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88节

　　收到演算稿的张徇当场就麻爪了，原来这道题居然这么难，而他也没有多想，便将演算稿照片下载，打开逗音给对方发了过去。

　　“钱教授，那位少年把演算稿发过来了，不过他承认不是他自己演算的，钱教授如果要我，我这就给你送过去。”0号组里，安英拿着电话说道。

　　“行，那就请你跑一趟了。”钱雪森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钱教授目前挂职在中科院，而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正在组建当中，因此具体的工作尚未安排，安英来到中科院，把演算稿递了上去。

　　“这个解题思路很新颖也很全面，明显是一位专业人士解出来的。”钱雪森当即就做出了判断。

　　说完，不待安英回复，他便拧开钢笔，拿起一张白纸写起了自己的演算思路，刷刷刷，沙沙沙，一阵笔尖与纸的摩擦声传来，他甚至还根据李铭的演算稿，进行了反向推演，这一写就写了三张半纸。

　　他把演算稿递给了安英说道：“安英同志，请把这个给对方发过去，如果可以的话，再找那位少年要一个联系方式，方便以后日常交流。至于他身后的那位专业人士，就不要联系了。”

　　“好。”安英接过演算稿回到了0号组，拍完照片给对方发了过去。

　　正在上高二的张徇完全看不懂演算稿，但他知道，其人水平可能也是教授级别的，因此便把照片给舅舅李铭转了过去。

　　西工大教研室里，李铭盯着打出来的演算稿，眉头顿时就蹙了起来，不由喃喃道：“这人厉害啊，不仅采用了不同的解题思路，而且还对我的演算稿进行了扩展，水平不再我之下。”

　　当晚，他就给张徇打去了电话：“外甥，与你交流的那人是什么来历？”

　　“老舅，怎么了？”

　　“和你交流的那位，只是把我的演算稿看了一遍，不到一个小时就推出了新的演算方式，而且还扩展了我的解题思路，水平至少是教授级别的，甚至不在我之下，这个人你要注意。”

　　“老舅，你是说对方是间谍？”

　　“对方有没有报自己的大学？”

　　“没有说是哪所大学的，他一开始给我发了一道简单的题目，接着就是那道难题。现在又说希望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方便日后交流。”

　　“孩子，你要多留一个心眼, 对方身份不明，要么是一位大才，要么就是别有居心。”

　　“知道了老舅，我不会给他个人联系方式的。”张徇说道。

　　“嗯，这样最好。”李铭嘱咐了一番，挂断了电话，随即又拿起稿纸看了起来。不过他越看，越发现这人当真是不简单，对自己的演算举一反三，这智力水平绝非一般人。

　　所谓外行看热闹，同行看门道，想到自己外甥那么小，又遇到这么身份不明的人，他还觉得要套套对方的底，于是也出了一道题，涉及导弹的飞行控制、过载计算、电磁方程计算、燃料力学计算等等，至少涉及数个学科，而后把题目给张徇发了过去。

　　“要能把这道题解出来，起码要在火箭专业研究多年，否则根本不可能解得出来，你把题目发给他，试试他的深浅。”李铭说道。

　　“好的，老舅。”张徇还是一名少年，那些弯弯绕的事，他接触得并不多，便按舅舅的要求把题目发了过去。

　　接到题目的钱雪森，第一时间就知道这是一位专业人士出的题目，而且是一道综合题。现在的问题是解还是不解，若解了证明自己有学识，若不解那么之前解的一道题就会暴露自己这边在伪装。

　　想来想去，钱雪森认为还是要把题解出来，至少要把自己学术的一面展现出来，这样可以消除对方质疑自己伪装心里，于是便提笔解起了题。

　　“有点水平。”看着演算稿上的一系列方程，李铭十分肯定这是一位专业人士。是间谍还是当真只是看到自己外甥在搞火箭，所以才与他交流？

　　李铭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这可能是某大学的讲师或者教授，如果真的是间谍，他没必要找自己的外甥，直接找大学里的教授或者讲师不是更快？

　　因此他在心中对间谍怀疑的想法有所降低，但还是提醒外甥注意，不要随即透露个人信息，尤其是对方让他收集资料，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就立即告诉父母或者他。

　　双方的信任不是一天能建立的，钱教授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旦有时间就会与他聊一些火箭方面的基础知识，既不找他要资料，也不探听对方的秘密，而是在张徇的火箭研究中讨论具体问题，有时候甚至主动帮助他理解或解决一些问题。

　　时间一天天的滑过，钱教授的博学终究在还是赢得了这位少年的信任，少年时常讲述自己对于火箭的爱好和知识理解，而钱教授则采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帮助对方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扩展他的思路，教导了对方许多火箭知识，双方就这样通过网络结下了友谊。

