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未来聊天群 第136节

　　“主席，全国粮库的汇总报告出来了。”香山别墅里，总理向主席汇报道。

　　八月上旬，主席结束南下视察刚回到北京，总理就来到了香山汇报起了六月份，主席要求‘查清全国储粮及粮食保管损耗情况并建设国家储备粮库’的指示，过去一个多月来，中央粮食部把全国的情况都摸清楚了。

　　主席接过报告，翻起看了起来，总理则在一旁继续汇报着：“自一九五二年八月份，中央粮食部成立后，根据中央粮食储备的需要，过去三年以来，我国共建设‘苏式储粮仓’287座，单仓容积2500吨，储粮约35.8亿斤。”

　　“全国市县级建立粮库1632座，储粮一千至一千五百吨不等，储粮39.3亿斤；全国乡镇村集体建设备荒粮仓28.5万个，储粮五千至两万斤不等，储粮约32亿斤；统计全国总储粮107.1亿斤。”

　　听到这个数据，主席脸上挂起了笑容，他快速扫过统计表，笑着对总理说道：“好哇，一百亿斤粮，够三千万人吃一年。”

　　总理点头道：“粮食统计了下，能够满足3300万人吃一年，若省一省可供3500万人吃上一年。”

　　“不过。”讲到这里，总理却是口风一转，主席见此放到嘴边的烟停了下来看向了他，就见总理说道：“粮食部的这次调查，发现了许多问题，一是粮仓保管不当，根据统计上来的数据看，大约有9亿斤粮食发霉变质。”

　　“二是、各别地方发生了过度储粮的情况，私自扩大粮食储备，导致地方上出现了过度征度粮，而收上来的粮食保管又不当，使得储粮受到了损失。”

　　“除上述两述之外，就是一些违法乱纪之事，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粮仓管理干部监守自盗，不仅偷拿国家粮食，而且还私下与不法商人勾结盗卖国家粮食，中央粮食部前往调查情况，粮仓直接失火，公安部介入调查后发现，个别违法干部上下勾结烧毁粮库。”

　　听到这里，主席放下了报告，香烟也不抽了，直接按到了烟缸之中，愤怒的一掌拍到了沙发上，怒道：“新中国才成立几年啊，怎么就出现了这样恶劣的事情？！对于此类行为，要严查严办，涉及到谁，绝不姑息！”

　　总理起身向主席说道：“我已经要求公安部介入对这些恶劣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主席抬手一挥：“这是不够的！这说明我们党的干部中间，已经有一些人褪了色，失去了信仰，看来过去几年的整党、三反五反运动还是不够！”

　　主席拿起报告，翻了起来又问道：“是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事，涉及到哪些人？”

　　总理将案件情况一汇报，说道：“这起案件涉及到地方一位粮食局副局长，此人两年以来与不法倒卖粮食的亲戚相勾结，向其提供粮食约三万斤，收贿现金一千三百余元，各类手表、缝糿机、烟酒礼品等合计四百余元。”

　　“经调查发现，这是一个上下勾结的系统性腐败案件，大到这位副局长，小到看守粮库的管理员、搬运工，全部参加了偷盗国家粮食的违法活动之中，其中一位科长贪污三百多元，就连搬运工都收到几元到二十几元不等的‘辛苦费’。”

　　“另外，还在全国发现了几十起，村干部私用、挪用、借盗集体粮库的违法行为，其中一地的大队书记与主任相勾结，偷拿集体粮食千余斤，偷卖粮食三千余斤，获利数百元。”

　　主席气愤道：“小官大贪，看来过去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还是不够警醒，这起案件要当成重点案件来办，要在全国掀起一轮‘反腐败’的浪潮，鼓励群众揭发这类蝇贪不法行为！要大贪、蝇贪一起抓！凡逮住一个，就要严惩一个！”

　　主席的这个思路，依旧是运动式治理，但如今这个时代，各级官员整体的素质水平就那个样子，跟他们讲任何组织程序，到了他们耳中不少时候都是白瞎，或者说，只要刀子没有直接架到脖子上，什么‘规定’，什么‘办法’屁用都没有，这是认知的问题。

