沟里的兄弟政党为了自己的面子嘴硬”，不过随着药物在苏联国内的推广，不少医院都反映“来自库兹涅茨克的磺胺药效更好”，而这种磺胺，其实就是中国同志送来的磺胺的贴牌货。

　　作为少数知晓“磺胺技术实际来自中国”的人员之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日丹诺夫清楚斯大林其实对这种来自中国的技术半信半疑，直到第一批苏联产磺胺被拿出来实验的时候，日丹诺夫都担心出什么意外，不过事实证明这种技术似乎非常可靠，虽然下发的药物对伤员的药效有所差别，不过日丹诺夫认为这只是苏联工业产品，特别是民用和制药领域普遍存在质量不稳定情况的一种表现。

第204章 印象

　　毕竟计划经济的“卖方市场”下，工厂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产量指标而非满足市场需求或追求质量。这导致重“量”轻“质”，不合格产品也常被凑数，同时还存在隐瞒质量问题、美化报告的普遍做法；而中国的同志似乎确实心细一些，那么他们做出来的药物质量更稳定也可以理解。

　　然后日丹诺夫又想起此前听到的一些传言。

　　中共代表团的伍豪似乎和王铭又发生了争吵。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伍豪希望获得东北抗联的联系方式——在此之前，东北抗联的联系方式被牢牢把握在王铭手中，其原因要追溯到中共红军长征前夕因自身困难，委托王铭、康生在莫斯科的代表团直接领导满洲省委，这一安排使代表团成为东北党组织的唯一上级。

　　而现在中共在西北重新站稳了脚跟，所以伍豪认为中共中央更加了解国内的形势，更适合领导满洲省委，而王铭则坚决反对，表示不应该频繁变化，会给满洲省委的同志带来困惑。

　　据说最后争吵的内容变成了“东北的工作也是全国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和“希望国内同志不要走上狭隘民族主义道路”，两人不欢而散。

　　日丹诺夫并不打算站在任何一方，或者说，苏联不打算为这件事儿向任何一方施加影响，响这是中共自己内部的问题，虽然他不是太明白双方为什么要为一支敌占区的部队的归属权吵得如此厉害。

　　在他看来，中共控制西北将直接改变中国国内力量对比，中共革命力量控制西北五省意味着稳固的战略后方、资源与兵源，中共已从“流动的边区政府”转变为有坚实领土的“区域性政权”。这远超苏联预期，证明其生命力和军事能力不容忽视。

　　（因为一点点翻译问题，川陕甘宁青这个苏区被一部分苏联人理解为西北五省，实际上陕西和四川并不在中共直接控制之下，但是斯大林等直接听过伍豪报告的人没有这个误解）

　　而常的下野以及汪兆铭（亲日派）和李宗仁（地方实力派反蒋）的上台意味着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可能软化，对地方控制力会减弱。这直接冲击了苏联最关切的“中国能否牵制日本”的问题。

　　虽然常本身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是他同时也是英美派而非亲日派，苏联人至少不用担心他对日直接投降，倒是汪兆铭是“不可靠的亲日派”，其上台可能意味着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加速。

　　而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为“可争取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与蒋有矛盾，同时为了证明自己比蒋更合适，抗日态度可能更坚决，但能力未必比常凯申强到哪去。

　　至于日本人，他们绝不会坐视中国出现一个不亲日且日益强大的中央政权，考虑到最近华北地区的变故，日丹诺夫怀疑日本会采取更激进的策略，如果南京新政府支撑不住，可能使中国更快倒向日本阵营，这是莫斯科最不希望出现的结果，因为苏联东西两线受敌的风险会骤增。

