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祖宗，从东汉开始创不朽世家 第824节

　　混战，前所未有的混战。

　　丝毫没有半分停下来的意图。

　　......

　　中统三年春，登莱海岸。

　　加纳“真理之光”远征军先头船队三十余艘，载兵四千，抵东莱。

　　其军容奇特，士气狂热，然甲胄兵器多饰黄金象牙，笨重而不利战阵，海船亦不擅近岸作战。

　　顾澜亟需兵力，虽知其弱点，仍盛情迎接，安置于侧翼营寨。

　　加纳军初至，即主动请缨，于莱州外围与一元军千人队遭遇。

　　加纳战士勇悍不畏死，以标枪、短斧、涂毒箭矢猛攻。

　　然阵型散乱，被元军轻骑迂回分割，伤亡近半，仅凭血勇击退敌军，自身亦元气大伤。

　　中统四年秋，沂蒙山区。

　　顾澜联合鲁南数支尚听号令之义军，并加纳军一部，合计约两万，欲破元军对山区封锁。

　　元将阿术遣汉军万户张弘范率精兵八千，依山设伏。

　　义军前锋轻进中伏，加纳军为救友军，冒死冲阵，其凶蛮战法令元军一时惊愕。

　　然张弘范稳扎稳打，以强弓劲弩远程杀伤，待其气衰，重甲步卒推进，大破之。

　　联军伤亡五千余，加纳军折损一千二百人，鲁南义军联盟声势受挫，部分山寨再度动摇。

　　加纳军不畏牺牲之名鹊起，然其巨大伤亡亦令顾澜与盟友心头发沉。

　　中统五年夏，胶东半岛争夺战。

　　忽必烈为彻底拔除顾澜沿海据点，命水陆并进。

　　元军新练水师牵制琉球舰队主力于外海，陆军三万猛攻胶东诸城。

　　加纳军与部分死守义军固守一临海山城，元军围攻月余。

　　加纳战士于城头以火罐、滚木、毒烟顽强抵抗，数次击退登城。

　　然元军火炮轰塌部分城墙，终破城而入。

　　城内爆发惨烈巷战，加纳军几乎全员战死或自戕，仅数十人被俘，誓不降，皆被杀。

　　此战元军虽亦付出伤亡近万的代价，但胶东防线被撕开缺口，顾澜被迫收缩至登莱核心区域。

　　加纳军的差点全军覆没。

　　中统六年至八年，僵持与消耗。

　　卫道兵的到来，虽在初期给元军带来意料之外的麻烦和精神冲击，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顾澜得其兵，却不得不分心协调、弥补其战术短板，实际指挥效能未增反减。

　　元军则从初期的惊讶中迅速适应，采取针对性的战法，多以远程消耗、诱敌深入、分割围剿对付加纳军，成效显著。

　　数年间，大战役频率降低，但中小规模冲突不断。

　　战线在山东东部、淮北部分地区呈现胶着拉锯状态。

　　顾澜倚仗琉球海军维系海上补给线，保有登莱一隅，然陆上扩张乏力，号召力因屡战不胜、盟友分化而持续衰减。

　　忽必烈则凭借更雄厚的资源，稳步消化已占区域，推行汉法见成效，社会生产部分恢复，兵源补给逐渐充裕。

　　但此事又岂会这么容易了结？

　　中统九年春，爪哇海，满者伯夷王国。

　　庞大的香料船队正集结于泗水港，但桅杆上悬挂的不仅是商旗，更有象征战争与誓约的赤底金矛旗。

　　满者伯夷的崛起，得益于百年前顾氏海商带来的远东航海图与冶铁术，更因一位顾氏门客曾助其平定内乱、厘定法典，被尊为“智慧贤者”。

　　其影响已深入王国骨髓。

　　年轻雄主查耶纳加拉立于旗舰舰首，手中捧读的并非佛经，而是译成古爪哇语的《华夷新辨》节选与记录滏水之战的简册。

　　海风吹动他颈间以顾氏徽记变形而成的护身金符。

　　“圣族蒙尘，光明受污。”他对身旁的披甲将军们说道，目光灼灼，“蒙古人若尽吞九州，其艨艟巨舰下一刻便会驶向我们的香料群岛。”

　　“这不是远方的故事，这是我们生死之事。”

　　“顾氏昔年授我技艺，立我秩序，此恩为因；今蒙元若成，我等必为俎上鱼肉，此祸为果。”

　　“因果相连，岂能坐视？”

