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我的金手指是现代大国 第736节

　　“巡视员厚爱，我家厂长定当铭记，定当铭记！”

　　巡视员点点头，看似随意地，用手指轻轻点了点那锦盒的底部，意味深长地道。

　　“看好底座......往后，厂里若有什么需要协调、或政策咨询之处，孙厂长不必客气，尽管让人到省城分会找我。”

第900章 资本的狂潮

　　此刻，账房先生心领神会，连声道谢，小心翼翼地将锦盒盖好。

　　他当然知道，那盒底“垫着”的，绝不会是寻常的棉花或绸布，而是一份代表着启蒙会在启新厂占有三成“干股”的凭证。

　　这“投资”，不用出一文本钱，却能在未来的利润中分得实实在在的一杯羹，更是将启新厂乃至孙得路本人，与启蒙会更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

　　酒宴尽欢而散。

　　孙得路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站在厂门口，望着那依旧在夜色中喷吐火焰与浓烟的高炉，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对身边的账房和工头吩咐。

　　“明天一早，正式开工！都给我盯紧点！谁敢偷懒，规矩伺候！”

　　几乎与此同时，京师，民会总部统计司。

　　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算盘声噼啪作响，电报机滴答不停，文员们埋头在一堆堆表格、账册、报告之中。

　　一份刚刚汇总整理完毕、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癸亥年第三季度民间资本与实业发展评估报告（初稿）》，被送到了统计司主事官员的案头。

　　报告很厚，数据详实。

　　主事官员是个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的干瘦老头，彼时他扶了扶眼镜，仔细翻阅着最后的汇总章节，手指在一行加粗的数字上缓缓划过。

　　“截至本季度末，全国除甘南、鲁南等重灾区外登记在册、雇佣工人超过二十人、使用机器动力之各类民营工厂、工坊，总计三千七百四十六家。”

　　“上述民营实业，共雇佣各类工人、学徒，计四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五人。”

　　“初步估算，本年度民营实业总产值，约占朝廷岁入总额之一成二分，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三成。”

　　三千七百多家工厂，四十一万工人，一成二的岁入占比！

　　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启新”一样的烟囱在冒烟，是无数张像孙得路一样兴奋或精明的面孔，是无数份规定了“十二时辰两班倒”的雇工契约，也是滚滚而来的、前所未有的税收和“管理费”潜力。

　　老主事的脸上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只有一种职业性的审慎。

　　他继续翻到报告的最后部分，那里是统计司根据数据提出的“政策建议”。

　　建议的核心只有两条。

　　一、鉴于民间实业发展迅猛，但管理分散，标准不一，隐患渐显，如用工、安全、污染，建议朝廷考虑，在工部或户部下，新设‘商务监理局’，专司民营工厂、大型商号之注册登记、业务稽核、安全生产督查、及劳资纠纷调处等事宜。

　　二、为应对新政开支日增，并体现“实业振兴，回报社会”之精神，建议对年产值超过一定规模，如五万银元之民营工厂、大型商号，开征‘实业发展捐’，按年度产值百分之五计征，专项用于各地新政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及“商务监理局”之运作经费。

　　然后叫来书吏。

　　“立刻着清，加急送往陈总代表处，并抄送‘实业振兴联席会议’各成员。”

　　数日后，关于设立“商务监理局”及征收“实业发展捐”的议案，摆在了“全国实业振兴与民生保障联席会议”的桌面上。

　　会议的气氛，比往日更加凝重。

　　民会的代表，自然是提案的推动者，在会上引经据典，大谈规范管理之必要与开辟财源之紧迫。

　　启蒙会的代表，在略微质疑了百分之五税率“是否需斟酌”之后，原则上表示了支持，认为“有序管理，方是长久之计”，并建议监理局人员构成应“兼容并包”，吸纳“有识之士”。

　　轮到青年复社的代表发言时，一位来自直隶分会、参与了近期劳工状况调查的年轻干部，再也按捺不住，猛地站起来。

　　“规范管理？开辟财源？说得好听，你们这份报告，只看到了三千七百家工厂，四十一万工人，一成二的岁入，你们看到那四十一万工人，每天要在机器前站多久了吗？看到他们手上的烫伤、肺里的黑灰了吗？看到他们签的那份‘伤病自理、死赔十银’的卖身契了吗？！”

　　他拿起面前一份复社内部的调查报告副本，用力拍在桌上。

　　“开征百分之五的产值税？这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那些每天干十二个时辰、拿最微薄工钱的工人身上榨出来！”

　　“这等于给那些私人企业们一把尚方宝剑，让他们可以更理直气壮地榨取工人，因为他们在‘为国纳税’，这是在给吸血套上合法的外衣，是在用朝廷的公信力，给吃人的新规矩背书！”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得通红。

　　“你们口口声声‘实业兴国’、‘惠及更广’，可实际上呢？”

　　“工厂越开越多，烟囱越冒越黑，老板的钱包越来越鼓，可工人过得比当年的佃户、长工更好吗？”

　　“那些失去土地、只能进厂的农民，他们有得选吗？这叫‘各凭本事吃饭’？这他娘的是各凭资产吃人！”

　　会场一片死寂。

　　民会、启蒙会的代表们脸色都不太好看。

　　启蒙会代表，缓缓开口，语气带着一种循循善诱的“理性”。

　　“这位复社的同僚，你的忧国忧民之心，令人敬佩。”

　　“然而，我们讨论问题，不能脱离现实。”

