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悍师：从教太子逆袭开始 第132节

　　众人相互揖别，各自散去。

　　李逸尘没有立刻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是沿着宫墙外的甬道缓步而行。

　　他回想着今日的一切。

　　司议郎的职责，比他预想的还要繁杂，需要极强的耐心和细致。

　　他确实感到了不适，那种从「思想引导者」向「事务执行者」转变的别扭。

　　很多时候，他本能地想对一件事进行深入剖析，像给学生讲题一样掰开揉碎。

　　但理智告诉他，在官场上，很多时候只需要给出结论和符合程序的建议，过多的解释反而显得冗余和软弱。

　　「必须适应这种转变。」

　　他对自己说。

　　「在这里，务实和效率往往比深刻的道理更重要。『爹味』要收起来，但观察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能丢，只是表达方式要变。」

　　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东宫内部涌动的这股新气象。

　　属官们因为权力的实质性增长而士气高涨，这对李承干是好事，凝聚力更强。

　　但这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比如骄纵，比如与其他官僚系统的摩擦，比如更引人瞩目的攻讦。

　　他作为司议郎，身处信息汇总之地，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些文章。

　　(本章完)

第154章 但这与打击世家 扶持寒门有何关联？

　　贞观十六年七月，长安暑气正盛。

　　两仪殿传出的一道诏令，让李承干的心绪不宁。

　　诏令内容简明扼要，甚至在大唐绝大多数臣工看来，理所应当，无可指摘。

　　「隋季政衰，徭役繁剧，民有自折肢体以避其役者，谓之『福手』、『福足』。此风相沿，至今未绝，实乃前朝弊政遗毒，亦为国法纲纪所不容。自今以后，有此自伤残害者，据律加罪，其赋役依旧不得免除！」

　　诏令由中书省颁行天下，措辞严厉，意在彻底剜除前隋留下的这颗毒瘤，维护国家赋役制度的严肃性。

　　强化朝廷对地方、对编户齐民的掌控力。

　　消息传至东宫显德殿时，李承干正在批阅一份关于淮南道劝课农桑的奏报。

　　宦官将那抄录的诏令文书恭敬地呈上时，他起初并未在意，只当是寻常政令通传。

　　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福手」、「福足」那几个刺眼的字眼，以及「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冰冷结论时，捏着奏报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

　　殿内放置了冰鉴，丝丝凉气驱散着暑热，但李承干却感到一股莫名的燥郁自心底升起，堵在胸口，无处宣泄。

　　他挥退了殿内侍立的宫人，独自对着那份诏令副本，久久沉默。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数月前山东之行所见所闻。

　　那些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农户，那些在田埂间佝偻着身躯、与天争食的黔首……

　　他们缴纳租调，他们服着徭役，他们是支撑起这大唐盛世最卑微、却也最不可或缺的基石。

　　而「福手」、「福足」，这个听起来带着一丝荒诞讽刺意味的称呼，背后是多少走投无路的绝望，才会让人选择用自残肢体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换取一丝喘息之机，去祈求那虚无缥缈的「福」？

　　父皇这道诏令，站在朝廷的角度，站在维护法度纲纪的立场，有错吗？

　　似乎没有。

　　此风确属前朝恶习，若不严禁，人人效仿，国家赋役根基动摇，还谈何征伐四方、营建宫室、治理水患？

　　朝廷的威严何在？

　　那些御史、那些部省堂官，乃至天下绝大多数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官员，恐怕都会称颂父皇圣明，果断剜除痼疾，彰显朝廷威仪，维护纲常秩序。

　　可李承干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李逸尘提及的「阶级」之分，那些居于庙堂之高者，与身处江湖之远的黎庶，他们所思所想，所苦所乐，竟是如此的天差地别。

