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73节

　　任何一个台湾人，花上几毛钱，就可以拿着‘出入证’随时随地去琉球；同样的，琉球人要到台湾或大陆，也非常容易，而之所以管得这么松，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琉球同国内的联系，若是管理太死，其实是不利的。

　　回归后的琉球，贸易上并没有与日本断绝，反而越做越大，但是经济和管理等方面，已经完全脱离。

　　整个琉球群岛上，除日本人开的公司和店铺外，基本上看不到日文，而且其招牌也必须要中日文字混合，不许只使用日文，当然这一要求，并不是只针对日本，所有外国公司都一样，至于这条规定，实际上还是继承自民国时的习惯所形成的。

　　只这是一条小小的规定，但其改变却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此后全国的规定都是如此，属于有纯外文铭牌，但是不允许有纯外文的招牌，所以招牌必须配汉字，那种街上到处是纯外文的未来中国，从此消失了。

　　总理说道：“偷运、走私这种行为，必须要严厉的打击。”

　　只是总理的话刚说完，主席却是摇了摇手，说道：“打击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管得太死，或者一棍子全部打死。”

　　“主席？”总理和台湾省的两位同志都是满脸的疑问。

　　主席却是说道：“国内现在对外部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渠道却不是很多，因而，虽说偷运和走私都是不法行为，应当予以打击，但是但凡能多一条路子，就是好的；琉球与台湾之间来往密切，这也是好的。”

　　他又说道：“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不难，把出入证审核严一些，少发一些，船只出入再管理起来，这些行为不说完全杜绝，但基本绝大多数都会消失，可这样一来，两边的人来的少了，贸易的交流也少了，只剩下了官方贸易，这是不好的。”

　　主席之所以有这个想法，其实是有一些，他刷手机，刷到了一个以港地与内地走私问题，进而分析改开后走私问题的视频，里面就讲了八九十年代为什么走私成风，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需求，所以有所放纵。

　　远花走私案是怎么来的？成船的运汽车这种‘公开’走私行为，其实也是有背景的，那时候国家有需要，只要能搞得来，国家根本不管你是怎么来的，只是到后来，国家外部渠道完备之后，其历史作用就消失了，走私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允许存在了。

　　至于远花那批人，不够审时度势，若是早点儿结束，其实屁事都不会有，只能说这些人，完全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把非法生意当成了正经生意来做，他们不死谁死。

　　舒书记和吴省长，自然无法理解主席的思想，但他们明白，这里面一定有着深刻的含义，但主席还是补充了一句：“外面的好东西，能多搞一些就多搞一些，渠道可以适当放宽些，但该的仍要管，不能为所欲为。到必要的时候，再一把全部收回来。”

　　这话一句，总理三人瞬间都明白了主席的意图，总理随之说道：“我国现在的外部资源获取渠道还是太少，香港那里虽说好，但是不归我们控制，台湾和琉球则要好得多，特别是台湾省。”

　　主席则看向舒书记和吴省长说道：“你们搞的台湾省大开发计划，我看总体还是不错的，经贸区要搞，开放也要搞。”

　　舒书记很是有些忐忑的说道：“可这样一来，计划经济体制就会与所要实行的台湾大开发政策就有所冲突了。”

　　主席说道：“观念也要开放，计划体制下，同样可以实行商品经济，这一点列宁和斯大林都讲过的嘛，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既然是大开发的省份，那么与大陆其他省分有所区别，中央是允许的。”

　　总理也点头说道：“不要担心，最坏也坏不过台湾现在的情况，你们就放心搞好台湾大开放，我和主席都支持你们。”

　　有了主席和总理的支持，舒书记和吴省长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台湾省实行商品经济政策，还是需要经过会议确定，至于这场会议，今年是开不了，但这并不妨碍，台湾先把前期工作铺开。

第223章 台湾规划

　　“今天在这里，也可以给两位同志透个底。”总理朝主席看去，见主席自顾在那里抽着烟，便又看向了舒、吴二位同志，说道：“台湾大开发既是台湾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一次实践，更是一次试验。”

　　总理一连三个形容，二位同志相互对视了起来，看来这里面的门道并没有之前想的那样简单，而总理也看出了他们的疑惑，便解释了起来：“关于台湾大开发的实际需要部分，我不必多提，相信二位同志已经知道了。”

