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63节

在中科院成立前为了健全制度而组织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总理与束星北谈话。

束星北剑桥大学毕业，硕士导师是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基础物理学，并担任数学系助教，后回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听总理这么说，束星北回道：“总理，我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除了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不过平时思考得比较多的还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总理：“我在一些科学读物上看到，广义相对论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时空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这确实让人非常震惊。”

束星北：“空间折叠。这是一种因为强大的引力使空间发生扭曲的现象。这确实让人直观上不太好理解。时间则有引力时间膨胀和引力红移，其实时间这个概念，在狭义相对论当中就已经被颠覆了，时间流逝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快，有的慢，甚至在满足一些极端的条件时，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近乎于停止。”

总理：“噢？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呢？”

现场的科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总理说话的时候眼中有瞬间一闪即逝的光芒。束星北想继续blablabla地往外倒自己的相对论只是，但旋即又苦笑：“总理，现在可能咱们还是多谈点量子力学比较好一些。”

旁边也出自江苏的一名中科院研究员说道：“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国内也转载并且呼应了一些文章，不只是文字上的呼应，在高校和研究所还开过几次会。”

“胡闹。”

总理轻咳嗽一声，顿了顿嗓子，讨论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入地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义的、狭义的……你们不要受到任何干扰，该朝哪个方向研究，就朝那个方向研究。

第四十六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认真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认真学习。不但要学，还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遇事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到事情的本质，找到本原的规律。

这股认真劲儿不是说着玩的。一个公文包从2022年穿越时空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刨根问底的事。

假装“不关心”公文包是怎么穿越的是不可能的，中央书记处的各位在过去几年并不是不关心，而是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不但不知道如何解释，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研究。

但主席、总理、刘副主席等书记处成员以及李克农都肯定，一件物品从2022年“穿越”到1949年这种现象，本身有太多的无法理解的地方：

是一件公文包从2022年的世界穿越回了1949年，还是这件公文包本身没有穿越，但周围整个宇宙的时间倒流了？

如果是时间倒流，可目前已知的世界以及可观测的物理规律里，时间从来都是向前流逝的，为什么会“倒退”？怎样才能倒退？

如果公文包是从2022年“掉”回了1949年，那如何解决诸多悖论问题？

比如，公文包对世界的改变，中央已经知道这个公文包改变了世界，抗美援朝三年变成了一年（其中还有半年在谈判），这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人生，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今后还有更多的改变，整个中国今后都会走入另一个方向。走入另一个方向的世界，在2022年还会有一个叫雷布斯的企业家吗？

或者2022年还有雷布斯这个人，只是他不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技术领头人了，而是个只会拿点散件攒机再用牛皮吹上天的营销法卖货的商人，那书记处还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吗？

可公文包确实就在书记处的保险柜里，就算公文包biu的一声消失了，书记处所有人的脑子都记得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还在笔记本里写了分析、批注和评论。

悖论还涉及更深的层次。世界是物质的，书记处五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个2022年的公文包，它身上所有的物质，理论上都已在1949年存在。里面的曲别针和卡扣，现在应该是某座铁矿里的一撮粉末；里面的塑料，现在应该是某个含油地层里的几滴油花子；纸张和油墨同样也是，组成它们的原子分子，现在肯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当公文包穿越回来的时候，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原子分子是突然消失了吗？还是没有消失？

——看，只要认真起来，穷追不舍下去，其中有太多的疑问。

1951年，李强和聂荣臻，这两位在党内处于核心岗位但又拥有高学历的同志加入阅读公文包文件的小组行列，对公文包穿越这件事的研究仍然没有太多的突破。

但是李强提出了一个“或许可能”的方向：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

“爱因斯坦这个人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哎哟，我看书看得脑壳都大了，一个月，还卡在第一章！”

这是一次开会时，朱总司令在抱怨。他手里的《相对论讲义》，前十几页翻出毛边了，但十几页之后的那几百页还是崭新的。

朱总司令：“李强又不在。少奇，你有没有全部看懂第一章？看懂了的话，你来给大家讲讲。现在我们七个人都被迫自学成才，这太难了！”

