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68节

　　国内国外的迷茫主席看到了，因此他站了出来，不过特色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肯定是不能拿出来的，否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但是阶段理论可以拿出来，因为它并不触及当前阵营的体制问题。

　　大家不知道将来该走向哪里，那么现在主席给划分了阶段，从初级到高级，够不够明确？大家不知道该做成怎样，那么小康社会够不够清晰？大家不知道该往哪里走，那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够不够明了？

　　‘两个一百年’目标，虽说的是中国，但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由此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引，清晰的发展目标。现在，中国把这套‘经义’拿了出来，至于信不信，那是别国的事，中国也管不着。

　　比如苏联就不信，中国搞出‘三个阶段’，它就搞出‘两个阶段’，强行想要拿回‘释经权’，只是由于手段过于粗糙，导致东欧阵营国，嘴里奉其为无尚法旨，但心中更认可中国提出的理论，因为大家又不瞎，两者水平高下立判啊。

　　至于苏联，它爱信不信，而对于真理报上的那些文章，主席也只是一笑了之，爱咋咋地，中国更没功夫与它打嘴炮，自家的事情还有一堆呢。

　　三月十九日，也就是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提出的十二日之后，新中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在怀仁堂举行。主席亲至出席颁奖仪式现场，并作了颁奖发言。

　　主席在发言之中，首次就‘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发表了看法，他认为二者是‘相互依存、辨证统一’的。

　　主席说道：“是不是有了集体荣誉，就不要个人荣誉了呢？我看这种想法就是片面的。集体荣誉要有，个人荣誉也要有。过去革命时期，我们在这两个方面就执行得很好，既有了集体荣誉感，又肯定了个人荣誉感。”

　　“然而，事情还是起了一些变化，新中国建立后，集体荣誉讲得多了，个人荣誉则很少讲，仿佛要消灭掉个人荣誉，我看这个看法也是不正确的。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并不冲突，二者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

　　“只讲集体荣誉，不讲个人荣誉，时间久了，大家也就慢慢没有了那个劲头，特别是把二者进行混淆，那就更加不好，也是不正确的。因此，集体的价值和荣誉要发扬，个人的价值和荣誉同样要发扬。今天，我们在这里颁发新中国首届自然科学奖，就是要对个人科学贡献的一种高度肯定。”

　　新中国首届自然科学家奖，共分三等，其中一等奖两名，分别是钱雪森和吴俊文，由主席亲自给二人配戴奖章，并颁发证书，奖金为三万元；二等奖三名（五人以内），由总理颁发奖、证，奖金二万元；三等奖五名（十人以内），由郭院长颁奖证，奖金一万元；奖金不现场发。

　　这次颁奖，给全国科学界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国家不仅肯定了个人功劳，而且还由主席亲自给一等奖获得者挂奖彰并合影留念，这是多大的荣誉啊，综观整个中国历史，这是前扎未有的大事件。

　　同时，这次表彰，也直接证明了，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非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荣誉。就是在告诉所有人，条件和标准就摆在那里，只要能达到，国家就会表彰，所以颁奖仪式结束以后，科学界立即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情。

　　这个时代的人，相对来说，还没有未来那么多花花肠子，大多数人的心里，道德水准仍然是很高的，学术造假这种事，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基本上没有，做学问那就是实实在在，也是踏踏实实的，做出来了就做出来了，没有就是没有。

　　自然科学奖，每两年一次，但是要求是很高的，首先必须是国内外原创性的自然科学理论，其次在国际同类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再次这个奖，并不是每两年就一定会有相应表彰，而是实事求是，符合条件就发，反之则不发。

　　正是这样的规定，让科学家们更加信服，因为这样的奖彰含金量十足，完完全全的中国诺贝尔奖啊，而且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也并不影响继续参加诺贝尔奖的评定，或者就相应条件来说，其和诺贝尔奖的要求差不多，特别是一等奖，那真不是一般人能拿得到的。

　　钱雪森能拿，那是因为他的《工程控制论》，而吴俊文能拿，是因为他的‘拓朴学理论’，如果要认真的论一论，数学领域的另一位大拿华罗更，他都没能拿到一等奖，原因是他没有原创性数学理论出世，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个奖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了。

　　刚刚归国一个多月林兰英女士，应邀参加了怀仁堂的自然科学奖颁奖仪式，如此之高的表彰，同样让她精神巨震，要知道归国之前，她是知道国内一直讲的集体荣誉、集体主义，可现在国家同样重视个人荣誉，这更加让她明白，新中国对于科学家是到了何等重视的程度。