　　……

　　1952年7月，作为‘五马进京’的首匹马，晓平同志再接到中央的调令以后，他一丝犹豫也没有，当即和夫人将行李收拾一番，便前来了北京报到，而中央给他安排的新职务是副总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月，国家启动了四项大工程，分别为：抚顺发电厂一期扩建工程、鞍钢无缝管厂工程、沈阳风动工具厂扩建工程；而罗布泊钾肥厂工程也正式进入了建设阶段；这些都是苏联援助中国101个工业的其中项目之一。

　　新中国成立即将迎来三周年，国家经济恢复的成果显著，社会生产生活已基本趋于平稳，近三年内，国内剿匪的工作全面完成了，成股或长期盘踞的土匪销声匿迹；国家金融投机被彻底铲除，全国华东、华南、中南、西北主要地区的土改工作基本完成。

　　过去官僚资本家的产业也基本被国家没收成为了国营企业，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重点企业，如上海大威电机厂、亚美厂等也正在公私合营当中，全国国营企业开工率100%，私营企业开工率80%，社会基本物资保障短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由于国家对于社会经济恢复工作处置十分得当，因此全国30座主要大城市又重现了昔日的热闹，其他中小城市也安稳了下来，而久经战乱的人民，看到了这种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因此人民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爆发出了前所未有认同与建设热情。

　　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新中国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及附表》在苏联专家组的帮助下出台了。

　　颐年堂关于‘一五计划’书记处扩大会议正式讨论前，菊香书屋里开起了碰头会，就见总理翻起了文件，说道：“我国‘一五计划’总体根据1955年的决议及苏联专家组的共同讨论决定。”

　　“新的‘一五计划’，总方针依旧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但在具体投入方面有所调整。”

　　“如：工业原计划占比总投入的58.2%，现调整到51%，而其中重工业占比由88.8%，调整为80%，其余投入轻工业；另：农林业水利占比由7.6%，增加到12.6%，轻工业占比由6.5%，增加到8.5%；运输邮电、文教卫生及其它占比不变。”

　　主席吸着烟说道：“也就是说从总体工业投入上面拿掉7个点，投入到农业和轻工业方面。”

　　总理点头答道：“是的，其中农业水利投入占比，比原二五计划时还要高1.3%。”总理进一步解释道：“工业总投入确实降低了7%，但整体资金投入规模会优先保证工业建设的需要，不会因为增加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占比而大幅减少。”

　　听到总理如此说，主席这才点起头来，说道：“我国现下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极度薄弱，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其它工业就发展不起来，这也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因；而58年出现的轻工业和农业产出的大量减少，又是一个实际问题，因此我同意对投入比重进行调整。”

　　少琪见主席虽是这样说，可脸上还是有所担忧，便说道：“主席，现在我国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别看工业占比减少了7%，可总体规模不会少的，就比如石油及其制品来说，过去的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只能从国外买，而现在已经能满足国内需要了。”

　　陈芸也说道：“今年上半年，全国石油开采超额完成了，原定开采50万吨，实际开采61万吨，今年石油总产量超百万吨已不是问题。这些石油除一部分留于国内外，还卖到了国外，弥补了石油工业的投入。”

　　“预计明年石油产量将突破300万吨，1954年达600万吨，国内的根本用不了这么多石油，按目前我国车辆的总数测算，年石油消耗量最多一百万吨，也即从明年开始，200万吨以上的石油都将用于出口，现国际原油价格每桶2美元，每吨7.33桶，价值2.9亿余美元。”

　　“唉~。”主席叹了口气说道：“我国石油并不充裕，这东西能少卖还是少卖一些。”

　　陈芸微微点头说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像国内的稀有矿藏一样，如果不拿来换汇，那么就只能继续加大‘工农业剪刀叉’，而把这些物资卖出去，国家建设就能多出大笔资金，如果对比历史同期，我国每年至少能多出近亿美元资金，这需要多少粮量来换啊。”

　　如今国际粮价下降到60美元每吨，1亿美元相当于166万吨粮食，而1951年全国粮食总共1.4亿吨，人均粮产255公斤，全国5.4亿人口，极限生存全年基础消耗需要近亿吨，这还不包括养殖及工业加工消耗，好在1952年朝鲜战争已结束，才没有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

　　但是，接下来的全国建设，需要的资金极其庞大，而粮食又是国家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还是出口易贸（换汇）的生点资源，以1953年全国粮食收支为例，实收547亿斤，支出587亿吨，粮食缺口40亿斤，约200万吨，价格1亿至1.2亿美元。

　　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陈芸书记才认为要大力提升石油产出，以此来缓解粮食、财政支出赤字的局面。要知道，粮食作为生产资料时，它产生的价值损失远高于石油，而作为生活资料时，它的作用完全是无可替代的。