　　所以日丹诺夫个人认为现在已经不能只寄希望于南京政府了，而是应该“双重加固”。

　　首先，中共的小兄弟们已经展示了强大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且已在磺胺合作中证明了其务实与高效，是比汪精卫政权可靠得多的抗日力量，而且他们可以切实为苏联提供帮助而非一味索取好处，如果能加大经新疆至西北的军事物资援助（而不是此前抠抠搜搜试探性的援助）并派遣更多军事顾问，协助中共整合西北、建立更正规的军队和防御体系，也许将来日本人想要北上的时候，中共可以阻止他们。

　　当然，也不能抛弃南京政府，毕竟南京方面仍是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李宗仁等地方派有抗日意愿和实力，如果苏联公开支持中共，那么他们可能会因为对抗性思维，在汪兆铭的带领下完全倒向日本。

　　所以此前的外交接触依然要维持，还要拉拢李宗仁等实力派，表示愿提供抗日援助，同时严正警告汪精卫不得与日本缔结损害苏联远东利益的条约，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支持常或者其他愿意抵抗日本的人士取代汪，虽然还没有跟大胡子沟通过这个想法，不过日丹诺夫认为，英美出于同样的利益考虑，也不希望中国倒向日本。

　　想到这里的日丹诺夫随即又想起来最近那些从中国辗转来到苏联的空军和装甲兵学院的学生们，

　　前几天他意外碰到伏龙芝军事学院负责“外国学员班”和“国际部”的谢苗诺夫，便顺口问了几句去他们学院的中国学员的情况，结果谢苗诺夫搓着手，像是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日丹诺夫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学生惹麻烦了，或者跟不上课程”，但谢苗诺夫表示恰恰相反，这些中国学员抵达后没有像其他国际学员那样兴奋地打量莫斯科的宏伟建筑，没有去红场瞻仰列宁墓，而是完成了所有报到手续后就要求尽快学习。

　　其中一些学生甚至不会俄语，是靠着另一些学生帮他们翻译的，这帮学生嘴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抱歉，我的俄语不太好”，不过他们会用手势、画图，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不怎么谈论中国，当有其他学生想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回应，但是当谈到他们国家的革命形势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中国革命必将胜利”，其次是“抱歉，我的俄语不太好”，排第三的是“我不太清楚，抱歉”。

　　谢苗诺夫担心这些中国学生似乎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又说不上来，内务人民委员会审查过，表示这些学员没有问题，再说谁能认为好学的学生有问题呢？

　　更让苏联教育者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学员的“集体性”。他们共用一切——笔记本、绘图工具、甚至香烟。一个人弄懂了难题，会立刻教给其他人。他们几乎没有个人物品，津贴都攒着，据说想凑钱买些“有用的技术书籍和工具”带回去。

　　他们也不参与学院里常见的政治辩论，当其他国家的学员为西班牙内战策略争论不休时，中国学员们要么在埋头学习，要么在宿舍里用简陋的煤油炉煮着一种散发着苦涩气味的叶子水（后来才知道那是茶），安静地听着，从不发表意见。

　　他们唯一会主动参与的活动是学院的打扫卫生工作——虽然“星期六义务劳动”依然广泛存在，不过学员入学后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军事教育，虽然有时候学员也会参与校舍建设、校园维护或支援地方建设等非军事劳动，但这一般是学校组织的兼具政治教育的活动而非自发的主动行为，像中国学员这样自发性参加打扫活动的反而是少数。

　　谢苗诺夫最后说，这些学生像一群苦行僧，或者说是最精密的零件，只为某个巨大的机器运转而存在，和他们比起来，王铭同志那边的中国同志，更像是我们熟悉的“国际革命家”。

　　日丹诺夫感觉这些描述听起来更像是描述“圣愚”，也可能是中国的同志已经习惯了他们本国的生活方式，来了苏联也改不掉？

　　或许应该让学院组织在莫斯科上学的中国学员们去参观看下个月的国庆阅兵仪式，让他们更直观地认识下苏维埃是什么样子的。

　　从回忆中清醒过来的谢苗诺夫随即晃晃头，开始准备给斯大林的“直接扶植中共并争取南京抗日派进行双重牵制”的报告。

第205章 德国人的猜想

　　———1936年10月，柏林———

　　汉斯·冯·西克特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老了。

　　虽然返回国后，试图将自己嵌入一种规律的休养生活中，遵照医嘱严格控制饮食，远离雪茄与烈酒，每日定时散步，不过他的房间里依然堆满了关于机械化战争、军队改革设想的文件，笔耕不辍是他与往昔荣耀和未竟理想唯一的联系。