　　当然，归国以来，让她备感激动的并不只有这此奖彰，她原以为国内的硅单晶研究，还处于原始阶段，可当她了解之后才知道，国内虽然在总体水平上，比美国是要落后一些，但是水平并不低，中美两国的差距，不足三年。

　　这个差距，并不是国家对于半导体投入不足而造成，事实上，国家对于半导体极其重视，其程度同样令人惊讶，半导体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排前研究项目，过去这几年，国家的拨款近五千万人民币，按汇率计算，有两千多万美元，这个投入是真的一点也不低。

　　一月份，她归国，休息完成之后，立即就向国家建议搞硅晶体研究，她原以为国家需要讨论一段时间，结果报告打上去不到一周时间，上级的批示就下来了，同意并批准由她组建新中国第一个硅晶体研制小组，领导并承担研究任务。

　　因而，颁奖大会一结束，她回到家中，换了衣服就骑着自行车，钻进了研究所，而这样做的不只她一人，实在是这次颁奖大会，给科学界的刺激太大了，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纷纷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了研究之中，只能说激励的作用是巨大的。

　　钱、吴二人，更是随着媒体的宣传报道，一时间全国皆知，不过相比于大家的激情扬溢，二位泰斗，却是十分的低调，他们既没有显摆，也没有因此高高在上，而是收起奖彰，把大部分奖金都捐了出来，投入科学研究当中。

　　其实国家一开始并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只是二人始终坚持，他们认为国家现在到处缺钱，这笔钱与其放在家中，还不如投入到祖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当中，惟此才能真正的发挥价值，如此高风亮节，国家也不好打击，因此同意他们用于各自研究。

　　时至三月底，新中国迎来了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由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率领的代表团抵华，国家给予了其极高的待遇，主席亲自到机场举行迎接活动，这让铁托备感有面子，毕竟从他的角度来说，他是南斯拉夫的开国领袖，自比地位并不比主席在中国的地位低。

　　曾经铁托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访华，两党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另一个原因，便是他和戴高乐一样，都拉不下来脸率先访华，可如今不同了，他要脸，中国就给了脸，中南建交以后，总理率先访问了南斯拉夫，这才促成了铁托的访华之旅。

　　除此之外，一九五六年二月，铁托访问了苏联，这也为他本次访华打下了基础，南苏关系恢复了，他再来发展南中关系，赫鲁晓夫也无话可说，总不能禁止他访华吧，这是没道理的。

　　车队奔驰，如今的长安大街又变了样，过去是水泥路，现在变成了崭新的沥青路，整个北京的主干道基本都铺了沥青，且沥青道路工程正在向全城蔓延，预计到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时，京城主城区，都将建成沥青道路，至于原因也无它，主要是沥青多。

　　老实说，现下的北京就是个大工地，特别是长安街沿途到处都在建设，国家重要机关单位、北京饭店、钓鱼台宾馆、工人体育馆、天安门广场改扩建、人民大会堂土地平整、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等等等等，若不是因为铁托到来，外部工程暂停，他看到的将是一片尘土飞扬。

　　但哪怕外部工程都停了，铁托透过车窗，他仍然被如此众多的工程给惊到了，未来到中国之间，他听到的是，这几年中国正在展开大规模建设，国内的经济和民生事业发展十分迅速，只到他如今身处其间，他才深刻的体会到，这个规模究竟有多大。

　　从燕郊的机场，一路走到，他露过了已矗立的工厂，还有整片工业区，也看到了大量民居被拆迁，新的楼房正在拔地而起，哪怕一直到了核心区，长安街两侧依旧是工地，首都的建设就这样了，若是放到整个国家，那么这场大建设该是有多宏伟。

　　官方欢迎仪式不提，主席对铁托的招待同样是十分到位的，彼此明明是第一见会见，却如同老朋友一般，主席没有一点架子，两人互相递烟，互相点烟，谈笑风生，会谈始终轻松、亲切，而又友好，这也让铁托感到十分的放松。

　　主席称呼铁托为‘总统同志’，而对方则称主席为‘主席同志’，这无疑又进一步拉进了双方关系，铁托最为担心的就是像苏联那样，实在是因为南斯拉夫巴尔干地缘战略不得不认了他们，但是却并不真的将南斯拉夫当同志国，而主席则不同。