　　二人点头，这些事情台湾大开发内部正式提出之前，中央就已经解释过原因，无论是台湾自身发展，还是国家发展，台湾开发都是需要的，而总理说的则是‘实践’和‘试验’两条。

　　总理说道：“一九五二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他认为商品生产和流通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是符合客观认识的，他还承认‘价值规律’，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斯大林不承认苏联的商品是通过资本运作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所从事的是‘产品生产’，并通过国民经济经有计划的发展去寻找其中的‘价值规律’，搞计划经济。”

　　“斯大林又认为，苏联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公有制掌握一切生产资料及其分配权，因此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存在交换，也就不存在商品经济及其规律，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斯大林的那本著作，党内早已印发并学习的了，舒书记自然熟记于心，而随着总理的讲述，他也终于听出道道了，说道：“总理的意思是，斯大林对于‘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认识存在一些矛盾？”

　　总理微微点头，说道：“我认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既然是商品生产，怎么可能会没有交换呢？而是必然会存在交换。同时，商品生产及交换过程的理解上，并不是因为公有制掌握了生产资产并主导生产就不存在商品生产，其交换过程，同样存在其经济规律。”

　　“斯大林认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存在商品生产，但是认为公有制下是产品生产，而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因为公有制的存在，因而否定其经济规律，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

　　吴省长说道：“我记得，斯大林的该著作中，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力，用于国家各项事业建设，因此不是商品，这似乎也应证了其在著作中否定‘商品经济规律’的观点。”

　　主席乐呵一笑，抬手朝吴省长点了下：“吴石同志，看来是把斯大林著作认真研究了的。”

　　吴省长连忙说道：“斯大林同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一直以来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认真学习是应当的。”

　　主席则是说道：“尽信书，不是无书啊。社会主义究竟要如何发展，苏联是一条路，南斯拉夫也是一条路，大家都在探索。”

　　主席的话，已经说得足够明显了，言下之意就是，苏联说的并不一定都是对的，其理论和方法也只是社会主义其中的一种，而且还是‘探索’，那么就是说，中国也是可以探索的，再结合中央要搞台湾大开放，那么一切就呼之欲出了。——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见主席开口，总理便没有再说，就见主席吸着烟，说道：“社会主义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看待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也直接确定国家对于价值规律的认识，从而影响到对‘经济规律’的理解。”

　　“那么社会主义劳动力，究竟是不是商品呢？存不存在剩余价值呢？我认为不仅是商品，而且同样产生剩余价值”。

　　主席略一停顿，随即说道：“国家与工人之间，实则是另一种以公有制形式下的雇佣关系，不能因为是国家组织工人生产，就否定这种关系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公有制下的生产利润用于国家，就认为不存在剩余价值。我看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些认识不清。”

　　主席接着说道：“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的公有制企业，它们与工人之间实则是雇佣关系，工人的劳动同样产生大量剩余价值，因而若把利润的绝大多数都收走，工人的待遇与产生的价值又严重不匹配，那么这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剥削，即以公有制名义下的剥削。”

　　“但同时，若把大量利润留在企业并分配给工人，那么就是有公有制名义下，对非工人阶级的又一种剥削。因此，这二者之间是需要平衡的。比如，我国现下公有制企业工人工资相对较低，与其产生的剩余价值不很匹配，因而剥削也是存在的。”

　　舒书记和吴省长，听着主席的话，不由震惊不已，可以说是颠覆三观了。过去以来，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制度下是不存在剥削的，而公有制企业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又是为全民服务，这套制度是完美的。

　　也因此，社会上早已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国有工人、党员干部，十分的鄙视私营经济，认为那些人全都是蛀虫，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是迟早要被彻底消灭的，最终实现全面国有化，这几乎已是一种公识。

　　然而，主席和总理的观点却是完全不同：公有制下的工人关系是雇佣，工人产生剩余价值，劳动力是商品，公有制生产同样是商品生产，这种生产需要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此刻，大脑像是被千钧铁锤狠狠一击，感觉脑袋都炸了，以至于两人，呆坐在那里，一脸的震惊。