刘副主席：“我会推导洛伦兹变换了。那，要不我来用自己的理解说说？”

朱总司令：“要要要，从石头、光束、车站和运动的火车那儿开始讲起。”

主席：“那我也得听听，我也卡在这里理解不下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数学困难户哟。”

陈沄：“我才是最大的数学困难户……”

在李强提出“可能得从相对论那儿找答案”之后，书记处和二人小组就悄悄从大学和图书馆里拿来了几本相对论的讲义、读物，有空就猫在屋子里自己看。然后陈沄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法理解“光速为什么不可超越？我坐在飞机上，向前打手电筒，这手电光不是超光速吗？”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陈沄才懂得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揭示的事情是什么。

“学习相对论活动”发生在1953年上半年，持续了好几个月。七人抽空断断续续地啃了几个月相对论的书籍，当然也没有进展，就连李强也只是啃到广义相对论，了解到奥地利有个物理学家福莱姆提出了一个纯粹基于理论计算的“虫洞”概念或者说猜想，然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这几个月的活动也是有成果的：

书记处认识到凭借小范围的读书交流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央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扶持、支持和鼓励国内的科学界，主要是理论物理学界展开对前沿物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时空观，而是所有的前沿物理方向，都放手让他们去研究。

这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总有一天国内物理学的研究会接近这个方向的真相。

既然已经定下来鼓励前沿物理朝各个方向研究的基调，因此，1952年苏联发起批判相对论的唯心主义性的时候，国内跟进了一点点，马上就被掐掉了。

1949年苏联都爆炸了原子弹，但是——E=MC^2可以信，爱因斯坦则要批判.这两件事在苏联居然可以同时做到。

1953年1月，中科院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后来人民日报要转载苏联一篇日丹诺夫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说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文章人民日报社只是打算刊登，刚确定要翻译，刘副主席就插手过去叫停。

但是，出于不能和苏联的政治风向彻底唱反调的考虑，中央最后还是做了一个折中的决策，那就是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方向的研究还是受到扶持，只是在科学界以及国家层次上，媒体回避或者不吹捧爱因斯坦相对论。

在中科院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上，总理与束星北的交谈，就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

总理一开始还是有些不解的，国内很早就掐断了反相对论的政治运动，束星北和他的同僚为什么还有这个反应？继续交谈下去才发现，就在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的大学召开了批判爱因斯坦唯心主义理论的大会，在会上束星北不管不顾站起来1VSN辩论，辩到最后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把手都拍红了。

因此，虽然会就开了这么一次，但对束星北来说印象可太深刻了。

“说我是国内最懂相对论的人，这是浙大当年为了表明自己的师资如何如何强而用的话术，我一向没有这么说过。中国相对论物理的研究还很薄弱，当然量子物理、近代原子物理也都同样薄弱。我在其中说自己最懂相对论，争这种排名第一，并无太大意义，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束星北在总理面前澄清那句“流言”。

总理：“束教授，这确实是事实。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搞原子物理的嘛。”

束星北：“总理，我认为，把相对论物理的研究搞上去，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

郭沫若：“束教授，这是为什么呢。中科院现在的学术研究方向，所受的限制是最小的，只要是科学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应用，无论什么方向，无论它的源头来自哪一个国家、来自什么样的人，中科院一概支持。”

束星北：“我希望的是，大学物理的基本教材能阐明一些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理念，只要比现在稍微多说一点就可以。然后，如果能有几所大学在物理系能够增设相对论方向的研究专业，那就最好不过了。不要求很多，一个物理系一个导师做相对论方向，带三五个学生，就足可以。也不用是博士，硕士就足可以。如果学生是天才，那么我们就收获了一个相对论物理的未来大家，如果学生钻研不下去了，那么他还是一个物理学得很好的尖子，也只是硕士，还来得及转向去干其他于国家建设有用的工作。”