　　期间，铁托还向主席问道：“主席同志，不知您对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有何看法？”

　　这是一个看似请教，但实在也是铁托期待能够得到主席正面回答的问题，而主席的回答，同样没有让他失望，并且十分的高兴。

　　主席笑着说道：“中国和南斯拉夫虽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国家，但各自的国情不同，因而采取的国内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的，中国充分尊重南斯拉夫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主席吸着烟微笑道：“虽然我没有亲自去看过，但就我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个制度是符合当前南斯拉夫国情需要的。况且，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道路的一次探索，中国认为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主席的回答，让铁托高兴坏了，但高兴之余，他也从主席的话语中，抓住了一个关键词‘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于是他又问道：“主席同志，您刚刚所说，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也谢谢您对南斯拉夫现有制度的肯定，但关于探索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您能否再多予指点。”

　　主席回道：“总统同志，我们之前不存在指点一说，而是相互交流。我认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存在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所实行的对策也并非都是统一的。就当前初级阶段来说，由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时间尚较短，因此就需要实践。”

　　铁托微微点头，也听得极其认真，主席的理论水平，他心里是有数的，而主席则说道：“那么理论实践，是否就只有一条呢？我看这是不一定的。理论相同，但各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此对理论的理解也就会有所不同，从而在制订政策或某些制度上就会有所诧异。”

　　“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铁托连忙问道。

　　主席回道：“这是正常的。就像以前，我国采用的是‘武装夺取城市’的革命，结果就水土不服，导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结合自身国情，采取了‘农围包括城市’的新策略，从而获得了成功。因而，若中国当初坚持不改变，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新中国了。”

　　主席这话说得不算很直白，但其实也很直接了，理论还是那个理论，结果行不通，而中国换了一个适合国情的方式，最终就成功了。言之下意是，若教条的执行苏联的那套方式，那么中国的革命将很难取得成功。铁托这样的聪明人，他哪里还听不懂。

　　主席又说道：“无论是中国，还是南斯拉夫，两国现在所实行的一些政策或体制，从理论上讲，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发展，而进行的探索，这一点是相同的。”

　　铁托与主席的交流不到一个小时，他就感觉整个人的思想都升华了，以前他和斯大林吵，后来的赫鲁晓夫吵，但是总吵不到点子上，而中国的主席，几句话一说，整个意思就升维了。

　　在主席的眼中，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也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罢，包括社会主义各国，所实行的不同政策，都是在为社会主义未来道路发展而进行的探索。

　　就这么一下，就把矛盾，直接变成了共同贡献，虽说道路共识没达成，但是却达成了一种更高级的理论共识——大家都是在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做贡献！

　　瞧瞧！啥是高超理论水平，这不就是么！~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铁托还是不吐不快，他说道：“但也有一些国家，他们认为自己的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不同意其他的探索道路，认为那些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这是一个挖坑式提问，主席一听就明白了，他并没有顺着问题回答，而是说道：“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实践取得了成功，因而有了制度自信，这是符合客观认识的，但是还有再实践和再认识的过程。”

　　主席看向铁托笑着说道：“我一向有个观点，就是说‘成绩是过去的，它并非未来的决定性因素，而未来还需要不断努力’，也就是再实践和再认识，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发展过程。”

　　这话如果套到苏联身上，就是说：‘你苏联现在成就很高，有了制度自信，这很正常，也因此就觉得别的道路都不正宗，都要反对，这就是缺少了‘再实践和再认识’。’只是，主席当然不会点名苏联，完全没有那个必要，他更不会被铁托所利用。

　　不过主席的话，使得铁托有了极大收获，这表明，中国的主席，从来不相信苏联体制是‘唯一正确体制’，包括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也是一样，如果脱离再实践和再认识，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铁托不由想起，一九五五年五月和去年二月，他与赫鲁晓夫的两次会谈，讲的是什么？

　　赫鲁晓夫说的是：‘你搞的工人自治制席就是反贼制度，但是我还是很包容的，只要你能满足我的条件，我们还是可以谈的。’

　　铁托讲的则是：‘苏联凭啥认为工人自治制度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你们苏联必须认！否则老子就不跟你们玩了！’

　　赫鲁晓夫捏着鼻子，回道：‘只要你不跟北约同穿一条裤子，别和美国如胶似漆，我还是可以大度的将南斯拉夫纳入社会主义阵营的。’

