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战先驱 第635节
周卫国理了理思路，继续说道：“其次，从政治上看，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乱！蒋总统现在虽然离开了总统宝座，对外宣称‘下野’，待在老家溪口钓鱼，却还有一个党总裁的身份没丢，还遥遥掌控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一边任由李代总统喊着和谈，一边扩军备战。行政院院长孙科带着行政院迁到了广州，自以为天高皇帝远，也开始上蹿下跳号召要将战争进行到底。李宗仁虽然是代总统，却因为多了个‘代’字，行起事来名不正言不顺，又受蒋总裁的诸多掣肘，导致南京的中央政府成了个徒有其名的空架子。一国三公，令出多门，怎一个乱字了得？真是好一个国民政府啊！”
周卫国顿了顿，继续说道：“最后，从经济上看。市长大人今晚虽然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有一句却是大实话。”
刘志辉好奇地问道：“哪一句？”
周卫国说：“不要金圆券，要金条或银元！”
刘志辉想了想，说：“这的确是大实话！”
周卫国说：“市长大人为什么这么说？一言以蔽之，通货膨胀。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十四亿元，到去年废止法币前，其发行额己经高达六百六十万亿元。宣移今先生曾说过，‘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一百元法币，抗战前能买两头牛，抗战第二年只能买一头牛，抗战第三年则只能买一头猪，到了抗战结束时，竟然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这样的货币贬值速度只要想想就够让人绝望了！再说金圆券吧，去年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一块金圆券可以兑换两块银圆，可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七块金圆券才能兑换一块银圆。到了今年的一月，一块银圆己经可以兑换一百多块金圆券了。而前几日，银圆对金圆券的比价更是达到一比两千七百！如果这些数字还显得不够清楚的话，我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抗战前，寄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而到了去年，邮价己经高达五万元。五万元啊，这简直就相当于抗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抗战前，一口上好的棺木不过才卖四百元，抗战结束后，却要卖两百万元！河北某县，早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到中午就涨到了九万元，小麦则由早晨的每石十六万元涨到中午的二十二万元！就这些还都是前几年涨价不凶的时候的情景！”
刘志辉沉默不语，心情却是越发沉重了。
周卫国越说越激动：“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国民政府还承诺说只限额发行二十亿，可不到三个月，发行额就超过了三十亿！此后发行额更是直线上升。从而导致金圆券飞速贬值。前几天，我在街上甚至看到小孩子们拿面额万元的金圆券折飞机投射行人！由此可见金圆券贱到什么程度！物价飞涨的速度更是惊人。有人跟我开玩笑说，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只要去饭馆吃顿饭就能体会到。当你走进饭馆，吃第一碗饭时是一个价钱，而吃第二碗饭时，价格可能就上涨了。同样的，在你出门时，身上带的那一大叠金圆券可能够买一盒香烟，可只要过一会儿，这些钱也许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如果再晚一会儿，或许就只能买几根火柴了。随着物价飞涨，商家‘重货轻币’，大量囤积货物，导致市场上货物短缺，引起物价进一步飞涨。而纸币大量贬值，又使得老百姓纷纷抢购物资，这样一来，又加重了物价飞涨，形成恶性循环。去年十月上海的那阵抢购风潮，据说起因仅仅是烟税调整香烟加价，但就是这么件小事，老百姓却误以为其他货物不久也会加税，价格也将跟着上涨，所以恐慌起来，纷纷抢购。各商店都是人满为患，人人口袋里都装满了金圆券，争先恐后把纸币换成货物。许多商店的货物，都被抢购一空。在抢购风潮中，老百姓都不敢问物价高低，因为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眼又是另一个价。而抢购风一起，商人们明白物品卖出后难以再进货，为着保险，就干脆把价格再提高些或提早收场将货物隐藏。卖东西的几乎是随人喊价，买东西的也不敢讲价，因为卖的根本就不怎么想卖，宁可存货也不存钱，买不买由你，买东西的却不敢不买，所以同样的东西，先后卖出的价钱都可能相差甚远。结果更加刺激了老百姓抢购。这事看起来偶然，其实却是必然！因为老百姓长期以来一直遭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苦，心理己经变得十分脆弱和敏感，这时候只要听到‘涨价’的风声，对币值的信心立刻就发生了动摇，自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手里的纸头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刘志辉忍不住骂道：“财政部不顾老百姓死活滥发钞票，实属该杀之列！”