　　但是很显然，现在的柏林正被另一种节奏点燃。

　　不久前，他还在赞赏希特勒让德国挣脱《凡尔赛和约》枷锁的胆魄，重新征兵、进军莱茵兰，这些举动让他血脉中属于军人的部分感到振奋。然而随着元首透露出下一步计划，他开始感到不安。

　　希特勒在一场内部会议上主张煽动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毕竟这里是日耳曼人聚居地，只要以“民族自决”为借口要求自治，就可以让它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再让德国缓慢吞并该地区，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激烈的军事斗争，并且进一步试步探英法的态度。

　　不少将军都觉得这种做法有些冒进，西克特委婉表达了当前情况的不成熟——德国重整军备工作远未完成，西线防御薄弱。法国及其盟友会在几周内做出反制，而这会把德国拖入一场它尚未准备好的战争。

　　有人支持了元首的看法，但也有人表示这确实有军事冒险的嫌疑，在一连几个人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后，元首大发雷霆，斥责了将军们的短视，随后这个议题不了了之。

　　那次会议后的几天，西克特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医嘱被完全打乱，他几乎无法入睡，医生诊断其为“严重的支气管炎及心脏过度负荷”，勒令他绝对卧床。

　　为了治疗，医生不但给他开了百浪多息，还开了难以获得的磺胺，这些药确实让他呼吸轻松了一些，但是并没有让他的身体完全好转，元首似乎为之前冲他大喊大叫而后悔，让人安抚他好好养病，并表示要给他晋升元帅，不过被他谢绝了，这位老人感觉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他很想完成那份军事改革建议书，不过目前身体不允许，或许他应该再休息一下，过几天身体好了再干活？

　　不知道亚历山大·冯·法肯豪和其他小伙子们现在正在干什么?

　　......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为首的德国军官顾问团现在的处境不是太好，当然也没那么糟糕，当初常凯申回南京的时候并没有把顾问团一起带回去，而是让陈诚、薛岳把他们保护好，护送回了南京。

　　虽然顾问团的合同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常）签订的，不过常下野后，新政府（汪）并没有急着解除合同，在搁置了大约半个月后，新政府迅速承认并续聘顾问团，以便协助继任的李宗仁维系中央军的骨架、威慑内外对手。

　　但对顾问团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服务的对象从一个明确的反共、试图“安内”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成分复杂、政治路线可能摇摆的新联合政府，汪是出名的亲日派以至于德国人都听说过，目前德国和日本还没有正式订立盟约（《反共产国际协定》要等到11月才会签订，法肯豪还不知道），反过来，德国人正在帮中华民国组建阻挡日本入侵的军队，鬼知道汪精卫会不会为了向日本示好而突然终止与德国的合作。

　　坦白地讲，法肯豪并不在乎是否能为中国服务，但是他知道军官团的存在其实是为了从中国换取更多的德国急需的物资，所以自己在中国待的时间越久，干的活越多，对自己的祖国贡献越大，因此，他还是希望能继续维持顾问团的存在。

　　顾问团里还有一些人如今正在纠结——他们倾心训练和装备的调整师本是国民政府“剿共”与“抗日”的双重王牌，可如今无论是此前的剿共还是后续与日本的几次冲突中，国民政府的表现更像是“息事宁人”，只要对方表现出一些强硬的态度，国民政府就会退缩，这样下去，就算真的有足够的调整师，怕是国民政府也没法保护好自己。

