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45节

　　“一分钟准备！”

　　“十、勾、八、拐、…三、两、幺，发射！”戚同学看着手中的秒表，只到指针归位，他立即宣布发射。

　　喷，白色烟雾顿时腾起，随即一阵呈黄的尾焰冲了出来，发射架上的火箭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射向了空中，仅仅几秒时间，空中就只剩下了一个小黑点，而此时发射场上的所有人，都抬起头看向了空中。

　　钱院长则举着一个望远镜，认真的观察着火箭飞行姿态，起飞阶段一切良好，升空过程良好，飞行状态良好，但望远镜极限只能看八公里，所以到了后来他也看不清了，但是部署在现场的高倍望远镜则还能继续看，只是那里正有学生在认真的观察记录着。

　　“数据高度回传，十公里、十五公里、二十公里、二十五公里、三十公里，达到预定高度，火箭仍在飞行，最终显示高度三十三公里。”一名同学报道：“各部注意，火箭正在下坠。”

　　比起上升的过程，火箭下坠的过程要快得多，不一会天空中，就看到了火箭的身影，它快速的朝着地面坠下，只到轰的一声砸到了地面之上，而所有的同学即刻爆发出一阵欢呼之声，就连钱院长也不由高兴的鼓起了掌。

　　“这批学生真不错，能飞这么高的火箭，一次就搞成功了。”钱院长向身旁的五位教授称赞道。

　　其实成功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种火箭，说到底在专业导弹人士眼中，不过是爱好者水平，不论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如此，而北工的这批学生，自五三年开始接受未来火箭理论方面的新教材专业知识学习，所以他们的知识水平是非常高的。

　　国家现在没有开启导弹工程，根本原因就是第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国家工业基础也还在建设中，而揠苗助长必不可取，所以导弹的事情，现在只能等，等到学生毕业了，工业基础有了才能搞。

　　不过导弹工程没有开启，不等于前期研发与实验不能搞，比如上海和北京的两次探空火箭，实则都是研发实践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就是在学习与实践中，把第一批导弹人才培养出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1957年，就将是中国导弹工程开启元年。

　　届时，一五计划完成了，专业学生也毕业了，有了工业，有了人才队伍，一切都将顺理成章的开始。

第185章 全面推行

　　腊月的天气依旧那样寒冷，然而一九五五的腊月，却是与往年不同，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严寒天气而活动受阻；相反的，人们因为七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农村集体新体制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全面推行而热情始终高涨，以至于无数民众奔走相告。

　　比如此时的湖北省宜昌当阳县河溶区官垱村生产大队部就十分热闹，只见村大队部的门前，村民代表们各自坐在带来的小板凳上，大家正议论纷纷，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喜悦之情。

　　“这个农村新集体体自究竟是个啥？”村民代表梁长更，现年已经六十有二，居有这个时代老叟的一切特点，为人精瘦，口中的牙齿也大多不见了，口齿也不是很清晰，但是精神依旧矍铄。

　　他的话刚问完，就见不远处一条板凳上的青年回道：“就是以后啊，大家不用一起下田干活了，各家干各家的事。”

　　“你说的不对。”另一位青年说道：“我都听我二大爷家的振升讲，新集体就是公社以后不搞了。了”

　　“啥，不搞公社了？那以后田要怎么种？”人群中的沈家大娘惊呼了起来。

　　那位青年，被反问一激，直接起身说道：“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搞公社了，田还是要种的，这个农村新集制，我听振升讲，主要有两个地方和现在不同，一个是土地的归属性质变了。”

　　“赵家老三，斗大的字你也不认识一箩筐，就别咬文嚼字了，哈叫性质变了，难道这天下不归共产党管了？”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位叫赵家老三的青年，挥舞起双手摆个不停，解释道：“就那村里的土地来说，以前的土地都归国家，而后分到各户，再由公社组织互助大家一起出工劳动，以后不是这样了。”

　　“那是啥样？”又一位妇女同志问道。

　　“以后啊，村里的土地，变成了国家和村集的土地，也就是有的土地归国家，有的土地归集体。”