刘志辉知道周卫国说的都是实情，但正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所以更显得骇人听闻，也就更让人感到愤怒。
周卫国哼了一声，说：“你以为发钞票是财政部能控制的？要论该杀，可不止财政部的官员该杀。整个国民政府，从上到下，大小官员有几个是干净的？如果较真起来，怕就没有几个不该杀的！”
刘志辉咬牙说：“乱世就该用重典！”
刘志辉说：“可是，重新载一棵树要等它长大是需要时间的。”
周卫国说：“那也比眼睁睁看着不断召来蚊虫苍蝇等恶心东西的一棵腐树强！新树长大虽然要花时间，也可能会遇到很多曲折，但它却是充满生命力的，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刘志辉说：“也许，那棵树还没有腐烂透呢？也许它还有希望长好呢？”
周卫国叹道：“志辉，你怎么还抱有这种幻想？现在老百姓都己经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夸张。前几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上海有一名退伍军人因为衣食无着而行骗，第一次行骗只骗了人家一件毛线衣就被抓住关进了监狱。几天习后，法庭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法官念他是初犯，又确为生计所迫，便决定让他取保出狱。谁知那退伍军人却当庭要求法官判他有罪，而且最好多判几年。法官问其原因，那退伍军人说，监狱里管饭，要是离开了监狱，自己在外面还是衣食无着，肯定会饿死，所以清愿在监狱里住下去。最终，那人坚不肯交保，监狱却不愿负担他的饮食，结果干脆把他轰出了监狱！至于他出了监狱之后怎样，就没人知道了！”
刘志辉惊道：“竟有这种怪事？”
周卫国叹道：“这年头这种咄咄怪事，又岂只一件两件？身逢乱世，苦的自然是百姓。国家如此，不亡何特？纵观历史，没有哪个政权能够不顾人民死活却还能长久地维持其统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最终也会抛弃你。如今这个政权己经失去民心，再加上军事惨败、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现在不过是在苟延残喘，最终必定难逃覆亡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
刘志辉恨恨地说道：“这样的政权，的确该倒台！”
这些年他个人仕途虽然步步平顺，但所见所闻，却发现这个国家离自己当年投身革命时想要实现的目标渐去渐远。当年那个懵懂无知，却有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曾经也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经也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但现实与理想的极大反差却逐渐磨光了他的锐气，消磨了他的斗志，浇灭了他心中的火热。他愤怒过，他痛苦过，但现在却只剩下了迷茫。他无力改变这个现实，所以只有将心里的想法深埋，所以他学会了逃避。但今天周卫国的这番话，终于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己久的那些想法，在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
周卫国认真地说道：“志辉，这个国家，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我们该为她做些什么了！”
刘志辉断然说道：“学长，我相信你！需要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周卫国说：“我现在还没办法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但我还是那句话，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刘志辉说：“学长，你放心，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的！”
第六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乃樵倒没弄出什么动静，仿佛根本就忘记了酒会上周卫国令他大丢面子这件事。
周卫国自然明白，以王乃樵睚眦必报的脾性，他是断断不会真的这么“宽宏大量”忘记这件事的，他现在没什么动作，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好机会而己。一旦得到机会，他肯定会比疯狗还狠地咬过来！
不过周卫国也懒得将这事放在心上，生活工作该怎样还怎样，只是对王乃樵暗自警惕而己。
这段时间，国内的局势仍然保持着相对平稳。国共双方也都在分别做着和谈的准备。
国民政府方面，自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倒也施行了一些“谋和”的举措，比如恢复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不过，由于国民党一贯以来的名声，想必没有哪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会傻到在这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站出来享受这些久违的“民主”吧？），重开了一些被查封的进步刊物，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去南京，还派邵力子等人去上海拜访了宋庆龄、章士钊、张澜等民主人士，甚至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李代总统的和平诚意。