　　但主席却是依旧说道：“公有制生产，我认为应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类生产，即从事商品生产和服务；一类从事公共生产和服务。前者以商品为中心；后者以公共产品为中心。不能教条的认为，公有制生产，就没有商品生产，全都是产品生产，这是不客观的。”

　　“在我国当下的公有制生产中，比如说自行车生产，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企业，其产品实则都是社会化的商品；而国家教育用的教材生产，实际是公共产品，就不能算作商品，而同时文学作品一类的印刷生产，其又是商品。”

　　“这也我说，斯大林认为公有制生产都是产品生产，这一观点不正确的原因。”主席吸起烟说道：“斯大林的那本著作，存在的问题是不少的，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他一边认为公有制生产是产品生产，另一边又说苏联现有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又要保留。”

　　“那么，究竟哪一类是产品生产，哪一类是商业品生产呢？既然他说公有制生产都是产品生产，那么苏联的商品生产又从哪里来？他更没有认真的区分清楚，因此其中的逻辑存在不小的问题。”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问题》这本著作，存在的强行解释、逻辑漏洞、客观认识等方面的问题确实很多，而曾经的中国，一力学习苏联模式，因而对其著作不容质疑，认为他说的都对，以至于在整个前三十年，新中国的经济活动中，这些误区也始终存在。

　　由于这些误区的存在，造成了十分严格的后果。因认为公有制生产，就是产品生产，商品的生产不存在经济规律，又对价值规律陷入认知误区，导致价格机制完全背离经济的客观规律，从而导致国家对经济的发展和管理一团糟。

　　一个客观事实是，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凭空来的，主席也同样没有例外，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主要来自于马恩列和斯大林，因而沿袭了苏联的经济学思维模式，觉得全面公有制，生产的产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那么剥削不就不存在了吗？

　　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好的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是却忽略了经济学的规律。一度，主席曾经强烈批评国有企业卖的产品价格过高，眼里只有利润，不能说这种批评不对，而是解决的方法不对，不是强行要求企业降价，而是通过宏观调控来促使企业降价，这才是正确做法。

　　钢铁、煤碳、棉花等等，这类基本生产资料的产量和成本摆在那里，即便指令式强行降价，也降不了多少，何况企业本身的投入也需要收回成本，靠单纯的压价，压低工人工资，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导致企业、工人、国家、人民四方都亏的局面。

　　然而，现在不同了，未来历史及知识的出现，使得包括主席再内的书记们，对经济学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种基本的经济学规律，早已成为了常识，只是中国现下还不能直接站出来，说来说去，还是那个问题，那些理论几乎是对苏联体制的完全否定，所以根本没法提。

　　现下的中国也不能直接迈入市场经济，一是公有制经济仍在基础建设阶段；二是市场经济的内外部条件还不具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作为基础，而如今的中国，还处在一五计划之中，可以说刚刚打下了一半的地基，加之国内的资源开采等都不够，能把公有制企业满足就不错，哪里还有更多资源来搞市场经济。

　　因此，目前的中国，最合适的其实是商品经济，它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交换，后者是分配，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现阶段，中国通过属于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已经初步把商品经济的基础打出来了。

　　国家对私营企业（含个体作坊）的产品包销与同类产品实行的都是定价制，要求它们的价格高于公有制企业10%，但是不同类产品，比如私营企业或个体作坊生产的不同类产品，实际是没有国家指导价格的，也即实行的是价格双轨制，这就形成了商品经济的雏形。

　　比如布料，私营织布厂的价格，就受到国家的控制，但是制衣厂却没办法控制，衣服大小、形制不一，价格就不一，国家也没办法直接定价，因而私营企业就可以自由定价了，这也使得公有制企业（国有或集体）与私企之间形成了竞争。

　　同类产品间，同样出现了竞争，因为国企和私企的生产效率不同，工资待遇不同，市场反馈更加不同，彼此间的销量和利润自然也就有了区别，这也是私企受到白眼的原因。

　　但市场是真实的，它做不了假。国有企业的纺织工工资就是比私营企业低，技术行业就更没法比了。就比如，同样在上海从事纺织机维修，国有工厂技术员，由于私营厂的竞争，工资已经被拉到了九十多，高的甚至能到一百一，而私营工厂，上来就是两百打底，如何竞争？