　　“那还不是一样嘛，有什么区别？”

　　赵家老三说道：“这区别可大了，比如村里归了国家的土地，那么生产大队集体和村民都是不能动的，而归于村的集体土地，由村里负责，而且以后土地若谁家种不下了，一不能卖，二不能租给别人种。”

　　“如果谁家新添了人口，等到三十年时间一到，土地重新划分时，本村的土地只能划给本村人，每个互助生产小组内的土地也是这样划分，总之不能让外人来分咱们村的土地。”

　　“噢，原来是这样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长长的明悟之声，不少村民也兀自点起头来。

　　梁大爷吸着旱烟，又问向起来：“赵家老三，你堂哥在县里工作，知道得比我们多，你讲讲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你刚才讲以后出工也不一样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赵家老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一刻他的心气儿是很高的，便提高着嗓门继续说道：“这个就是国家要搞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以前的公社不搞了，分到各家各户的土地，将由各家各户承包耕种，村民小组内的互助继续，但是互助方式也不一样了，不再强行规定哪家跟哪家互助，而是采用自愿结合互助的原则，也就是说愿意跟谁互助，就跟谁互助。”

　　“那田是归集体的，还是归个人的？”另一位大爷问道。

　　赵家老三回道：“当然是归集体的，一个村所有的土地，包括山林，除了归国家的剩下的都归集体。比如国有林场、农场、河流、矿山都归国家，一般田地或林地归集体，而像除田地外的林地等，由集体成立合作社共同经营，收入全部归集体，而后分配到各家。”

　　“还有这样的好事啊，那不是以后村里的林地卖的木材，钱都要分给大家了？”

　　“那是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叫农村新集体呢，就是和过去不一样了。”赵家老三显然了解得比较多，他又讲道：“家庭联产承包，就是以后各家种各家的地，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一起出工了。国家的新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

　　现有阶段，国家农业产出依旧实行统购统销，农业产出分为国家正税，这个正税是按‘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同身份划分交不同的税，贫农一般7%以下；中农一般不超过12%；富农18%，加征14%；而最多的是地主，最高达到22%，加征28%。

　　国家正税之外的是地方摊派，比如爱国捐、交通附加、水利附加、教育附加及其它各类摊派或附加税，它们共同构成了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甚至省里或市里要搞什么大工程，修建地方大工厂之类，没有钱怎么办？那就在全省摊派或附加，所以这个时代的农业税是很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农业由个体经营到互助合作，再到一九五二年陆续推行公社化，许多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公社里开始了一起出工农业劳动的场景，不过随着国家在全国七省推行农村新集制，公社化的进程被打断了。

　　两年多以来的实践证明，七省的农村新体制，不仅有效的发展了农村经济，而且农业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农业产出也提升了上来，这个新体制被证明是有效的，所以七届六中全会（五中全会后的扩大会议），国家正式提出在全国推行农村新集体集制。

　　此前，实行互助合作和公社化的农村地区，将在未来两年内，全面转到新集体体制上来，实行农村基层农业和农村经济新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的根本目的，在于确定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属问题，而农村经济新体制，也解开了过去不许农村除从事农业劳动外的其它经营性活动，属于个人经营，确立农村经济新构成，即以集体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共同构成的新体制。

　　农民家庭除主要粮食及农作物如棉花产出的农地（自留地、非统购统销类）产出，允许农民自由交易，允许自留地种植一般经济性农作物。

　　比如在宜昌市，农民自留中有水稻、棉花、大豆三种统购统销的农作物，只要满足了这些种类农作物的种植指标，剩下的农民爱种啥就种啥，收获后可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强行规定农民必须种什么。

　　这无疑是在给农民松绑，而国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强行公社化，全面管控农业种植，最终只会导致国家的计划与农业种植不匹配，造成农业生产凭凭出问题；二是强迫要求的种植，再加上统购统筹，农民几乎没有多少节余，破坏了小农经济基础。