然而，伴随着李代总统这些举措的，还有远在浙江奉化溪口遥掌军政大权的蒋总裁大规模扩充军队、搬迁工厂物资等一系列举动。蒋总裁的这些举动无疑很不给李代总统面子，更表明了自己对和谈的不屑和否定态度。同时，李代总统在私底下将“同中共举行谈判，以求和解；阻止中共过江，以求体面和平；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作为自己代行总统职责后最紧迫的三项任务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国共和谈，实现“划江而治”，最终取蒋而代之，“确保东南半壁”，至少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而非完全接受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再加上受到各方掣肘，南京政府现在也只能把重点放在和谈代表团成员的选择上。
相比之下，共产党方面就显得有诚意多了。正如中共发言人在早前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现在还愿意让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和谈，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己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军事力量己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因为国民党中央社曾于1月22日和27日两次播发傅作义和国防部有关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文告，表示认可，这就意味着，全国其他城市问题的解决也可循北平例。这同样意味着，“北平方式”就是李代总统的榜样和出路。
中共为了此次和谈成功，己经做出很大让步，不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对国军的主动军事进攻，从秘密渠道传回的消息甚至表明，如果南京政府完全承认中共提出的八个和平条件，中共可以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改编他们的军队；还允许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这么做固然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性有所影响，但无疑可以减少国共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减少对国家各种设施的破坏——这一点对于国家今后的重建意义尤其重大。由此可见，中共现在考虑的己经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争之后国家重建中的国计民生问题。
当然，这一切，自然不是升斗小民们关心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生存下去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但在如今这样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己由艰难而陷入绝望，就连生存下去恐怕都是一个奢望！
在表面的平静下，现在的政府的确己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其实，即使是有钱人，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不好过倒不是表现在生活上，毕竟物价飞涨和物资短缺对于手中持有大量硬通货又有各种门路的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国共和谈无论成与不成，他们最终都要面对共产党，而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福音。所以有不少富人己经举家外迁了。门路广的去了国外，门路差一些的去了台湾，但更多的人却还在观望。毕竟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不需要他们的才能，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台湾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总是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而且如果现在离开，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就难说了，这对于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但这个人群的心理显然又是非常脆弱的，他们既寄希望于将要执政的共产党能容得下他们，但同时又对共产党有很多疑虑，抱有很大的戒心。如何对待他们，对于共产党来说，显然也是一个挑战。但不管怎么说，日子还是要过的。于是，在普通老百姓的挣扎哀号和富人们的长吁短叹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
这一天，周卫国正在书房中处理纱厂的事务。