听了这话总理笑道：“束教授，你可不能自贬身价说相对论的研究对于国家‘没有用处’。……基础物理的进步可能不是在几年内看得到用处的，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也没有明显的效益，但当有一天国家建设要用到这些理论的时候，最好这些理论已经被我们发现了。”

……

【中央书记处1954年8月30日会议纪要】

｛中科院科学家座谈会上，恩来向束星北提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书记处认为，这样的话以后不宜再说。｝

｛今后在理论物理学界，中央的态度应是鼓励科学家自由钻研基本物理学的前沿方向，不应太有目的性地引导他们研究爱因斯坦时空理论。这或许可能会加速找到时空穿越这件事的答案，但更可能会让外国产生一些联想和猜测。｝

｛时空穿越的公文包的重要性，以及时空穿越本身的重要程度，我们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在过去，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公文包里的文件内容绝对不可向外界公布”，这其实是不全面的。一件物品穿越时空这件事实一旦为世界所知，都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后果难以预料的震荡，这对国家的发展、世界的稳定并非好事。｝

｛公文包的本质，是我们这个世界与某个未知的世界发生了接触。哪怕这种接触十分有限，且是单向的，仍然挑战了过去已知的社会科学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

｛在一些人那里，他不需要知道这个公文包里的内容是什么，他只需认定这种接触真实存在，无限的想象力便会萌发出来。｝

｛我们深知，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七十年后、七百年后的人类世界远远超越了1950年代的世界。｝

｛世界上并没有上帝，也没有佛祖或其他的任何神，但在人类历史上，多个宗教的创立者仅仅是通过想象构建出了一个神，就有千千万万的人聚集在教宗的周围，在历史上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能量和破坏力。而未来的人类世界的力量恐怕更强于这些教宗所想象出来的神的力量，更何况‘中国人已经证明了，未来世界的人类真的可以降临！’｝

｛因此，不需要与未来世界能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互，只需有这种接触符号被确认，人类社会、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差异和撕裂倾向都会极大地增强。｝

｛在我们确切地可以用科学理论阐述时空穿越事件，并在实验室中可以复现时空穿越这一现象之前，公文包存在的事实绝对不能向外界公布。书记处、克农、李强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应统一在这个思想之下。｝

第四十七章，50万次的计算机，你们买不买

自从间接了解到上电集团设计的“沪升一号”计算机的大致性能参数，闵乃大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足不出楼的生活。

楼是指北京计算机中心的那栋三层小楼。

沪升一号的运算速度是每秒5500次，这简直是要气死人，——浑金的运算速度是每秒5000次，上海刚好压北京一头。这也很正常，浑金的主要性能参数北京很早就公布了，也别怪上海人有针对性地设定自己计算机的性能指标。

不但运算速度刚好压过一点点，价格还便宜15%。这就是把北京所以及北电集团逼到墙角了。

北京所的工艺制造小组赶往774、774A厂和779厂，要重新核算浑金的成本。从价格空间来说，浑金降价15%倒也还有钱赚，但是谁不想多赚一点呢。

TD-5晶体管是第二款量产的晶体管，出场价从TD-3的3块7一颗降到2块1毛一颗。其他电子元器件的进货价格倒是大致相同。但有一样零件的成本也发生了跳水：

存储器。

之前的水银存储器是苏联进口的，一管（36个字）25人民币，或者说5个卢布。浑金上面要用50个管。

现在国内山寨成功了磁芯存储器，一板（48X48的小网片，2304bit），100人民币。

这都不用细算就知道，磁芯存储器太强了，在人民币/每字节数这方面简直是碾压的优势，而且还安全、体积小。

只是有一点闵乃大得注意了，磁芯存储器是上电集团苏州电子厂生产的。当然，上电制造的计算机所用的晶体管是北电生产的。现在闵乃大隐隐觉得，李强李局长这是故意的，电子工业局下面的四大电子集团，产业相互交融，谁也离不开谁；但是业务却是相互竞争，基本上每个产品都不只有一个集团在做。