　　同年夏，半岛之地亦是有兵马而出。

　　顾氏学院各个学子出现。

　　而他们口中则是说的“弃笔从戎”！

　　那是班超的故事。

　　同样也与顾氏息息相关。

　　中统十年，地中海东岸，阿卡城。

　　圣殿骑士团驻地的密室内，数位身份特殊的旅者正在会谈。

　　其中有来自热那亚的商人，威尼斯的情报贩子，甚至一位身着蒙古服饰却眼神闪烁的聂斯托利派教徒。

　　他们交换着来自东方的惊人消息：一个被称为“顾”的家族，以其不可思议的航海、火药与组织技术，正率领着庞大联盟抵抗蒙古帝国。

　　他们未必理解“华夷之辨”，但深谙力量均势之道。

　　不久，数艘载有欧洲火器图纸、雇佣兵队长与特殊货物的船只，开始绕开传统航线，经印度洋向琉球方向试探性进发。

　　甚至，遥远的蒙古帝国腹地——钦察汗国境内，也因九州战事泛起涟漪。

　　拔都子孙的汗庭中，并非所有宗王都乐见忽必烈成功“汉化”并稳固东方。

　　一些保守派认为，忽必烈对汉地的经营消耗了太多本可用于西征或赏赐草原的资源。

　　隐约间，一股“让东方持续失血，以维持草原传统中心地位”的暗流在涌动。

　　几支本应派往中原的探马赤军，被以各种理由延迟或调往他处；一些原本输往大都的皮毛、马匹，出现在了黑海市场的走私清单上，最终买家则与琉球的贸易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九州大地上，这些来自万里之外、动机各异的力量，如同汇入滔天巨浪的无数道水流，虽未能瞬间扭转乾坤，却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深刻改变了战争的质地与广度。

　　中统十一年，长江口外海。

　　琉球“镇远”号铁壁舰率领的混合舰队，首次与携带着爪哇火油喷射器与改良型“霹雳炮”的支援船队会师。

　　尽管协同生疏，但在接下来的崇明岛海战中，这种混合战术让元军水师吃了大亏。

　　火焰顺着特制的油脂在水面燃烧，元军战船阵型大乱。

　　同年秋，荆襄战场。

　　一支约两千人的“异貌旅”出现在抗元义军侧翼。

　　他们皮肤黝黑，身形矫健，使用着独特的吹箭与淬毒短刃，擅长丛林与山地游击。

　　他们来自占城、真腊，乃至更遥远的勃固，其王室先祖皆曾受顾氏航海者调解过纷争或赠与过历法农书。

　　他们不理解复杂的华夷之辨，但坚信“毁约者与侵略者皆不可信，而顾氏是守信义的智者”。

　　他们的战术迥异于中原，给元军山地清剿部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中统十二年末，山东益都。

　　一场特殊的“论战”在元军占领的府学与城外义军营地间无声展开。

　　半岛儒生金忻公开与投靠元廷的汉人儒臣辩论“正统”与“王道”。

　　他熟读汉籍，却尖锐指出：“忽必烈陛下行汉法，然中枢枢密，可有一汉人？”

　　“此乃‘用’其术，而非‘行’其道。”

　　“顾氏《新辨》言‘以行辨华夷’，今观之，蒙古贵胄之行，与汉家仁政之道，可相同乎？”

　　辩论内容被秘密刊印成小抄，在江北士子间流传，动摇了部分本已倾向元廷的读书人心思。

　　甚至经济层面，全球性的扰动也开始显现。

　　来自阿拉伯与波斯的银币，因欧亚贸易路线上对“东方支援”的隐性投资而加速东流，部分通过复杂渠道流入抗元势力控制区，缓解了他们的军资压力。

　　而元廷急于从海外获取财富以支撑战争，进一步开放泉州、广州贸易，却使得更多关于外海局势、火器技术乃至《华夷新辨》的文本，随着商船反向流入南洋、印度，激起了更广泛的关注与议论。

　　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年轻人，就在这个时期于泉州听到了无数关于“顾”与“巨鹿”的传奇碎片，并将其写入日后震惊欧洲的见闻。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甚至就连顾易都不可能料想的到。

　　这是惊天的变化。

　　简单来说。

　　就是顾氏百年来在海外所形成的政治影响力，将整个世界都串成了一条线。

　　而如今，就是顾氏这条线爆发的时候。

　　然而，无论是顾氏也好，亦或是顾易也罢，他们都十分明白，这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

　　海外带来的人马虽然帮助顾澜补足了人手。

　　但也带来了沟通的障碍、指挥的混乱与文化习俗的冲突。

　　爪哇武士的狂热与中原节度法度难以完全兼容；南洋山地部落的散兵战术，有时会打乱顾澜精心策划的会战布局。

　　后勤补给线变得空前漫长而脆弱，依赖季风与遥远国度的善意。

　　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的政权敏锐地利用了这种“复杂性”。

　　元廷宣传将顾澜描绘成“引狼入室”、“勾结红毛绿眼诸番以祸乱中华”的奸佞，进一步混淆华夷界限，煽动本土民众的排外情绪与疑虑。

　　部分原本中立的士绅百姓，眼见战火持久不熄，且战场出现越来越多“怪模怪样”的异族士兵，其惶恐与厌战情绪有时会转向对顾澜一方的不解与疏离。

　　战争，由此从一场明确的中原抵抗外族入侵的斗争，演变为一场更加混沌、掺杂了全球力量初步碰撞、文明理念交锋、地缘战略博弈的超级混乱。

　　九州大地，也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的命运与那片蔚蓝海洋之外广袤世界的起伏，紧密相连。

　　顾澜的白发日益增多，他站在望海楼上，目光越过自家舰队的帆影，似乎看到了更浩瀚也更迷茫的波涛。

　　铁木真“难坐江山”的叹息，以另一种更加诡异莫测的方式，应验在了他的孙子忽必烈，以及所有被卷入这场滔天巨浪的人们身上。

　　而对于顾易而言想法也便更加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