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正在接收跨时空物资 第51节

　　据戴雨农说，为了省钱，新南京政府甚至扣下了大半给东北军的军饷，同时还要求其他地方的军阀尽快上交税款，听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常凯申差点笑出声来——要知道以往中央与各地军阀之间的财政关系，并非上下级的税收上缴与转移支付，而是基于军事实力和政治博弈的讨价还价。

　　大部分时候实力派们财政完全自主，基本不给中央交钱，反而向中央政府索要“协饷”、“开拔费”、“军械补充”，一些不那么强的地方实力派虽然会将一部分税收名义上上交中央，但中央实际上只是过个手，同样需要全额或大部分返还作为其军费，否则这些实力派也会翻脸。

　　这种博弈循环是复杂而且经常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指望地方军阀主动出于大义上缴税款无异于痴心妄想。很显然，离了自己，其他人根本玩不转这个烂摊子。

　　虽然不是很心疼自己的结拜兄弟，不过常凯申还是有些唏嘘，毕竟在以往的经营中，自己对东北军既要笼络，也要控制，无论从哪看，都不能简单断饷，虽然东北军跟红军几次作战失利，如今窝在陕西不动弹，有消极怠工的嫌疑，但是一旦断了饷，这样一支大军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原地挨饿。

　　若是对方只是单纯作乱也就算了，但若是东北军突然觉得当初听了中央的话撤出来，如今又断饷，万一向南京来个“兵谏”什么的终究是不好的，或者更糟糕的，对方直接反过来像当初的十九路军一样与红军订立协定，甚至干脆投了共，那就那麻烦了。

　　或许应该是给自己的结义兄弟画个饼，让对方忍耐一时，顾全大局？只要通过秘密渠道给张学良送一笔钱，不用多，有个十万大洋，肯定就能起到收买人心的作用，不但可以安抚东北军，将来自己复出，东北军也能给自己摇旗呐喊。

　　但是最后他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南京政府此举必然激化与东北军的矛盾，消耗其政治资本，使汪、李陷入更深的治理危机。这对自己的复出有利；而且局势越乱，英美列强和国内舆论才越会觉得“非常公不能稳定局面”，断饷事件就是他未来用来指责对手无能的又一枚弹药。

　　更何况万一真的将来东北军因此发生哗变或异动，自己可以顺理成章地以“维护国家统一”、“挽救危局”为名，动用仍然控制的中央军嫡系进行干预，从而将军事力量重新推到台前，思来想去，放任张学良陷入危机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

　　没错，等过几天再碰到西方记者，就跟他们表达一下自己的忧虑，到时候真出了事情，自己便是高瞻远瞩。

　　想到西方记者，常凯申又想到了宋美龄提到前不久有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跑去苏区了，还是经过宋庆龄的牵线搭桥，他虽然不高兴，但最后也没有纠结，只是叮嘱戴笠做好相关工作，不要老让外国人去共党的地盘。

　　......

　　被常凯申算计的汪兆铭如今心情非常不好。

　　政院的会议室里，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搅不动凝滞的暑热与更沉重的焦虑。汪兆铭坐在长桌顶端，那份关于北方数省旱灾灾情急如星火的报告就摊在眼前，字字刺目，可他能感觉到，与会众人的心思多半不在这纸上。

第178章 汪兆铭院长提不起劲

　　汪兆铭目光所及之处，孙科拧着眉头，显然拿不出靠谱的主意；何应钦眼观鼻，鼻观心，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其他几位部长或专员，更是面色木然。

　　他清了清嗓子，试图将议题拉回正轨：“赈务委员会所请之紧急拨款，八百万之数，能否尽快落实？灾区每日饿殍，绝非虚言。”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一片难堪的寂静。最后，还是兼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斟酌着开口：“汪院长，非是庸之推诿。您知道的，国库实在空虚。前月为安定金融，已拨出一大笔。如今各处军饷催逼甚急，东北张汉卿那边，已是第三次来电质询了，这赈灾款项，可否先按三百万核发？其余，容后再筹。”

　　“三百万？”汪兆铭只觉得一股郁气直冲顶门，“就算不算共匪占据的地方，四川、陕西、山西、平津这些地方也是要照顾的，三百万匀下去定然是不够的！且这‘容后再筹’，要容到何时？等到易子而食，饿殍遍野，酿成民变吗！”