　　法肯豪比顾问团的其他人知道的更多一些，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并不是特别听这个政府的话，以前只是地方军阀不听，但是如今中央军也有这个迹象了。

　　他还通过一些小道消息得知，尽管常凯申下野，不过目前德械师的换装工作依然由他的亲信直接负责，反倒是李宗仁没法插手，这种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在德国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下野的前国家领导人不但可以直接操控军队，还把持着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军队建设工作，而现任政府的官员们非但没有纠正这种做法，反而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这意味着军队的忠诚被分割了，一部分给了国家而另一部分给了常凯申个人。

　　顾问团则被尴尬地卡在中间。

　　最后法肯豪要求顾问团只做应该做的事情，避免被卷入国民政府的内部斗争。

　　另外，顾问团也听说了苏联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出手磺胺的消息，并敏锐地把这个消息与之前常凯申在四川的时候获取的那种磺胺药物联系起来。

　　考虑到这件事儿其实发生在去年，顾问团立即把相关消息辗转传回国内，而后又辗转传到了德国军事情报局。

　　一份报告就这么被推到桌子中央，上面的内容透露军事顾问团早在去年，就在四川某位“重要人物”处见识过一种白色药粉的惊人效果，中国人将其称呼为“Huang-An”，因为没有相关的翻译对应词，所以这个词按照字面意思被辗转翻译成了“硫磺的安宁”，随后被理解成中国人的某种中药巫术，并没有被上报，但是随着苏联开始出售他们的磺胺，德国顾问团意识到他们接触到的这种药并非自己以为的巫术，而很可能是苏联人提供给中国人的。

第206章 列强们的认知

　　毕竟这种药对伤口感染有奇效，而且当时有小道消息说这东西是欧洲新药“百浪多息”的同款，而偏偏德国顾问团都知道百浪多息吃下去后会给人体染色，所以将其定义为“中国人为了吹嘘药物疗效乱蹭名声”。

　　但是在“Huang-An”出现在中国多个地方，且黑市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顾问团还是将其跟苏联人的磺胺（sulfanilamide）联系起来。

　　再考虑到中国的磺胺的包装五花八门且搞了一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字在上面，德国人经过简单的分析后认定，这些苏联人很可能早就发现了百浪多息的真正有效成分其实是磺胺衍生物，并迅速研制了新药，在把他们的新药推向世界舞台前，又先悄悄扔到了远东这个巨大的试验场。

　　或者叫“效果观察区”。

　　毕竟中国的地域够广，人口够多，人命在这里也不太值钱，他们只需要通过一些地下渠道，把这些成分、配方都方不明确的药物挂上“最新款西药”的名头撒出去，然后就可以观察结果——战乱、贫困、落后的医疗条件，一切都是完美的对照实验环境，就算真吃出什么问题，中国人也没法找苏联人算账。

　　很快，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列强也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俄国人很可能通过蒙古或新疆的渠道甚至是共产国际的关系网，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各地秘密投放和观察药效了。

　　这就是莫斯科为何这次宣传攻势如此高调，完全不担心自己的药物有问题被人抓住把柄，他们手里有大把的、来自东方战乱之地的“临床数据”，自然底气十足。

　　很显然，斯拉夫人缺乏商业道德，更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提前一年，以一种不道德的方式在条件最恶劣的地区测试了他们的新药，然后又拿着沾着...嗯...或许有效的数据，包装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医学成就，想来抢占全球市场，顺便博取名声。

　　这真是太让人羡慕，不对，太让人气愤了！

　　不过没有人打算把这件事儿抖出来，首先，大家都需要买苏联人的磺胺，至少在自产货足够低廉以前是需要买苏联人的磺胺的，所以不但不能说破，还要阻止相关的消息流传。

　　你苏联有地方试药，我大英帝国难道就没有么？印度就是很好的地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