　　主席气呼呼的坐了下来，而总理则提笔记录主席的指示，片刻后，总理搁笔说道：“这类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快成为了一种现象，确实应该狠狠整治，但相对于这些问题来说，我国采用的‘苏式仓’存在不少问题。”

　　主席拿起半截香烟重新点了起来，问道：“我国从苏联引起了粮仓标准出了问题？”

　　总理点头道：“确实有问题。中央粮食部建设的苏式仓总储粮35.8亿斤，变质粮达到2.6亿斤，即7.2%的损耗率，而美国的储粮损耗率大约在4%至5%之间。”

　　“为何损耗会如此之高？”

　　“粮食部调查发现，主要还是苏式仓很不合理，这种粮仓基本没有通风能力，小麦、稻谷的脱水率也难以控制，没有一个详细的标准，因此哪怕管理人员用尽了全力，依旧造成了如此大的损耗。”

　　苏式仓看着高大上，其实就连中国农民自家建的粮仓水平都不如，老百姓家里的谷仓储粮，大凡有些经验的，放个两年基本上都是完好的，可苏式仓分明‘讲科学’，然而实际造成的损失却很大。

　　究其原因也不复杂，苏联人做事看着一条条很有道理，处处都讲科学，实则科学的经验水平并不高，比如苏式仓本身的建设就很不合理，整个仓库就是一个大桶子，上下不通风，谷子全闷在里面，至于如何有效管理，苏联人也没啥好的细化标准。

　　又比如，粮食储备前的含水率控制，苏联人就没有严格的要求，这或许也与苏联所处的纬度有关系，毕竟苏联大多地区都处于寒带、极寒带，他们的粮食储备要求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但这也只是相对的，事实情况是，苏式仓在苏联一样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整个苏联仓储过程之中，运输损耗率约15%，加工损耗率25%，苏联人将小麦一收，甚至连基本的烘干都不进行，即行入库存储，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仓的粮食发霉变质。

　　相对来说，中国毕竟是一个数千年的农业国，对于粮食存储还是非常有经验的，而国家的粮食又如重要，因此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中国在建设和使用苏式仓时，还是使用了中国自身一些粮食储备经验，但即便如此，仍旧造成了很大损耗，但对比苏联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苏联在农业和粮食储备管理方面的水平，真叫一个一笔掉糟，一个庞大的帝国，硬生生一步步走向了‘饥饿巨人’，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便是苏联在工业与农业发展上的严重失衡，造成的结果更是惨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几十年来，苏联居然丝毫不改。

　　苏联粮食的问题，从历史信息之中，或许能窥见一二：沙俄时期，1891、1901、1913年间，此二十二年前，三个年份时期的粮食产量，分别为：47.7、74.6、55.6百万吨，年平均出口粮食5至7百万吨。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正式上线，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过去，苏联的农业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困境，时至一九二二年，面对谷物总种植面积下降到64%的局面，列宁不得不同意了美国对苏联的粮食‘饥荒救助’。

　　随后列宁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包括‘新经济政策’上台，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松绑，而后用了六年时间，到了一九二八年时，苏联的农业终于恢复到了一战前的水平，但就在苏联农民们，认为好日子已经来了的时候，一代雄主——伟大的慈父上线了。

　　刚刚恢复过来的苏联，一切向好发展，但斯大林却不认可列宁的那套搞法，他认为无论是基于政权的构建，还是思想理论的实践，新经济政策必须废除，建立全面公有制经济，于是他在一九二八年底，正式在苏联实行‘经济计划体制’。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清除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农村集体化政策正式在苏联实行，集体农庄由此飞速发展，从一九二八年的1.7%到一九三三年的23.6%，再到二战大战之前的一九三七年，达到了93%，这是一个伟大的成果。

　　然而，这个成果的背后，却又有着另一组数据：一九二八年集体农庄全面推行之前，苏联耕牛为3070万头，到了一九三三年，下降到了1960万头；羊从过亿只降到了五千万只，马从3350万匹降到1660万匹。期间的一九三二至三三年的乌克兰大饥荒等事件自不必多提。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思想理念导致的政策后果，那么‘科学政治化’则是造成了又一个灾难性后果。李森科认为科学应当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科学政治化’的主张。