　　瞧瞧，这特么的就是阵营领袖国的领袖和他谈的话，而现在再来看看阵营二把手国家领袖讲的话，啥叫高屋建瓴？谁更像领袖国？谁更合适当领袖国？铁托心中就曾鄙视赫鲁晓夫私下说的那样：那家伙应该和幼儿园里的孩子坐一桌。

　　他不知道的是，中国还是高看赫鲁晓夫了的，给了一个‘小学生’身份评价。他只到后来才明白，赫鲁晓夫已经算是很有水平的了，其后的勃烈日涅夫更垃，再往后‘垃’都不足以形容苏联领袖了，那才是真正的幼儿园大班生集体上位了。

　　仅仅一场谈话，当铁托回到下榻处后，他就私下对秘书直白的说道：“中国更合适当阵营领袖国，毛主席才是阵营国领袖的最佳人选，但很不幸的是，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国是苏联，这是一场悲剧。”

　　只是这句话，一直到他去世才公开了出来，但其实有同样看法的远不只他一人，南斯拉夫一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高层或理论界里的许多人都有着同样看法，然而就如同铁托说的那样，悲剧的是，他们无法选择，更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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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不同模式

　　红星合作社，位于南苑区南海子地区，这里原是皇家园林所在地，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便开始了开发，一九五二年时，这里还只有八户人家，其后按苏联模式组成了集体农庄，如今六年过去，这里已是一座拥有一千多户的大型合作社了。

　　今天，铁托在主席的亲自陪同下，一起来到了红星合作社，而之所以选择这里，原因便在于，它是新中国实行的新农村集体体制的示范地，最具有代表性。

　　刚进入四月，还不是北方水稻春播时节，不过育秧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而红星合作社种植的不仅有水稻，还有普通蔬菜和大棚蔬菜，因此当两位领袖抵达之时，便看到了地里一片绿油油，而大棚薄膜也正亮闪闪的映着阳光。

　　红星村委里，仍是一别老农模样的王长锁，难掩心中的激动，他向主席和铁托介绍起了红星合作社的基本情况：“…，一九五四年，根据国家的政策，集体农庄改成了红星村合作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分田到户。”

　　“经过六年多的发展，我们合作社如今有集体奶体牛养殖厂一个，奶牛一百五十三头；拥有供销合作社一个；村集体创办的合作社工厂两个；个体商店十七个；私营工厂一个；个体作坊有榨油坊、辗米坊、米面米粉加工坊、酿酒坊等各类工坊等，计二十二个。”

　　听着翻译的讲述，铁托始终保持着微笑，倒是没有表现出什么，而一旁刚接任农业部长职务的吉拉斯，则是忍不住的问向中方农村工作部邓部长。

　　他问道：“部长同志，这个合作社内部，明明拥有集体、个体、私营三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同时还分田到户了，我有些不理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体制？或者说，它具体合作了什么？”

　　邓部长侧头听完翻译，便微笑着回道：“我国对合作社的理解，并非仅仅限于土地互助合作，而是采用一种经济合作形式。比如村集体共同出资出力创办的工厂，它就属于合作社范畴，集体共同修建的大棚蔬菜种植也同样是这种方式。”

　　“那么这里的农民家庭，又如何劳动呢？”吉拉斯又问道。

　　邓部长回道：“家庭劳动是以家庭为单位实行的。”

　　“那集体劳动呢？”吉拉斯又问。

　　邓部长则回道：“过去集体农庄体制时期，大家一起下田劳动，但新集体体制实行以后，集体劳动主要体现在，涉及到集体的公共事业上。比如集体内的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学校建设等，农业生产劳动，已经不再采用原先的集体出工模式了。”

　　吉拉斯微微点头，说道：“1949年开始至1953年期间，南斯拉夫也实行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农庄模式，但仅仅四年，我们就发现，它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所以给予废除。”

　　对此，邓部长不予置评，而他心中，其实对于集体农庄那套搞法，实在是不够苟同，过去的中国也和南斯拉夫一样，实行苏联那一套，而实践的效果确实不是很好，这才有了后来的农业集体化新政策。

　　邓部长不想谈及苏联，于是便转了一个话题，说道：

　　“我国在农业生产组织上，把每个村设置为一个村生产大队，其下由若干个村民组组的生产小队，每个生产队内部实行自愿互助合作的原则，共同帮扶生产能力不足的家庭，而大型劳动生产工具，比如插秧机、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则由集体共同出资购买、保管和使用。”