　　“现在的用工条件，或许不尽如人意，但比起机器空转、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挨饿，哪个更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逐步改善，倘若因惧怕问题而止步不前，甚至反对实业发展，那才是真正断了工人的生路，也与里长‘振兴实业’的初衷相悖啊”

　　复社的年轻干部还想争辩，却被旁边另一位年纪稍长、神色更稳重的复社代表轻轻拉住了衣袖。

　　那位年长代表对他微微摇头，示意他冷静。

　　然后，年长代表自己站了起来，面对众人，声音沉稳，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傅代表所言，不无道理，发展，确需代价，然代价由谁承担？如何承担？”

　　“须有底线，须有公平。”

　　“产值税或可商榷，但‘商务监理局’之职权，必须明确将劳工权益保障、工时工价监督、安全生产督查置于核心，征税，必须与切实改善工人基本生存条件、建立最低保障同步推进！”

　　会议再次陷入僵局。

　　一方要“规范”与“征税”，一方要“权益”与“条件”。

　　博弈再度开始。

第901章 一个新的时代

　　资产制度似乎真的在红袍天下铺开了。

　　山东，山区。

　　这片最初靠着种植红薯地瓜供应红袍军的山是秃的，石头多过土，一道道深沟像是大地被旱魃抓出的伤口。

　　周家峪，几十户人家，星星点点贴在陡坡上，远远看去，像是风一吹就能刮跑的泥点子。

　　村后山坳里，一片稍微背风点的坡地上，孤零零地立着几个长满荒草的土包，那是周家的祖坟。

　　七十二岁的老农周大山，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几乎看不出原本颜色的黑棉袄，颤巍巍地跪在最前头那个稍微像样点的坟包前。

　　他没哭，也没说话，只是伸出那双如同老树根般粗糙皲裂的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三根自家搓的、歪歪扭扭的土香，就着旱烟袋里的火煤子点燃，插在坟前冻得硬邦邦的土里。

　　青烟笔直，在无风的午后，孤零零地向上飘。

　　然后，他弯下那几乎对折的腰，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每一下，都发出沉闷的“咚”声，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像是在告别什么无比沉重的东西。

　　花白、稀疏的头发上，沾满了黄土。

　　磕完头，他依旧跪着，没起来。浑浊的老眼，望着那袅袅的青烟，又缓缓转向旁边那片同样贫瘠、但被他用一生汗水浇灌、勉强能长出点谷子、地瓜的坡地。

　　拢共八亩，散在三四处，最好的那块向阳坡，也不过两亩半。

　　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只剩下枯黄的秸秆茬子，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爹，娘，列祖列宗......”

　　周大山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干涩，像破风箱。

　　“不孝子孙大山......对不住你们了，守不住地了......守不住了。”

　　他慢慢从怀里，又掏出一张折叠整齐、但边缘已经磨损的毛边纸。

　　纸上印着规整的表格和文字，最上面是“永业垦殖公司山地永租契约”，下面盖着鲜红的公司大印和一个陌生的私印。

　　契约条款密密麻麻，核心意思就一条：周大山自愿将名下八亩山地的“永久使用权及地上产出收益权”，以每亩一次性“补偿”银元五块的价格，“永租”给永业垦殖公司，用于统一规划种植“高价值经济作物”。

　　租期：九十九年。

　　期满可“优先续租”。

　　契约下方，留着写的歪扭的“周”字，和一大块空白，等着按手印。

　　五块银元一亩，八亩地，四十块银元。

　　这就是他祖祖辈辈、他自己刨食一辈子的土地，最后的价钱。

　　旁边，还蹲着一个穿着体面棉袍、戴着瓜皮帽、手里拿着印泥盒子的中年男人，是“永业公司”派来的管事，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混合着不耐烦和一丝不易察觉轻蔑的笑容，等着。

　　周大山伸出右手拇指，看了看。

　　那拇指粗壮，关节变形，指甲残缺，布满劳作留下的伤疤和老茧。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缓缓地，重重地，将拇指按进了管事递过来的、鲜红的印泥里。

　　然后，在那份契约签名旁的空位上，落下。

　　一个清晰的、暗红色的、带着指纹螺纹的指印，印在了那张决定他和这片土地命运的纸上。指印有些颤抖，边缘模糊，但足够清晰，足够......有效。

　　管事脸上笑容加深，迅速收起契约和印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哗啦一声倒出四摞用红纸带扎好的银元，每摞十块，整整齐齐，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闪着冰冷诱人的光。

　　他将银元推到周大山面前。

　　“周老伯，收好了，四十块，一分不少，从今儿起，这地，就归公司统一经营了，您老拿着钱，好生养老。”

　　管事的声音带着完成任务后的轻松。

　　周大山没看那些银元，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拇指上那抹刺眼的红，又抬头看了看祖坟，看了看那八亩即将不再属于自己的山地。

　　寒风卷起地上的枯叶，打着旋，从他脚边掠过。

　　当晚，夜深人静。

　　周大山没点灯，就着窗棂透进来的一点惨淡月光，用那截快要用完的、儿子多年前从矿上捎回来的铅笔头，在一张不知从哪里撕下来的、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

　　他识字不多，是早年村里冬学勉强认得的一些，加上自己编的顺口溜。

　　写完了，他披上那件破棉袄，揣着那张烟盒纸，拄着根木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村口那棵半边枯死的老槐树下。

　　树下有块还算平整的土墙，是村里贴告示、闲话的地方。

　　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点不知什么时候存的、早已干硬的浆糊，抹在烟盒纸背面，然后，用力地，将它拍在了土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