　　他的理论逻辑非常简单，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是为人民服务，而资本主义的科学是为资本家服务，所以资本主义的科学是反动的，他的这套理论，一下子戳中了斯大林强化苏联政治和他本人统治的威权需求，因此深得斯大林信任。

　　李森科本人在科学上毫无建树，知识更是浅薄，但是这些都没关系，他有政治背书，因此成为了苏联科学院、全苏科院、乌克兰科学院的三院院士、苏联首席科学家，在他霸占苏联学术权威的三四十年里，极度反对奥地利生物学家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给苏联生物学发展造成了空前灾难，使得苏联的农业育种事业长期得不到发展。

　　总理讲到粮食的问题，自然离不开育种问题，他对主席说道：“国内现在对李森科主义和生物遗传学依旧还在争论。前两个月胡先骕因为公开嘲讽李森科主义受到了学术界的批判，这使得我国农业育种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主席眉头一皱，问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总理向主席讲述了‘李森科主义’和‘经典遗传学’的争论，主席这才明白过来，表面看似是学术之争，实则是政治之争。

　　主席便问道：“那么究竟谁是对的？”

　　“孟德尔的经典遗传学是正确的。”总理说道：“我从0号组查了下相关情况，这个李森科主义给我国生物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随即，他向主席简述了李森科主义对中国学术发展的破坏。

　　新中国建立之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李森科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科学，自然毫无意外的进入了中国，学术政治化同样在中国发生，一些著名生物学家冲突西方阻挡，一腔热血的回到中国，结果受到的却是批判、禁止研究，导致国内的生物学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总理说道：“中国植物学奠基人胡先骕长期受到批判、现代遗传学奠基人谈家桢被禁止讲授遗传学、遗传学教授李景均1952年被剥夺教授职务，被迫移民美国，新中国的生物学几乎遭到了重创，长期得不到发展，致使改开后，我国生物学落后美西方几十年。”

　　“现在胡先骕还在受批判中，赵保国草履虫研究成果被认定为‘反动学说’；胚胎专家朱洗如今被禁止发表相关言论；北京大学联合主管、教授汤佩森因反对李森科主义被公开羞辱并撤职。”

　　主席说道：“我在一九五二年就发表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都讲清楚了，政治不要随意干涉学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篇文章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而是因为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过火，一九五二年初时，主席便写了这篇文章，他在文中强调了学术与政治的联系及二者的界限，可以说把关系已经厘清楚了，可事情还是发生了。

　　总理说道：“我了解了一下情况，以乐天宇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苏联的学术是社会主义学术，反对李森科主义，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科学。”

　　主席问道：“郭末若是什么态度？”

　　“郭同志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这个学术，但也没有反对，更多是配合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中国推行‘李森科主义’。”总理回道。

　　主席吸起烟说道：“这到底是学术争论，还是政治问题？学术与政治的界限体现在哪里？如果是学术问题，那就要属于不同观点，要坚决反对采用政治的手段打压学术的讨论或争论。你先找中科院谈一谈，问问他们是什么意思。”

　　总理微微点头说道：“好，我找时间与郭副总理谈一谈。”

　　主席吐出一口烟，胸膛依旧在起伏，显然此刻的他十分生气，说道：“你跟郭末若好好谈一谈，这个事情要尽快纠正，恢复那些受批判知识分子的名誉，要亲自登门向人家道歉！”

　　主席生气的原因，还是他听总理说，因为‘李森科主义’让中国的生物学落后了几十年，这是他不能忍的，何况新中国成立这几年来，主席一直在努力的纠正历史上出现过了错误和不当思想，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在中国发展得是如此迅猛，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

　　总理见主席的话讲得这么严重，便说道：“我会与郭副总理认真谈一谈，到时在向主席汇报。”

　　主席性格是有些急的，他说道：“尽快谈，尽快给那些科学家和教授们正名，让郭末若好好看看我过去写的那篇《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事要再重新强调一遍！”

　　总理点了点头，这是额外话题，他并没有在上面再多花时间，而是说道：“我让0号组找一些未来专业书藉，包括《中央储备粮油储藏技术与管理》、《粮油藏储学》两本专业书藉，现在已经送到了4910工程组脱密编校，预计年底能刊印出来下发。”