　　两相作用下，带来的历史恶果是重大的，一些农民一年干到头，结果年底公社财务一结算，居然还欠了公社的前，于是不得不向公款借债度日，年复一年之下，债越借越多，到了后来又还不起，公社也不敢再借，还逼着还债。

　　此番情景造成的结果就是，富农变贫农，贫农变成赤贫，而国家建起来的工业基础，工厂生产出来的基础工业品，农村地区的销售及普遍率极低，不是农民不需要，而是根本就没钱来买。

　　要把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就必须要给农村和农民，进行一度程度的松绑，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国家全面基础建设时期，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财政来保障，如果像八十年代那样全面放开，那么必然会拖慢建设速度，所以现下的农村新体制，仍旧保留了大量时代特色。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后，该交的税还是要税，一分少不了，区别就是过去由大家集体劳动，变成了为家庭自身劳动，而自留地的种植，国家也减少了统购统销种类，留给了农民缓解家庭财政破产的一丝余地。

　　但最大的一招，还是允许农村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这将从根本改变农民只能种地的农村生产经济模式，村里的那些头脑灵光或者不愿种地的懒汉，不用再强行被按到公社里种田，他们可以去做生意。

　　很多人以为农村，没什么可以交易的物品，其实这是很大的认知偏差，农村可交易的物品太多了，比如鹅毛、鸭毛、头发、黄鳝、泥鳅、野菌菇、自留地瓜果等等等等太多了，而过去这些交易都是不被允许的，谁敢搞那就是资产阶级复辟。

　　这里就不得不说，在全面新经济体制之前的城市与农村呈现出了明显的体制差异化，城市里个体和私营工商业相对能够比较容易的发展，而农村农民则与土地捆绑得很极端，造成这种差异化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五计划建设需求造成的。

　　一九五三年至今，已经两年多过去了，一五计划的建设十分顺利，中央的推算到一九五六年年底，一五计划的多数项目都将会完成，一九五七年将会出现超额完成的情况，那么工业建设完成以后，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市场了！

　　过去的历史中，国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反其道而行，为了保证二五计划建设需求，开始实行公社化，这并非是说公社化不对，它的正面价值是不可抹灭的，但是对整个国家的农业、工业和经济的反面作用实在太大了。当国家了解了历史之后，便决心做出改变。

　　一九五六年实行农村新体制改革正当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属于提前规划了，因为一五计划完成时，全国的农村新体制包括家庭联产责任制也将基本完成，农村的生产力得到相当程度的解放，农村小农经济得到恢复，工业产品的市场就能扩大，这个政策无疑是合理的。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为应对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包括主席再内的不少人认为，实行公社化后，农村地区抵抗风险的能力会更高，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实现却并非完全如此。

　　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无恒产者无恒心’，什么都是公家的，分配也是一样的，那么对于农民来说，做多做少都一样，拼命努力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理论成立、理想状态可以有，却不能无视现实的客观规律。

　　集体为单位的理想生产状态，在现阶段或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依旧无法取代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原因很简单，土地收益是农民家庭的唯一收益，而公社集体化之后，这个收益没有了，农民也就没有了奋斗目标。

　　要让农民看到希望，就得给农民看到通过自己双手的努力，能够改变家庭的生活境况，那么农民就会越来越努力，而国家要做的就是建立合理体制，做好农业政策引导、支持，发展农业新技术研究、推广，最终现实双赢局面。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固然不能改变农业产出大规模提升，更改变不了化肥、种子、农药这些农业新技术对于农业产出的根本性提高，但是它能解放农业的生产力，能给农民一个希望。总之就是一句话：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

　　过去两年多来，新集体体制在实验的七省，所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平均亩产就比公社化集体体制地区要高十几公斤，而且农民的种植积累性特别高，许多重新确立了田地承包经营使用权的农民半夜就起来劳动，这在其他地区是看不到的。