　　1953年将是全国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而国家用石油贸易多了一亿美元的收入，相对应的就降低了160多万吨粮食的支出，如此一来，社会粮食短缺不会出现，工业建设也不会耽误，因此是卖粮食，还是卖石油，二者之间的选择已经是肯定的了。

　　简而言之，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

　　总理接过话说道：“为避免1953年出现大规模财政赤字的情况，政务院认为，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明年初就应当实行。如果明年粮食供应不紧急，后年就可以适当的减少征收。”

　　主席吸起烟问道：“1953年国内灾害情况如何？”

　　总理连忙翻起记事本，调整身姿向主席汇报道：“这正是我要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明年是一个灾年。明春三月，华北气温出现一夜极降情况，出现‘霜打麦’情况，损失粮食30亿斤；黄河以北干旱持续到6至8月，降水量比同期减少3至5成。”

　　“长江以南及华南部分地区大部地区夏旱，华东、中南除广东外，成灾面积68万公顷，仅湖南一省就减粮13斤亿。”

　　“现在说对策。”总理说道：“国家现有储备粮260亿斤，按每人年350亿粮食消耗可供7420万人吃一年，即1.4亿人吃半年，明年的灾害粮食保障问题不大。”

　　“具体抗灾方面：一、‘霜打麦’发生时由政府组织群众进行自救，结合1953年许昌‘霜打麦’补救经验提前预报并下发至灾区，发生霜降后，采用生烟、烤火、拉露水等方法来减缓灾情，并极时补水、增加追肥。”

　　“二、霜打麦出现以后，组织农民不要轻易铲除枯色麦杆，小麦还可以再生，虽然产量上不去，但至少能降低一部分损失。”

　　“三、由国家粮食部、中央救灾委员会及时给各地调拨粮食。”

　　“四、明春在全国推广农民自留地土豆种植，以弥补小麦、水稻大规模减产的粮食不足。”

　　“五、由中央拨款从苏联及东欧国家等采购抽水泵、机，并在今冬开展全国性基础水利建设，多挖沟渠、水塘储水，为来年抗旱作准备。”

　　1953年是一个灾年，好在现在有了0号组，每年发生啥事都能提前发现并预防，别看这只是基础消息，但对于国家来说，它的价值是巨大的，就说‘霜打麦’的补救、土豆种植和及水利设施的提前准备，不仅能为国家减少损失，还能恢复百姓的信心。

　　当年，这里还有一个原因，1951年推着全国土改的推进，人民爆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全国粮食产量在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而1952年全国粮食再次丰收，达到1.64亿吨，不过现在才八月，秋收尚未开始。

第114章 提前规划

　　颐年堂里，会议还在继续，总理作为政务院一把手，他的工作做得是细致的，既展现了问题也给予了解决对策，主席因此给予了肯定，他说道：“政务院的这个工作方法很好，问题讲了，对策也有了，这样的工作方式要多推广。”

　　少琪也说道：“现在很多干部都还是在被动的听从上级指令，工作主观能动性这方面还没有建立起来。当然，这也与党员干部由革命都向革命建设者转变的一个时期，要把这种主观能动机建立起来，也还需要一些时间。”

　　主席点了点头，说道：“少琪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方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全国现有的247万干部中，3.1%都是文盲，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解决。”少琪吸着烟想了一会，继续讲道：“有两个解决方向，一是继续加大干部学校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二是加大夜校开办，对基层干部进行扫盲、政治知识学习和国家政治政策条令条令例的学习。”

　　“全国文盲率达八成，这个问题也要解决啊。”朱老总提醒了一句。

　　主席缓缓吸起烟：“继续要搞，那就一起来大搞。要对全国文盲干部和文盲群众，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我看这个事就由政务院牵头，尽快拟制开展‘全国扫盲运动’的政策，明年就要推行下去。”

　　早在1945年全国七次大代表会上时，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政治协商的《共同纲领》中更是明确指出：‘要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50年9月，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大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

　　1951年的1月，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到1951年底，全国有170余万工人参加了学习。仅仅一年时间，到1952年3月就彻底消灭了全军的文盲，可谓成绩斐然。5月份，教育部又发出了开展‘速成识字法实验’的通知，至今已经开展三个月了。

　　总理做完记录，驻笔说道：“河北的‘速成识字法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我看明年初就可以在全国推行了。关于全国性扫盲运动的开展，还是要到1953年底再来开展。”

　　总理进一步解释道：“明年春，全国各地灾害情况较多，农业抢救和社会平稳是大事，整个上半年都没有开展的时间，10月上旬到11月上旬要种冬小麦，因此11月下旬再来开展较为合适。”