　　主席说道：“未来技术的应用也需要实践，粮食储备是大事，一定要研究清楚再实验，有经验了再行推广。”

　　总理思虑片刻说道：“苏式仓储问题很大，我看可以同时考虑从西方引进仓储技术进行实验。这方面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新型仓储，普遍开始采用机械通风及粮堆温湿度调节技术，我国或可从英国引进。”

　　主席没有丝毫犹豫的回道：“那就从英国引进这个技术，建立我国的新型粮库。”

　　主席想了想又说道：“五八年全国就又要出现大灾了，而且连续四年。今年的夏收已基本结束，去年和前年的陈粮要全部换掉，把新粮储进去，今年的储粮要适当提高，到一九五七年底，中央粮食部要争取把全国总储粮提高到一千五百万吨以上。”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国家的粮食就要减少出口量，五九、六零两年要基本不出口，同时再视情况从国外购粮。”

　　总理说道：“目前我国的小麦、玉米大部分出口苏联，用以抵付一部分从苏联引进工业及贷款，而国际粮食接连下跌，从高峰的120美元每吨，降到了如今的60美元每吨，估计今年之后还要降，而我国向苏联抵付的价格比国际价要高一些，因此可以考虑加大抵付，五七年时再从国际购一部分粮。”

　　时下，中苏同盟，关系亲密无间，老大哥还是有老大哥的样子，在中苏两国的易贸等事务上，苏联还是给予了中国相当一部分的援助，所以总理认为，多向苏联抵付贷款，再转手从国际购粮储备要划得来一些。

　　主席则说道：“这个事情，你们研究一下，如果合适就这样操作。”

　　粮储的事情有了初步规划，总理离开香山回到西花厅，便立即给郭末若打去了电话，召他前来谈话。

第173章 科学政治

　　西花厅里，受到总理召见而来的郭副总理，再得知总理找他所谈问题后，先是沉默了一会，而后便向总理说道：“以北京农业大学乐天宇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坚定赞同米丘林学派，并且早在1936年延安时期就开始推广，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目前，全国米丘林学会在全国的分会近百个，李森科主义也成为了我国当前农业育种工作的唯一正确学术方向；而孟德尔的摩尔根学派，则成为了反动科学，受到中国米丘林学会的强烈抨击。”

　　郭副总理还并不清楚，总理为何突然召他过来谈‘学派之争’的问题，但当他将情况一说之后，却见总理表情收敛了起来，这种情况是很好发生的，总理一向儒雅温和，他不由感到恐怕是出了什么问题。

　　总理问道：“这几年中央搞来的农业新书藉呢？有没有认真学习和推广？”

　　郭副总理回道：“具体情况不太清楚，我只是听说那些新书藉宣扬的是的‘摩尔根学派’，所以受到了乐天宇一派的坚决抵制，反对在全国推行；而谈家桢一派则奉如珍宝，强烈要求在全国全面推行。”

　　“那么推行了没有？”总理又问。

　　郭副总理摇了摇头：“没有，农村工作部现下育种、繁植等农业技术，全部采用的是李森科主义，其以嫁接技术为主，加之乐天宇等人强烈反对，所以被束之高阁了，只有少量的书藉在新疆、东北等一些边远地区试行。”

　　总理脸色顿时黑了一下来，他胸膛剧烈起伏，却是抬手抚了抚，压制着胸中的怒火，郭副总理见此，便知道恐怕是坏事了。

　　“胡闹！”总理努力平复着心绪，语言中带着愤闷斥道：“我不是很了解科学，但是也知道科学在于辨证实践，哪里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真理！？中央花了那么大力气，搞来的新科学知识，我原以为这几年已经在全国推开了，结果却是这个样子！”

　　见总理生气，郭副总理立即说道：“关于米丘林学说和摩尔根学识，我认为都不应该为反对而反对…。”

　　不待他说完，总理则说道：“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科院这几年来，对于两种学说采取了不同态度？”

　　郭副总理连忙解释道：“中科院没有采取不同态度，只是农村工作部苏联顾问卢森科也强烈支持米丘林学说，认为李森科主义是最科学的，因为涉及苏联专家的议建，所以…。”