　　吉拉斯从中听出了不同意味，邓部长的话刚落音，他便立即问道：“请问，这种互助合作当真是自愿的吗？”

　　邓部长肯定的回道：“是自愿的。以前在推行互助合作时，确实出现了一些的强迫现象，但新集体体制实行以后，我国采用的是倡导方式，比如孤寡或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家庭，就会由村民小组，也就是生产队负责人，组织村民会议倡导大家一起自愿来帮扶。”

　　“如果村民不愿呢？”吉拉斯之所以如此逼问，实在是他对苏联那一套很反感，他的心中更更愿意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民主议会’那一套，而中国虽然实行了农业政策的改革，但他始终认为这种改革是基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而那套模式啥样，他是十分清楚的。

　　邓部长没有回答，而是趁着主席再向铁托解释之机，把村支书王长锁喊了过来，让他来回道，就见这位耿直的老农，粗着嗓子回道：“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大家都是十里八乡的熟人，现在又是邻里邻居，谁家还没个困难的时候，今天你不帮我，明天家里出了事，谁又来帮你？！”

　　话虽糙，但是理却是一点也不糙，不过吉拉斯对此却是有些不太理解，毕竟社会文化氛围是不同的，邓部长见吉拉斯有些疑惑的表情，便解释道：“中国古代皇权不下乡，农村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各类乡规乡约，基层基本都靠着道德秩序来约束。”

　　“而且，农村地区，一当一家农民落户，大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起，邻里帮扶这类是一种传统习惯和美德，比如在解放前，大量的农村地区，都会有公田，这些公田的产出，专门用于供应村学教育和孤寡老人的生活支出。”

　　吉拉斯这才点起头来，说道：“这种文化氛围与欧洲很不一样。”

　　其实中国社会，除非是乱世，但凡太平年景，自古以来对于公共义务一向是热心的，大家一起修桥修路通水渠，瞻养孤老寡幼，这些都是传统，正是有这些基础在，所以自愿互助才能推行得下去。

　　当然，若说互助完全没有一点强迫性，那自然也不可能，就连公共义务，总也会有人反对，但是因为有了道德的约束，哪怕心里不是很自愿，但是也得接受。

　　比如，某家有牛，而另两家没牛，用自家的牛给别人耕田谁会乐意？可若不愿互助，难道眼睁睁看着别家用手刨地，然后全家收成不足饿死？真到了那个时候，村里乱了，大家谁都没好日子过，所以这种互助，哪怕心里不愿，也同样只能同意。

　　中国有中国独特的农村生态，过种环境一直到工业社会全面到来，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彻底转变之后才出现了改变，而在此之前，大家都是守望相助的。况且，时下的中国，还是一个道德秩序，仍然非常强的时期，自愿互助的推行，自然没有受到什么阻力。

　　铁托对于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其实一点也看不上，但是却对农业组织和生产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原因也不复杂，因为这种集体体制，既区别于南斯拉夫，更区别于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

　　听完主席讲述的铁托说道：“也就是说，中国的田地，只有国有和集体两种，不存私有模式。”

　　主席回道：“是的。中国封建时代，自周以后，就一直‘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设有公田和私田，但始终没能实现。由于大量私有土地制度，存在着巨大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导致自耕农破产，使得朝代不断更替，历史证明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完全行不通的。”

　　“中国农村有自身的特点，如果把农村土地全部收为国有，那又是行不通的。”

　　铁托不解的问道：“这又是为什么？”

　　主席笑了笑，说道：“首先，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若把土地全部国有了，农民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保障，农民心里不踏实，生产积极性就会低，一旦出现农业歉收，国家就会乱。”

　　“其次，加剧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历朝历代至今所有人形成的理想与共识，违背这个理想这个共识，人民对国家就没有了信任，而土地全面国有后的征收、耕作都一系列问题，都将彻底激化矛盾，使得国家动荡难安。”

　　“除此之外，中国的农村传统结构十分复杂，就以南方为例，多数村落都是同宗同姓同族，土地革命和土改运动，虽基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若把田地全部收归了国家，老百姓没有了任何恒产，他们的信念就会崩塌，从而对国家政策产生质疑，甚至是集体反对。”

　　主席这话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若把农村土地全都国有了，天下的老百姓没有了基本生存保障，更没有恒产，大概率要集体造反，这真不开玩笑的，所以新中国建立前的土地革命，说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建国后，搞的也是集体土地制度，从未说过全部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