　　孔祥熙低下头，不再说话，那态度分明是在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冲我发火也没用啊”。

　　汪兆铭颓然靠向椅背。他何尝不知国库空虚？可这空虚，有多少是眼前这位“财神”配合溪口那位，早就埋下的伏笔？黄金外汇不见踪影，税收渠道梗阻重重，甚至还有消息说海军阻拦关税上缴，他这个行政院长，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却是匆匆忙忙忙的模样，怕不是将来要连滚带爬了。

　　他也不想去想军权的问题，这事儿交给李宗仁头疼吧，对方上台后想要树立威信，打算调集军队去攻打湘鄂川或者赣西地区的红军，毕竟从目前的情况看，西北和皖南的红军都是不好惹的，大约也只有湘鄂川和最近重新冒出来的赣西的红军好对付。

　　结果中央军这边陈诚、汤恩伯都在找借口，要么就是阳奉阴违，李宗仁喊了半天发现没人响应，于是剿共的计划也只能不了了之。

　　这局面简直比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时还要不堪。那时至少表面还有个中央，如今倒好，他汪兆铭坐在南京，名义上统领全国，实际上政令不出金陵城，甚至不出这行政院。

　　这场会议就这么匆匆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和决策，随着太阳落山，夜色彻底吞没了金陵城。

　　行政院的楼里只剩下零星几盏灯还亮着。汪兆铭办公室的窗户大敞着，却透不进一丝凉风。他独自站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指按在那份外交部密报上，指尖冰凉。

　　就在今晨，外交部的密报直接送到了他的案头。日本驻华使馆大使有田八郎昨日“非正式”拜会了外交部次长，对方“关切”地询问中国北方的旱灾情况，“忧虑”灾情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进而影响“中日邦交”与“华北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经意”地提及，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内部，有“激进军官”对目前华北政权（指宋哲元）的“控局能力”表示怀疑，认为若中国中枢持续无力，帝国为了“维护东亚大局与反共事业”，可能不得不考虑“更直接的措施”。

　　什么“关切灾情”，什么“忧虑动荡”，都是冠冕堂皇的鬼话。他们的眼睛盯着的，是平津，是察哈尔，是整个华北！

　　这几乎是赤裸裸的威胁和试探！日本人像嗅到血腥的鬣狗，正在绕着中国这头看似庞大实则虚弱的困兽打转，寻找下口之处。他们看穿了这个新政府的羸弱与分裂，看穿了中央与地方的脱节，看穿了军队的号令不一。他们在华北的演习越来越频繁，条件越提越苛刻，分明是趁你病，要你命。

　　“趁火打劫。”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四个字，声音低哑。

　　想他汪兆铭虽然早年在日本留学，也经常被大家视为亲日派，可是亲日派不代表要对日本所有的要求都满足，难道常凯申当初张罗法币的时候对英美的要求都满足了么？

　　可他拿什么去挡？常凯申抽走了财政的筋骨，李宗仁握不住军权的拳头，他这个行政院长，空有个名头，手下却无兵无钱，甚至连个可以商议的可靠人员都没有，他总不能找林森和孙科商量这种大事儿吧！

　　西北的赤匪如今成了气候，据报他们手里竟有些来历不明却犀利无比的军械，甚至还有铁甲车，连马家军那些剽悍的骑兵都败下阵来。国军这边呢？剿匪剿匪，越剿匪势越炽！

　　他转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前，目光掠过那片已被标注为“赤区”的西北，又沉重地落在华北。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还在此地支撑，但要是日本人真动了手，靠北平天津那点兵力，无异于螳臂当车。而南京这边，何应钦的态度暧昧不明，陈诚怕是会继续阳奉阴违，李宗仁的桂军独木难支，就算加上粤军也不行。

　　其他地方军阀也只会看热闹，他们不喜欢常凯申，但也不会喜欢他汪兆铭，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他。这局面简直是个死结。硬抗？没有本钱。放任？但凡将国土拱手让人，他汪兆铭立刻就是千古罪人。

　　或许只能先拖？用外交辞令周旋，用谈判拖延时间？

　　有没有第三条路？一条既不全然屈服，又能暂解燃眉之急，还能让他在这盘死棋里找到一丝活气的路？日本人要的无非是利益，是特权，是华北的特殊化。如果能在不割让主权的前提下，给予一些经济上的让步，签订一个“局部协定”，先稳住他们，换取时间整顿内部，积攒力量……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先打了个寒噤。要是真签了这种协议，怕是也跟饮鸩止渴没什么区别了。日本人是喂得饱的么？今日让一步，明日他们就会要十步。消息一旦传出去，全国的唾骂就能把他淹死。那些学生，那些报纸，还有躲在溪口看笑话的常凯申...