其实现在周家的纱厂己经停工了，因为在投机盛行的今天，任何一个商家都无法正经做生意。很多商家为了牟取暴利都参与到了投机中去，但周卫国却有自己的原则，所以他干脆停止了周家名下的一些生意，纱厂就在停止之列。
他现在要处理的事务，正是纱厂数千工人的生计问题。
周家的家底厚，又有很多海外生意，纱厂停工本身对周家的影响并不大，但对这数千工人来说，却是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工人都要靠纱厂每月十块银元的工钱养家糊口。周家纱厂每月十块银元的工钱本来就是江南所有纱厂甚至是所有工厂中最高的，而且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实实在在的银元的购买力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极小，足以保证每个工人的家庭生存下去。这也是每个周家纱厂的工人都倍感幸运的一点。如今，纱厂却停工了，这些工人的心里立刻紧张了起来。但心里紧张归心里紧张，却没有一个工人闹起来，因为周家历来对待工人的仁厚使得他们对周家己经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没有人会认为周家将抛弃他们，工人们都明白现在的时局有多么艰难，也理解周卫国让纱厂停工的决定，他们并不奢望工钱还能照往常一样发下来，只是希望周卫国能够给他们一些生存下去的希望。
周卫国自然明白工人们的想法，所以现在虽然还不到月底，周卫国却己经决定将每人十块银元的工钱提前发下去让工人们安心。
他要让工人们都明白，只要周家一天不倒，就绝不会不顾他们的死活！周卫国这么做的底气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周家厚实的家底，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局势的判断，周卫国明白，这段艰苦的日子并不会持续太久，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工人。简单说，如果乘坐的船漏水了，周卫国更愿意同舟共济排水或堵漏为所有人而不是将其他人赶下船延缓进水速度为自己一个人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也许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国家民族大义，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但这样的做法无疑比大多数所谓“高尚”的人还要高尚得多！
做完决定后，周卫国顿时一阵轻松，这时，就听下人通报，说有一名国军军官前来拜访。周卫国首先就排除了来的人是刘志辉的可能性，因为刘志辉经常来，周家的下人都认识他，如果是他来了，下人不可能通报说是一名国军军官。而且以刘志辉和周卫国的关系，他进周家基本上是不需要通报的。所以在听了下人的通报后，周卫国立刻问道：“那军官有没有说他的姓名？”
下人想了想，说：“好像是说姓沈。”
周卫国立刻想到了一个人——沈靖远。
于是问道：“他是不是说自己叫沈靖远？”
下人摇了摇头，说：“他没说全名，只说自己姓沈。”
周卫国说：“请他进来吧。”
下人应了一声，躬身出去了。
既然猜来的人是沈靖远，周卫国自然没有不见的道理，而且就算是个陌生的国军军官来找自己，见一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如果来的人真是沈靖远，周卫国倒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沈靖远虽然和刘志辉是老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也是自己的学弟，还帮过自己的忙，和自己也有交情，却从来没有来过周家，现在为什么会突然来拜访自己？难道是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但沈靖远现在是苏州保密局的负责人，在苏州官场上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别人拍他马屁还来不及，自己又有什么能帮上他的？
周卫国顿了顿，继续说道：“最后，从经济上看。市长大人今晚虽然说了一大堆废话，但有一句却是大实话。”
刘志辉好奇地问道：“哪一句？”
周卫国说：“不要金圆券，要金条或银元！”
刘志辉想了想，说：“这的确是大实话！”
周卫国说：“市长大人为什么这么说？一言以蔽之，通货膨胀。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十四亿元，到去年废止法币前，其发行额己经高达六百六十万亿元。宣移今先生曾说过，‘只要为支付庞大军费的通货膨胀不停止，游资不纳入生产事业，物价绝对没有不上涨的道理。’一百元法币，抗战前能买两头牛，抗战第二年只能买一头牛，抗战第三年则只能买一头猪，到了抗战结束时，竟然只能买到三分之一盒火柴！这样的货币贬值速度只要想想就够让人绝望了！再说金圆券吧，去年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一块金圆券可以兑换两块银圆，可金圆券发行不到两个月，就变成七块金圆券才能兑换一块银圆。到了今年的一月，一块银圆己经可以兑换一百多块金圆券了。而前几日，银圆对金圆券的比价更是达到一比两千七百！如果这些数字还显得不够清楚的话，我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抗战前，寄一封平信的邮价是5分钱，而到了去年，邮价己经高达五万元。五万元啊，这简直就相当于抗战前一个普通银行的基金！抗战前，一口上好的棺木不过才卖四百元，抗战结束后，却要卖两百万元！河北某县，早晨玉米开价为七万五千元一石，到中午就涨到了九万元，小麦则由早晨的每石十六万元涨到中午的二十二万元！就这些还都是前几年涨价不凶的时候的情景！”