　　“所以中科院就没有了态度？”总理这话有斥责的意思了。

　　郭副总理一脸为难，见此总理便说道：“那么，这两种学说的主张，究竟是科学的问题，还是政治的问题？”

　　郭副总理只是略作思考，便连忙答道：“是科学问题。”

　　“既然是科学问题，为什么又要遵从卢森科的态度？他代表了科学真理吗？”总理确实是生气了。

　　只见总理接着又说道：“一九五二年时，主席发表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你们还有几人记在心里？主席在文章中说‘学术不要随意干涉政治，同样的政治不要轻易就干涉学术，给学术做判定，这是错误的做法’，而实际又是如何做的？”

　　“这…。”郭副总理全然明白了，今天总理找他谈话的原因了，他的大脑高速运转着，越想越觉得出大事情了，不觉头皮发麻。

　　总理说道：“就是因为苏联专家赞同米丘林学说，你们就放弃了科学的立场。国内的米丘林学派把政治和学术混到一起，利用政治打击不同学术观点，这究竟是在搞科学，还是在搞政治？如果都这样搞，中国未来的科学还要怎么发展？”

　　“什么米丘林学说是无产阶级学说，不信他们的就是反动的，这是什么行为？符合科学的辨证思想和实践求真知的情神吗？我看这不是在搞科学，而是在搞科学政治化，这对新中国的科学发展是极其有害的，我个人支持反对！”

　　总理一通连珠炮，郭副总理被惊得差点冷汗都下来了，可总理只是略作停顿，便又说道：“中国人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既然米丘林学识这么优秀，又这么科学，为什么不允许不同观点，又为什么不允许辩论？我看这两种学说，就可以公开辩一辩。”

　　总理并没有直接支持哪种学说，如果他公开支持，那就是在利用政治干涉学识，所以他主张让两派学识去辩论，而郭副总理听到总理这样说，则是连连点头，并表示会组织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科学辩论会。

　　李森科主义的问题，总理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满，原因还是在于他从0号组那里看到了未来的资料，自这个学说进入中国以来，它已经脱离的单纯的科学范畴，而是上升到了科学政治化、甚至是伪科学的层次。

　　支持米丘林学说的人，把科学问题政治化，利用政治手段打击摩尔根学派，而且这还不仅仅是学术阶层的科学政治化，就连中宣部和农村工作部都卷了起来，双方以政府部门身份公开介入了学术争端。

　　一九五二年六月，人民日报发表‘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一文，这篇文章虽批评了乐天宇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但却将摩尔根学派打成‘唯心、反动、为资产阶级服务和伪科学’的帽子。

　　同年以苏联专家讲演为基础的《达尔文学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了大学教科书，该书宣传的是‘获得遗传性’和‘环境直接决定生物进化’，其与达尔文强调的?‘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核心机制相悖，却堂而皇之的成为了中国生物教科书。

　　这场科学政治化的学术争端有多严重，看一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九五零年从美国归国的鲍文奎，在四川从事多倍体育种研究，取得了巨大成效，到了1954年冬，该所领导知道李森科谴责多倍体研究，鲍文奎的试验田中多年培育的麦苗被全部铲除，并被命令停止工作。

　　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公开，总理是从0号组那边看到的资料，这让他心绪难平，要知道这几年4910工程组为了尽快把新书藉脱密，花了多少精力啊，结果却因为科学政治化的原因，导致这些新知识被束之高阁，他心中如何能不生气。

　　总理旗帜鲜明的反对科学政治化，郭副总理当然知道该如何做了，他立即摆明了态度，向总理表示：“科学回归科学，坚决反对科学政治化，我会尽快组成中科院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的辩论会，搞这个问题搞清楚。”

　　总理面色稍微，说道：“今天和你谈这些事，不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也是主席的指示，主席听到了这个事情后很生气，要求尽快结束争论。”

　　郭副总理听此，哪里还敢有一丝反对意见，连忙表示，一定要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随即把两个学派之间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向总理做了全面汇报。

　　两日后，一份完整的汇报就到了总理的办公桌上，他看完后，随即将报告递送进到了香山，主席看完后，感到非常生气，他把郭末若、中宣部陆定益、农村工作部邓子辉叫了过去，当面对三人的工作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