第179章 张少帅今天也在头疼

　　汪兆铭闭上了眼睛,此前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杀时打进子弹的脊椎位置又在隐隐作痛，窗外的黑暗浓得像要吞掉一切，远处似乎传来隐约的、沉闷的雷声，大约是要下雨了。

　　这雨要是能下在北方多好啊，这样至少能把救灾的钱省下来...

　　先拖一拖吧。他疲惫地想。指示外交部，对日方的“关切”予以“郑重感谢”，对华北局势表达“充分信心”，强调中国完全有能力自行处理内部事务。措辞要圆滑，态度要诚恳，实质内容一点不给。同时，应该秘密派人去北平，见一见宋哲元，给他打打气，也探探二十九军的虚实和底线。

　　———1936年7月，陕西———

　　张学良最近过的日子很艰难。

　　一方面南京新政府终于厚着脸皮断了他的军饷，美其名曰“中央财政之极度困难，一旦情况稍缓，必优先补发，在此之前还请就地筹款”，可惜无论是南京还是张学良自己，都没把这话当真话。

　　就地筹款？

　　说得轻巧。陕西这地方，连年干旱，今年地里庄稼长得还没鞭子高，老百姓自己都啃树皮挖观音土了，去哪儿筹这二十多万人的饷？杨虎城那边倒是客气，见面总还称一声“汉卿兄”，对东北军在各县摊派粮款的事装作没看见。可张学良心里明镜似的。

　　人家容你一时，是看在枪杆子份上，也是看在双方此前一起扛着红军的压力份上。可真要把陕西刮地三尺，闹出民变来，杨虎城第一个就不会答应。

　　说到红军，军此前过年的时候对方还拉了几车白面和大米过来，前些日子又来陕西打井，说是帮当地百姓缓解干旱之苦，顺带也让陕西这边的军民喘了口气，这些井据说都是用的苏联的技术，能从一两百米的地方打水上来，列强之底蕴，真是难以想象...

　　敲门声打断了少帅的思考，他示意对方进来，原来是51军军长于学忠。

　　后者敬了个礼，这才开口：“67军王军长（王以哲）来报，说鄠县那边为征粮，跟当地民团起了冲突，伤了几个弟兄。还有105师刘师长（刘多荃）报上来，说他手下一个连长，带着半个排的兵，半夜摸进村子牵了老乡两头驴，被发现后差点闹出兵变，人已经被他毙了。”

　　张学良闭上眼，半晌才问：“驴呢？”

　　“被士兵吃了。赔了二十块大洋，从师部伙食费里扣的。”

　　“二十块...”张学良苦笑一声，“勉强够买两头驴了。可咱们二十万弟兄的肚子，不知道要从哪里弄来粮食填？”

　　于学忠沉默，又咬咬牙：“少帅，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不如让手下的兄弟们闹一闹，给南京点压力，两广之前不就是闹过么？”

　　张学良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摇摇头：“李宗仁他们是要权，他们自己能养兵，我们若是闹起来，怕是南京那边最多会许我个空头职务，让我约束你们不要闹了，却拿不出多少钱来。”

　　“那是不是再向南京发封急电？陈明利害，至少——”

　　“没用的。”张学良打断他，声音透着疲惫，“他们巴不得我们跟杨虎城闹翻，跟红军拼光，或者...脑袋一日往东北冲，跟日本人冲突起来，他们好看戏，再来收拾残局。”

　　他顿了顿，仿佛自言自语，“杨虎城靠不住，南京指望不上...这西北的天，看起来倒是变了。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他犹豫了一下，这才说：“孝侯，你帮我参谋个事情。”

　　“少帅您说。”

　　“我看苏联人对红军的支援挺大的，据说他们现在打通了国际通道，从宁夏那边走蒙古，跟苏联有贸易，我们能不能借点光？”