这就意味着——反正北电不能通过断供上海晶体管的办法来保自己的“浑金”晶体管计算机。

工艺制造小组把这些情况回报给闵乃大，闵乃大表示“那就降价10%吧”，然后就继续做自己的事。

闵乃大1936年从清华毕业，1937年到柏林卡劳腾堡工业大学留学。本来打算只读个硕士就回国的，结果赶上了二战，只好顺便把博士也给读完了。而且稀奇的是，老闵在德国念书、1943年毕业滞留德国直到战争结束，居然毫发无损。当然他没一直呆在柏林，44年之后就从柏林疏散到德国乡下啃泡菜了。

闵乃大的攻读方向是偏重于应用数学的，数论、符号逻辑、泛函分析都钻研过，49年回国，现在其实他还在搞线性网络的研究。在北京所，闵乃大只负责从最高层面上设计计算机的架构以及数理逻辑，具体的元件怎么摆设他都是“下放”给下面的设计员来做，至于晶体管电阻电容在计算机上的安插组装，那就是下下面的工艺员甚至工厂技术员的事。

上海所和复旦大学研制沪升一号的具体过程，闵乃大也稍微了解到了一些。他们怎么研制沪升一号的呢？简单的说就是“大家一起上”，同样的一拨人，设计架构，架构设计完了开始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完了，还是这伙人插三极管焊电路。

北京所和上海所的工作方式不同。上海所的设计流程就先进吗？

闵乃大一开始有些动摇，但思前想后，他还是认为自己没错。北京所的流程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化分工体系，顶层设计、工程设计、元件和制造工艺设计划分开来，之间的人员会频繁交流，但基本的分工是很清晰的。

更合理更先进的设计流程竟然搞不过“大伙一起上”的模式？不正常，一定不正常。

错在哪里呢？闵乃大认为，错在没有充分利用北京所的这种流程带来的优势——设计效率高，出产率高。

闵乃大记得，他把“浑金”的顶层架构拿出来、交给王传英，这已经是9个月前的事了。此后其实闵乃大就已经“空闲”下来了。这段时间，他本应该推出下一代计算机的顶层架构。按照“浑金”的顶层设计他花了4个月来计算，这9个月他可以设计两个型号的计算机的顶层架构！

想明白这一点，闵乃大就开始行动了。首先他向李强申请，把北京计算机所主任这个职位让给别人，他来担任首席设计师就行。交出“浑金”的顶层架构之后这9个月，闵乃大就是被各种管理事务缠住了，这要签字那要讲话，给自己一种“很忙抽不出时间”的错觉。

李强表示很理解，而且非常赞同闵乃大的想法，但是李强解决的方法是调整了人事结构，把闵乃大身上的管理工作全部交给北京所的党委书记，现在闵乃大还是顶着“主任”名头、但实质上是首席设计师。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闵乃大坐下来思考北京所的下一代计算机。思考了几天觉得没头绪，于是他就打电话去空气动力实验室，问钱学森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计算机。

空气动力实验室去了一趟上海看沪升一号的样机，但看了一圈又回来了，没签合同买沪升一号。因为空气动力实验室觉得沪升一号还是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要求。所以，他们的要求到底是什么？

“那我就跳开计算机技术的细节，纯粹说我这边的需求啊，”钱学森说，“我觉得现在的计算机算得还不够快。上海那台计算机五千五百次，比你们的五千次快一点点，但总的来说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航空航天，空气动力学方面有时候要得到一个参数，计算量是很大很大的。”

闵乃大：“明白了。也对，你们空气动力实验室每次来计算中心请求机时都是按天算的。”

钱学森：“不如，你们搞个五万次的计算机怎么样？”

闵乃大：“……”

钱学森：“哈哈，要是觉得太难就降低一点吧，一两万次先凑合着用吧。”

闵乃大咬牙：“钱主任，你记好了，一年时间，老子给你弄出一台50万次的计算机！”

钱学森：“闵主任，冷静，冷静，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