　　正是因为私营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的全方位竞争，使得私营企业被扣上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帽子，其中发生的故事也非常多。例如，常州国棉厂的技术人员被私营厂高薪挖走，结果国棉厂出动官方力量，采用政治站位，强行把人捞回去，这样的例子，这几年早已屡见不鲜。

　　主席和总理，将台湾省的一二把手都叫到中南海，还与他们如此交底详谈，实则目的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台湾将全面实行商品经济，而其中的经贸区，由于对接国外，则实行市场经济，而这些都是违背现有社会主义经济学的。

　　对于国家来说，任何一项政策的背后都是理论的支撑，它不单纯是一个决策就完事了的，只有决策，没有理论，那么也就不知道‘上行下线’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做才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在于，商品经济的概率推出后，中国还能与苏联辩下经，而市场经济就完全是反贼了。

　　因此，国家不得不用‘台湾大开发’，这么一个大政策，来把这些东西藏进去。就是说，台湾大开发是大政策，商品经济则是分支政策。

　　至于经贸区搞的‘市场经济’，那完全是试验，当然‘市场经济’这种说法也是不存在的，而是用‘经贸区’这个帽子再盖起来，因为可以这样做，但是不能这样说。

　　要知道，商品经济是十五世纪提出来的，属于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而斯大林的著作承认社会主义要存在商品生产，但他可没有认可社会主义搞商品经济，他就连商品经济的规律都不认可，中国如今要公然开干，必然会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造成巨大轰动效应。

　　不过，商品生产也好，商品经济也罢，至少有马恩列和斯大林的理论作为部分支撑，因此无非就是辨经，起码没有伤及苏联体制的根本，而‘市场经济’概念一旦提出，那么就可以宣布与苏联，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刀两断了，至少当下是如此。

　　总理就十分直白的向舒书记和吴省长说道：“台湾省大开发计划正式颁布以后，全台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一个实践，而经贸区则要更加开放一些，全面开放个体和私营经济，允许自由竞争，采取全面开放政策，大力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都要放开。”

　　吴省长问道：“那么金融方面呢？也要开放吗？”

　　总理回道：“金融方面由全国财经委员会、财政部、央行来统一规划和实施，会实行有限开放，比如经贸区涉外货币结算、外汇兑换、信贷业务等，都会成立相关机构和单位来处理。”

　　这场会谈，持续了近四个小时，主席和总理，从理论层面到政策要求、具体实施、达成目标待几个方面，详细的向台湾省的两位同志进行了解释和指示，而二人也从一开始的震惊到理解了中央的意图。

　　台湾省大开放，实际上，就是为全国未来实行全面改革，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试验，因此中央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成功，毕竟这是全新的理论，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没有人有经验。

　　不过，工作也不是盲目进行的，接下来国家将组织政策研究室及台湾省的同志，到南斯拉夫、英国、瑞典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和学习这些国家的先进治理经验，除此之外，便是国家对台湾的固定投入了，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台湾省的两位同志离开后，中南海的走廊里，主席漫步向总理说道：“吸引外商到中国投资的相关工作，我看要尽快开展起来。”

　　总理说道：“目前，最好的对象，就是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五四年时，请了一些东南亚的侨领归国访问，邀请到了一批投资，但总体规模还是较小，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还是在于华人华侨对我国现有政策存在顾虑。”

　　主席点头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国内一边在喊打倒资本主义，一边又让资本家归国投资，这本就是一种矛盾。而如今，我国一五计划建设即将完成，国内的私营企业也发展出来了一批，国家有了一些底气，那么就不能再关起门来过日子了。”

　　总理点了点头说道：“可以再作一次邀请，正好这段时间，马来半岛那边因为新加坡自治问题闹得很凶，马来华人思想动荡，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也都感到了一丝不安，这或许是一个好机会。”

　　主席略作思忖说道：“现在新加坡人气最高的是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吧。”

　　总理再次点头：“是的，上个月，李光耀还代表人民行动党，前往伦敦，参加了新加坡自治问题的谈判活动，他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

　　主席暗叹一声：“马共真是不成气侯啊，劳工阵线那个林有福，明明是一个华人，却是比殖民者对待华人还要凶恨，在新加坡大肆抓捕华人，后来的李光耀也不遑多让，他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手足同胞如此充满恶意，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主席一叹，总理也沉没了起来，二人默默向前走着，一直到了过道尽头，即将分别之时，总理才驻足对主席说道：“新加坡以及南洋后来发生的排华问题，我会到0号组那边了解一下，到是再给主席汇报。”