　　这个想法让于学忠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接话，而张学良又继续说道：“若是中共能协助我们与苏联达成同盟，甚至苏联直接援助我军，提供军事装备和粮食，我们就能打回东北，他们苏联人不是担心日本人在东北图谋不轨，还把中东路卖掉了么？我们打回去后，苏联人就能继续使用这条铁路，还能解除日本人的威胁。”

　　他越说越兴奋：“我们可以派代表去苏联，栗又文不是以前是中共党员么，他可以作为代表帮我们跟双方沟通，新疆那边的盛世才不是也跟苏联是盟友么，我们也能照搬他的经验——”

　　于学忠最后还是没好意思打断自家少帅的畅想，只是忍不住在心中哀叹：

　　少帅啊，长长心吧，你没发现咱们东北军最近听到了红军那边传来的歌曲，又听说了对方那边的情况，队伍当中不少人都开始对红军的队伍心生向往了么？你确定要通过红军联系苏联么？

　　———1936年7月，莫斯科———

　　在经过半个月多的奔波后，伍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先后乘坐飞机、火车多次转乘，终于抵达了莫斯科。

　　代表团被安置在距离莫斯科三十公里的秘密别墅，美其名曰“避免南京政府间谍骚扰”，伍豪对此没有太多异议，毕竟苏联其实一直希望争取常凯申政府的支持，令其不要跟德国或者日本合流，双方最好别在莫斯科打照面。

　　期间王铭、康生前来“探望”代表团，康生还好，只是打听说有小道消息流传，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药，跟欧洲的百浪多息药效接近，不过苏联这边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似乎都当成笑话，并没有人当真。

　　而王铭就有点不客气了，指责中共此前不听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西北搞“独立王国”，连国际的指示都要打折执行，又擅自进行人事变动，事先不曾通报，等形成事实了才辗转报告，属于“先斩后奏”。

　　对此伍豪不痛不痒地挡了回去，双方充分交换了意见，增加了各自对对方所处情况的了解。

　　然后又过了两天，伍豪等人就等来了陈云。

第180章 莫斯科的晚上

　　陈云带来了一个消息，目前苏联的政治氛围极度敏感，大清洗已开始，任何接触都受内务部严密监控，而且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的常驻机构本身也是沟通的过滤器，“申请会面”大概率是不现实的，或许可以依赖几种非正式或半正式场合。

　　比如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形成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或意见后，由季米特洛夫等人视情况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或斯大林本人转达；或者利用红场观礼、剧院活动等公开场合的“偶遇”进行简短交谈；当然，如果事宜涉及军事、经济等具体援助，可能需要通过伏罗希洛夫（国防人民委员）或者米高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向斯大林反映。

　　任何越级、非正式的接触都可能被内务部视为阴谋活动，所以陈云建议代表团必须极度谨慎，避免被与任何苏联党内反对派或“间谍”嫌疑联系起来，有消息说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产生了一些重大但不为人所知的分歧，后者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严密监视下前往黑海度假，如果人民委员会主席、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自然也不会有特殊待殊遇。

　　于是代表团又慎重地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主席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希望就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汇报”的请求，同时提交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提纲及相关内容，包括完成长征后重建的川陕甘宁苏区、歼灭敌军的战术细节，并提出“抗日西北战线”构想，请求苏联对相关工作进行支持。

　　报告的最后则稍微提了一嘴，中共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意外制作出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具有消炎作用，并且与最近出现在国际市场上的百浪多息原理接近，由于中国并非《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缔约国，而且因为地缘政治与实操难以申请国际专利，所以希望可以借助苏联的帮助申请相关专利。

　　虽然王铭、康生等常驻代表的态度可以影响这份报告的相关内容以及递交速度，不过季米特洛夫看过该报告后迅速意识到了其价值，并通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渠道正式呈报给斯大林的私人秘书处。

　　而这份报告也确实引起了斯大林的重视，于是在第三天的下午，斯大林办公室通过电话通知克里姆林宫接待部门晚上10点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召见伍豪，同时还要求季米特洛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在场，王铭也被要求陪同。