　　“那就明年底吧。”主席说道。

　　总理没有点头回应，而是说道：“我这里还要再通报一下1954年的情况，这也是一个灾年，初夏时节，淮河和长江下游都发生了罕见的特大洪水，导致京广铁路中断100天，受灾人口近三千万，淹没耕地近亿亩，倒塌房屋超千万间，因灾害死亡人口50到70万间。”

　　“这次大水后，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苏等受灾地区，只到数年后才恢复了过来，灾害给地方和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总理汇报完，书记处会议室里已是一片安静，只有香烟吸动的滋滋之声，良久之后，少琪说道：“损失太大了，这场灾情必须要提前预防。”

　　“得想想办法。”朱老总说道：“中央的救灾委会员组织机构还是过于薄弱，应当要进行加强。”

　　主席认真思考了一番说道：“光‘救’是不成的，还要‘防’，重点是‘防’，因此中央救灾委员会要进行调整，在全国广泛的建立‘减灾防灾’动员体系。这个工作今年就要做，明年必须完成。”

　　总理点头道：“就未来经验来看，国家建有‘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负责全国统筹；建立‘国家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突发灾情救援统筹；而各省则建有‘省应急管理厅（局），作为灾害发生后的地方最高应急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涉及的面非常广，从灾情预防、监测、救援等都有专门的负责部门，比如防汛抗旱就归地方水利部门管理，成立有各地‘防汛抗旱’指挥部。”

　　“我国现下还无法建立如此专业而细致的管理部门，但确实可以成立从国家到地方的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就以1954年的大水为例，4月灾情发生，而到5月大灾来临之时，江苏才成立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反应速度慢了许多。”

　　“还有全国基本的灾情预防工作也做得还不够，汛、旱监测与反馈相对滞后，而这两类是重点灾情，因此可以趁明年灾情之机，在建立全国系统性‘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同时，开展全国汛旱监测工作，把每个县的基本情况掌握在手，形成速度灾情信息反馈。”

　　“至于1954年的洪灾，将依托未来《中国灾情报告》和《中国灾情年鉴》的相关救灾举措，提前进行物资准备及人员撤离，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

　　“另外就是各地的水库和城建设方面也需要调整。”总理说道：“河南舞阳石漫滩水库的教训就十分惨痛，这座水库于1951年4月建设，7月完工并投入使用，但是1975年，由于台风暴雨，水库蓄水远超预期，再加之水库建设时的不合理，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溃坝事故。”

　　“城市建设方面，就以武汉为例，原本有127个湖泊，而为了城市建设需要，把其中的89个都给填了，最终导致武汉一有大雨城中必涝，形成了城市汛灾的死结。”

　　“还有城市里的排水泄洪河渠、管网建设也存在问题，全国许多城市为了方便，把城中河道、主要泄洪渠给填平，把千年智慧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城市防泄条件，在盲目建设下被废弃，使得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大雨即成泽国的情形。”

　　“全国许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对防涝工程的认识和建设不足，这个问题在武汉、郑州等城市显得犹为突出，将来全国的城建，这一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主席说道：“一步步来吧，先把明后两年的灾情难关度过去，关于石漫滩水库的问题，如果能补救就补救。”

　　新中国早期在水利和城市建设方面，造成诸多不足的主要原因，还是当时国内缺少专业的建设人才，而面对国家改变落后面貌、改天换地的急迫需求，这些工作又必须得做，要知道新中国前十年修建的水利工程，就是三千年来，中国大地修建水利总和的数倍。

　　过去中国的农业只能望天收，加之生态又极度脆弱，因此遇到一点灾害，人民就变成了流民，如果遇到大一些的灾害，那么就会出现，人民为了求活，而不得不造反的情形，这种情况始终伴随着所有的封建王朝时期，而新中国，就是再以一往无前的气势，终结这样的历史复现。

　　总理做下记录，继续说道：“下一项汇报，少琪同志批示的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已经下发到全国干部进行学习。”

　　5月份，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第一版，其以‘文章’的形式在期刊连载以后，中国迅速将其翻译回了国内。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知的集大成者，别说中国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在认真的学习。

　　著作回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性质问题’，斯大林认为‘经济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还认为‘人们既不能消除、废除和改造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和制订经济学规律。经济学规律随客观变化而变化。’

　　他还认为‘苏维埃政权可以消灭和创造现存经济学规律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混为一谈。’认为苏联的现有制度，不可能改造经济学规律包括价值规律。

　　关于商品生产方面，斯大林同样给予了解答：社会主义生产存在‘国有’和‘集体农庄’两种形式，并且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早，早在奴隶时代就存在过，因此他认为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想违背。

　　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问题，他同样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下，存在‘价值规律’，认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认为‘价值规律存在着调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