　　实验省与非实验省的农民收入差别也明显不同，实验省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宽裕，年年添新衣，买得起搪瓷茶缸，给下一代读书的愿望也高，家庭工业日用品开始逐渐购买，而这在非实验省是看不到的，他们变化总体上仍旧不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留粮比例，新体制实验省份，由于农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人均留粮最高的华东华南实践省份，甚至达到了370斤，牲畜留粮也多了起来，这又迎来了一个新变化，那就是农村集体和个体养殖业发展了起来。

　　陕西是西北的实验省份，人均留粮从过去的260斤，提高到了280斤，随着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推进，个体经济开始活跃，自由集市、赶集办得红红火火，一些有了条件的农民，开始砸新窑，白石灰把窑洞刷得亮堂堂，而这一切都是给农村解绑才实现的。

　　一九五五年的整个冬季，全国各省都在推进农村新集体的建立大会，田地重新分配到家庭承包，所以当一九五六年的春节到来之时，这个年过得无比热闹，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只因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了。

　　国家当然并没有盲目的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而是要求各省逐步推行，第一年完成比例不超过50%，等到获得经验之后，第二年看情况再全面推行，争取到1957年底，完成基本覆盖，但中央仍旧着重提醒，各地要结合实际，不得搞冒进，贪高求快。

　　中国的农村新集体体制，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如此大的动作，自然引起了苏联的极大关注，赫鲁晓夫发现，中国居然仅仅按苏联集体化模式搞了几年，就变向的废除了，他因此感到不满，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中国提出疑问。

　　西花厅里，尤金大使接到总理的召见，他向总理疑问道：“总理同志，中国正在全面推行的农村集体新体制，是否违背了农业集体化原则？”

　　总理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尤金大使所认为的农业集体化是指什么？”

　　尤金答道：“根据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和总结，我国认为，唯有把集体农庄建立起来，通过国家控制的方式，才能真正的发挥出农业生产水平，从而提搞农业生产效率。”

　　总理则是笑着说道：“苏联的集体农庄确实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农业发展模范，这一点中国始终充满着深深的敬佩之情，过去几年，我国也一直在借鉴和推行苏联农业集体化模式，但是中国有自身的国情，因此决定从自身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的农业集体化。”

　　尤金说道：“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违背了农业集体原则，集体农业生产，因此由国家领导组织农业集体进行生产，这才是农业集体化，而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家庭经营，这是否是在私有化呢？”

　　总理放在沙发上的手指轻轻一捻，显然他对尤金诉罪式的话语感到十分恼火，可是表情却始终从容淡然，他解释道：“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土地分为国有、集体所有，农民自身并没有土地，他们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这同样是农业集体化，只是与苏联略有区别。”

　　“这个不是略有区别，而是很大的不同。”尤金说道：“赫鲁晓夫同志得知中国正在进行这种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他感到十分的担忧。”

　　听到这里，总理很想说一句：‘不劳担忧，这是中国内政，中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可是他还忍住了，至少现下还不是中苏两国翻脸之时。

　　总理依旧保持着耐心，解释道：“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成功的，中国对此很赞赏，也一直在学习和借鉴当中，而苏联国土广大，可耕地面积比中国要广，农业耕作机械化程度高，而中国则有很大不同。”

　　“我国华东、华东，主要以丘陵、半山地、山地为主，大规模机械化推行不开；西北的土地贫瘠，西南几乎都是山地；这使得农业发展水平严重滞后。”

　　“要如何发挥出农民的积极性呢？过去我们也借鉴了不少苏联农业化的政策和方法，可是几年下来，农民的积极性提升相对有限，而我国分析后认为，中苏两国的农村农业情况都有所不同，不能完全采用苏联的农业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

　　“苏联可以派出更多农业专家和顾问来帮助中国。”尤金大使说道。

　　“这是赫鲁晓夫同志的议建吗？”总理问道，而尤金则是点了点头，见此总理便立即说道：“我们十分感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无私与感慨，但中国暂无此需求。”

　　话到这里，尤金知道自己是无法说服中国废除农业集体化新政策了，于是便将情况汇报到了莫斯科，而此时的赫鲁晓夫正在秘密准备对斯大林进行清算，但他得到汇报之后，还是对中国的农业新体制提出了批评，而这个批评就出现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