　　对于斯大林的召见，代表团内部也提前进行过讨论，大家都认为斯大林会重视中共代表团此次带来的消息，不过在具体重点上就各有主张了。

　　根据此前网友们零零散散带回来的消息，这个时候苏联的核心利益是多方面的，在西方他们已经注意到了纳粹德国的威胁，在东方苏联希望利用中国（包括中共和南京国民政府）拖住日本避免两线作战，在苏联国内则是全力推进工业化与国防建设。所以大家也都认为应该在这方面与斯大林交流，外带看看能不能让苏联协助中共申请磺胺的相关专利。

　　虽然未来的同志们提到外国列强的商业信用的时候大多是一副不屑的态度，不过在这个时代，中国人对国外还是有一层滤镜的，所以对国外的专利法案也是比较尊重的。

　　中共的领导人们甚至知道德国法本公司在发现百浪多息的抗菌作用后便在全球主要国家注册了化合物专利和医药用途专利。

　　如果中共不能证明自己的磺胺跟法本公司的核心专利不同，那么在任何重视专利的国家都会被视为侵权并面临查封货物和巨额罚款的问题。

　　当然，苏联本身对西方知识产权尊重度极低，常以国家需要为由进行仿制，所以中共的首长们讨论后觉得可以让苏联可以通过其控制的贸易网将购自中国的磺胺销往专利执行力不强的地区，这也是网友们此前一直嚷嚷的“红手套”操作。

　　所以针对当前的情况，中共做了两套方案，一套就是让苏联出面，双方成立一家企业或者联合机构，以这个机构或某位科学家的名义在美、英、法等国申请专利，理由都帮他们想好了，无非是“保护革命财产，避免被资产阶级公司窃取”、“苏联的国际地位更能保障专利有效性”。

　　而这当中，苏联很可能出于战略与政治价值，或者巨额经济利益，甚至仅仅是对技术的渴望，要求中共交出整套技术流程，乃至将中国技术人员和关键中间体“请”到苏联，在克格勃监督下建立完全由苏联控制的工厂，而中共则被一脚踢开（假如没有后续价值）或者沦为初级产品供应地（假如中共有不可取代的核心价值）。

　　对于这种可能，网友们此前甚至表示过如果苏联希望，完全可以向他们提供原理及一套简易的生产流程，反正网友提供的磺胺在溶解度、抗菌谱、副作用方面远超百浪多息，而且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未来化工技术生产下的低成本对1936年的化工水平是降维打击，就算苏联人把喝伏特加的时间都用上也解决不了。

　　另一套则是稍微隐蔽一些，只说有中共的情报人员意外获取了磺胺的制作工艺，中共正在进行土法生产，这套方案中，中共一方不会强调这种磺胺与百浪多息的不同，最多说一说这是对氨基苯磺酰胺，不提绕过专利的法律可能，把主动权放在苏联手里，由对方判断是否需要跟德国人打官司，中共这边则躲在苏联背后，虽然好处会少一些，但是风险也更小，甚至还可以以此为理由在合适的时机跟苏联就其他问题讨价还价。

　　于是在预备了几套方案后，伍豪就坐上了来接他的车。

第181章 讨价还价

　　夜晚的莫斯科街头寂静。汽车穿过空旷的红场，巨大的克里姆林宫城墙在夜幕下显得格外森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面无表情地核对名单和证件，经过数道岗哨后，伍豪终于抵达了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

　　房间比预想的要“杂乱”一些，还混合着烟草的味道，巨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书籍，宽大的窗户当中可以朦朦胧胧看到外面的景色。

　　伍豪看到伏罗希洛夫元帅坐在一张沙发上，军服挺括；贝利亚站在书架旁，眼镜后的目光在来人进门瞬间便扫了过来，带着审视的寒意；季米特洛夫则坐在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神色凝重。王铭跟在他们身后，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

　　而斯大林本人听到动静后缓缓转过身来。他没有穿军装或正式礼服，只是一件寻常的土黄色元帅上衣，手里还拿着一个烟斗，见伍豪进来，便摆出随意的姿态：

　　“请坐，伍豪同志。”

　　伍豪和翻译在指定的椅子上落座。季米特洛夫开口，算是起了个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带来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地区的最新、最详细的报告，以及一及些，我们初步认为很有意义的发现。”

　　斯大林“嗯”了一声，目光落在伍豪身上：“首先我要恭喜你们完成了了不起的转战，西北听起来很远，不过它看起来靠近新疆。你们站稳了脚跟，还消灭了马家军的骑兵。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