　　在朝臣们眼中，「福手福足」是刁民逃避王法的恶习，是必须用律法严惩的罪行。

　　但在那些被迫举起斧凿砍向自己手脚的百姓眼中，这或许是他们能想到的、对抗沉重徭役的唯一、也是最惨烈的方式。

　　朝廷要的是秩序，是赋役。

　　百姓要的，仅仅是活下去。

　　父皇看到了秩序的破坏，看到了赋役的流失，所以他下诏严禁，用律法来维系这一切。

　　这似乎是帝王理所当然的责任。

　　可李承干却忍不住去想：为什幺会有「福手福足」？

　　为什幺前朝有，本朝依旧未能禁绝？

　　甚至需要父皇专门下诏来重申、来加重惩罚？

　　难道仅仅是因为百姓愚昧、畏役如虎吗？

　　父皇常自比尧舜，以「轻徭薄赋」自诩，贞观以来，也确曾多次减免赋税，暂停徭役，以示休养生息。

　　然而，「轻徭」终究不是「无徭」。

　　父皇似乎从未觉得，这徭役制度本身，有什幺根本性的问题。

　　他只是在「度」上进行调控，宽严相济，如同驾驭烈马，时而松缰，时而紧勒。

　　一种混杂着怜悯、困惑、以及一丝对父皇决策本能质疑的复杂情绪，在他心中翻腾。

　　他发现自己自从病中醒来，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接受这道「英明」的诏令。

　　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厘清思绪，需要那双能看透事物表象的眼睛。

　　「传李逸尘。」李承干的声音在空寂的大殿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孤要单独见他。」

　　片刻之后，李逸尘奉召而至。

　　他身着司议郎的浅青官袍，步履沉稳，进入殿内，依礼参拜。

　　「臣李逸尘，参见殿下。」

　　「先生免礼，看座。」

　　李承干指了指身旁的席位，目光一直未曾离开他的脸。

　　李逸尘谢恩坐下，敏锐地察觉到太子眉宇间凝聚的阴郁，以及那份不同于往日讨论政务时的神情。

　　那是一种更深沉的困惑，夹杂着某种……物伤其类的悲悯？

　　「这道诏令，先生看过了？」

　　李承干将那份抄录的诏令推至李逸尘面前。

　　「臣已看过。」李逸尘扫了一眼，语气平静。

　　这道诏令在中书省流转时，他作为司议郎，已然知晓。

　　「先生有何看法？」李承干紧盯着他。

　　「学生要听实话。」

　　李逸尘略一沉吟，并未直接评价诏令本身，而是如同剥笋般，从根源说起。

　　「殿下，『福手福足』之俗，确为前朝恶政之延续，亦是人性在极端压迫下扭曲之产物。然其根源，不在民之刁顽，而在役之酷烈，与……制度之僵滞。」

　　「制度僵滞？」李承干眉头微蹙。

　　「正是。」李逸尘目光沉静，言辞开始展露锋芒。

　　「我朝立国，承袭前朝诸多制度，租庸调法便是其一。此法核心，租为田赋，调为户税，庸即为力役替代。表面看，条理清晰。然则，这庸或直接力役，便是『福手福足』之源。」

　　他稍作停顿，让太子消化，继而深入剖析。

　　「殿下试想，徭役征发，其根本原因何在？」

　　「朝廷兴建宫室、修筑城池、开辟道路、转运粮饷、戍守边疆……凡此种种，皆需大量人力。」

　　「而国库财政收入，尤其是货币之收入，有限。无法完全以货币雇佣民夫完成所有工程，故必须直接征发民力，此其一。」

　　「其二，朝廷需要牢牢掌控民间劳动力，确保随时有足够人力应对各项事务，尤其是战事与大型工程。」

　　「若完全放任民间，朝廷动员能力将大减。」

　　「其三，」李逸尘语气微冷。

　　「或许亦是某些官吏乃至地方豪强所乐见。征发徭役过程中，操作空间极大。」

　　「名额可上下其手，工期可任意延长，待遇可肆意克扣。甚至，可借此役使民力，行私人之便。百姓畏役如虎，便有那『福手福足』之惨剧，亦有那贿赂胥吏以求免役之行径。此中弊窦，盘根错节，非止一端。」

　　李承干听得入神，忍不住追问。

　　「那依先生之见，这徭役制度，难道就无可更改？父皇亦常行轻徭之举，为何不能彻底废除？」

　　「殿下，彻底废除？」

　　李逸尘微微摇头，语气带着一种现实的冷酷。

　　「以贞观十六年之国情，绝无可能。」

　　他屈指数来，条理清晰。

　　「其一，人口与劳动力。我朝人口虽经贞观休养，较隋末大增，然相较于辽阔疆域与庞大需求，仍是稀缺。」

　　「若完全以钱雇役，朝廷需支付何等天量之钱帛？且许多偏远艰苦之役，即便有钱，恐也无人愿往。」

　　「直接征发，带有强制性，方能保证人力供给。」

　　「其二，朝廷财政。国库岁入，多以绢帛、粮食等实物为主，钱币收入相对有限。」

　　「若将全国徭役尽数折钱，朝廷需先有稳定、充足之货币来源，否则便是空谈。如今朝廷尚未有此财力。」

　　「其三，技术所限。许多工程，如大型水利、道路修筑，需要集中大量人力在短时间内完成，非少量雇佣工匠所能胜任。」

　　「征发徭役，是当前技术条件下，是最有效的组织方式。」

　　「其四，」李逸尘目光锐利。

　　「牵一发而动全身。徭役制度与均田制、府兵制等息息相关，构成朝廷统治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