　　也因此，中苏两国第一次大分歧公开发生了。

第186章 风波之起

　　时间回溯，当中国冬奥队在意大利奋战之际，朱老总也正率团在欧洲访问，这场访问从12月份就开始了，不过最后一站并不再是波兰，而是南斯拉夫。

　　原本的历史中，中国代表团都没有访问南斯拉夫的打算，原因便是两国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而南斯拉夫实行的是‘自治经济体制’，但随着中国在国际上身份的改变，这一次朱老总再结束波兰之行后，抵达了贝尔格莱德。

　　朱老总的到来，把铁托高兴坏了，要知道时下的南斯拉夫既不是华约与不是北约体系国家，国内实行的是自治经济体制，对外奉行的更是不结盟政策，所以南斯拉夫被吊了起来，导致其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始终貌合神离，而老总的到来，让铁托看到了外交突破的希望。

　　考虑到苏联的感受，中国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时期是最短的，仅有三天，而这三天之中，铁托几乎全程陪同老总在南斯拉夫的参观及一应活动。

　　在一次交谈之中，铁托向老总了解中国正在推行的农村新集体体制，而后表达出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还表现若有机会希望亲眼去看一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番话语就铁托本人而言，确实是非常难得的。

　　二战之后，成立的许多国家，其领导人民族情结都很重，比如戴高乐，又比如铁托，他们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外国的领导人不到他们国家，他们就不会去。这番表达，其实就是在摆明国家立场，只是历史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

　　1953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54年底，中南两国在苏南恢复关系前建交；随着南斯拉夫派出了副总统和外交部长访华；1955年，由于南国派出了高层先到了中国，因此总此理对南斯拉夫进行了回访，而朱老总来到贝尔格莱德，铁托心里的那点坚持，就此荡然无存了。

　　铁托知道朱老总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表面上只是一个副主席，然而他是中国红军的创建者、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在中国党内、国家和人民心中拥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所以铁托还有什么面子拉不下的。

　　老总当即向铁托发出‘访华’邀请，而铁托则愉快的答应了下来，他表示在今年或明年的合适时机，他会到中国进行访问，而中南关系，随着朱老总的到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结束南斯拉夫的访问，老总率领代表团出发前往莫斯科，他将以党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苏共二十大，只是他刚抵达莫斯科，就立即接到了米高扬的会见请求。

　　米高扬是带着赫鲁晓夫的任务来的，双方的会见在老总下榻的别墅之中，米高扬向老总说道：“1953年开始，中国在七省实验农村新集体体制，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政策与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完全不同，苏联对此感到不解。”

　　米高扬原本要说‘感到担忧’，但他是一个老牌政治家，他知道苏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也具备战略思维，所以他的观点表达要谨慎得多，或者从某种意义来讲，其实米高扬是最适合当苏联领导人的，只是他空有才华和资历，而在苏共党内的支持者太少了。

　　老总看着米高扬那严肃的表情，也谨慎了起来，回道：“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党推行的土改政策，就是分田到户。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结合本国历史、土地革命经验并结合苏联革命的经验，创建了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形制。”

　　米高扬问道：“那么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形制是怎样的？”

　　老总回道：“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形制，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土地全民所有权形制，而在管理上，国务院代行土地所有权管理权限，这一点在我国第一部宪法之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对此，当初斯大林同志也没有反对意见。”

　　米高扬这才想起，早在1953年中国制订宪法大纲之时，就向斯大林汇报过，而当时斯大林确实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斯大林之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在他看来，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只要不违背苏联政策的框架、路线和原则，具体体制之上没有太大区别就行，其他的都是细枝末节。

　　然而，斯大林万万想不到，也正是他的‘高抬贵手’，让中国有了建立农村集体新体制的条件。中国的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两种，国有土地所有权与苏联一致，而集体土地所有权却与苏联不同。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地主、皇室、寺院、教堂等所有土地无偿收归国有，并由农民无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