　　主席吸着烟，沉沉的吁了一口气，只是抬了抬手，什么也没再说了。

第224章 华人华侨

　　台灯之下，总理合上《东南亚华人史》著作，抬手摘下眼境，陷入了思考之中，而在一旁的邓大姐见他沉默，便也合上了书，到洗梳架前拿起拧干的毛巾，来到了他的面前：“看累了吧，擦把脸。”

　　总理接过毛巾，往脸上一按，用力的擦了擦，不由感慨的说道：“以前只知道东南亚华人血泪苦难，但还没有哪一本书，如此深刻的将其中的问题讲清楚。”

　　邓大姐接过毛巾，重新回到洗梳架前，边洗着毛巾，边问道：“怎么突然了解起海外华人的事了。”

　　这些不是什么内部机密，所以总理也没有隐瞒，说道：“国家要发展，仅靠国内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海外的投资。外部注入的资源与资金越多，国家发展得就越快，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央想进一步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归国投资，而东南亚华人华侨是首选。”

　　邓大姐将洗完的毛巾挂好，来到总理的身后，给他做起了脑部按摩，说道：“东南亚那边现在可不太平静，我看内参上说，马来亚与英国英的反殖民斗争，很可能将出现重大转折，英国有可能允许马来亚独立。”

　　“这个事情，0号组那边不是可以直接看到么。”总理说道。

　　邓大姐回道：“看是看了，根据信息显示，今年八月三十一日，马来亚获得独立。”

　　总理轻轻拍了拍夫人的手，邓大姐结束了按摩，总理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马来亚是独立了，但是马来华人的权益依旧没有得到保障，马共、新加坡、马华公会与马来政府的斗争还要持续不少年。”

　　马共于一九三零年成立，如今的领导人是陈平，他手下还有几千号游击队员，是马来华人中唯一的武装力量；而马华公会是由马来中华总商会组成，其代表的是马来上层资产阶级华人利益，它与马来普通华人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它迎合马来亚土著。

　　目前，新加坡最大的两个阵党，分明是林有福领导的劳工阵线（前身国际社会党），它和马来公会差不离，只是迎合对象是英国人；其次是林清祥和李光耀在一九五四年组成的人民行动党。

　　别看人民行动党才成立不过三年，但它已在新加坡，甚至整个马来华人青年中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其创始人中，林清祥受马共指示，从而加入人民行动党，属于共产主义派别，而李光耀目前也属于左翼自由社会主义派别，因此当下的人民行动党是左翼政党。

　　邓大姐说道：“马来的华人势力是不小的，我看书藉上说，到一九五七年马来独立时，马来华人有230多万，占该国总人口的38%左右，可惜革命还是失败了。”

　　总理又喝了一口水，凝眉说道：“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治理这方面，还是很有一套，他们早早就故意将华人作为代理人，管理地方土著，导致华人与马来土著间形成了种族对立，这几年又不断的通过强制迁移华人，制造华人新村，切断了马共生存的土壤，如今的马共已不成气候。”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为了切断马共与马来华人间的联系，英国殖民者强制迁移了马共活跃地区及马泰边境几十万华人，组建所谓的‘华人新村’，而这一招确实是卓有成效的，被集中起来管理的华人，无法再为马共提供更多支持，马共的革命因此开始走下坡路。

　　颠峰时期的一九五一年左右，马共（受印尼共支持）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拥有近万人的武装，但随着英国‘布里格斯计划’和‘新村政策’的实施，马共生存受到挑战，不得不退往马泰边境地区，打起了游击战。

　　邓大姐说道：“是否可以让印尼共加大对马共的支持？”

　　总理直接摇起头来：“没用的，而且这样做也不符合我国利益。”

　　总理随即解释了起来：“东南亚如今英美势力依旧很强，各国又在追求民族独立，从国际政治和阵营对抗两个角度来说，中国应支持反殖民的独立运动，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若此时中国又直接出手支持东南亚内部的共运，等于是在制造其国家分裂，只会促使东南亚国家投入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