刘志辉沉默不语，心情却是越发沉重了。
周卫国越说越激动：“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国民政府还承诺说只限额发行二十亿，可不到三个月，发行额就超过了三十亿！此后发行额更是直线上升。从而导致金圆券飞速贬值。前几天，我在街上甚至看到小孩子们拿面额万元的金圆券折飞机投射行人！由此可见金圆券贱到什么程度！物价飞涨的速度更是惊人。有人跟我开玩笑说，现在物价上涨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只要去饭馆吃顿饭就能体会到。当你走进饭馆，吃第一碗饭时是一个价钱，而吃第二碗饭时，价格可能就上涨了。同样的，在你出门时，身上带的那一大叠金圆券可能够买一盒香烟，可只要过一会儿，这些钱也许就只能买到一盒火柴，如果再晚一会儿，或许就只能买几根火柴了。随着物价飞涨，商家‘重货轻币’，大量囤积货物，导致市场上货物短缺，引起物价进一步飞涨。而纸币大量贬值，又使得老百姓纷纷抢购物资，这样一来，又加重了物价飞涨，形成恶性循环。去年十月上海的那阵抢购风潮，据说起因仅仅是烟税调整香烟加价，但就是这么件小事，老百姓却误以为其他货物不久也会加税，价格也将跟着上涨，所以恐慌起来，纷纷抢购。各商店都是人满为患，人人口袋里都装满了金圆券，争先恐后把纸币换成货物。许多商店的货物，都被抢购一空。在抢购风潮中，老百姓都不敢问物价高低，因为物价一天数变，这时不买，转眼又是另一个价。而抢购风一起，商人们明白物品卖出后难以再进货，为着保险，就干脆把价格再提高些或提早收场将货物隐藏。卖东西的几乎是随人喊价，买东西的也不敢讲价，因为卖的根本就不怎么想卖，宁可存货也不存钱，买不买由你，买东西的却不敢不买，所以同样的东西，先后卖出的价钱都可能相差甚远。结果更加刺激了老百姓抢购。这事看起来偶然，其实却是必然！因为老百姓长期以来一直遭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苦，心理己经变得十分脆弱和敏感，这时候只要听到‘涨价’的风声，对币值的信心立刻就发生了动摇，自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自己手里的纸头变成实实在在的东西！”
刘志辉忍不住骂道：“财政部不顾老百姓死活滥发钞票，实属该杀之列！”
刘志辉知道周卫国说的都是实情，但正因为这些都是实情，所以更显得骇人听闻，也就更让人感到愤怒。
周卫国哼了一声，说：“你以为发钞票是财政部能控制的？要论该杀，可不止财政部的官员该杀。整个国民政府，从上到下，大小官员有几个是干净的？如果较真起来，怕就没有几个不该杀的！”
刘志辉咬牙说：“乱世就该用重典！”
刘志辉说：“可是，重新载一棵树要等它长大是需要时间的。”
周卫国说：“那也比眼睁睁看着不断召来蚊虫苍蝇等恶心东西的一棵腐树强！新树长大虽然要花时间，也可能会遇到很多曲折，但它却是充满生命力的，总有一天，它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刘志辉说：“也许，那棵树还没有腐烂透呢？也许它还有希望长好呢？”
周卫国叹道：“志辉，你怎么还抱有这种幻想？现在老百姓都己经到了生计无着、衣食不保的地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夸张。前几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上海有一名退伍军人因为衣食无着而行骗，第一次行骗只骗了人家一件毛线衣就被抓住关进了监狱。几天习后，法庭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法官念他是初犯，又确为生计所迫，便决定让他取保出狱。谁知那退伍军人却当庭要求法官判他有罪，而且最好多判几年。法官问其原因，那退伍军人说，监狱里管饭，要是离开了监狱，自己在外面还是衣食无着，肯定会饿死，所以清愿在监狱里住下去。最终，那人坚不肯交保，监狱却不愿负担他的饮食，结果干脆把他轰出了监狱！至于他出了监狱之后怎样，就没人知道了！”
刘志辉惊道：“竟有这种怪事？”
周卫国叹道：“这年头这种咄咄怪事，又岂只一件两件？身逢乱世，苦的自然是百姓。国家如此，不亡何特？纵观历史，没有哪个政权能够不顾人民死活却还能长久地维持其统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抛弃了老百姓，老百姓最终也会抛弃你。如今这个政权己经失去民心，再加上军事惨败、政治混乱、经济崩溃，现在不过是在苟延残喘，最终必定难逃覆亡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
刘志辉恨恨地说道：“这样的政权，的确该倒台！”
这些年他个人仕途虽然步步平顺，但所见所闻，却发现这个国家离自己当年投身革命时想要实现的目标渐去渐远。当年那个懵懂无知，却有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曾经也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经也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但现实与理想的极大反差却逐渐磨光了他的锐气，消磨了他的斗志，浇灭了他心中的火热。他愤怒过，他痛苦过，但现在却只剩下了迷茫。他无力改变这个现实，所以只有将心里的想法深埋，所以他学会了逃避。但今天周卫国的这番话，终于唤醒了他心中沉睡己久的那些想法，在这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胸口有一团火在烧。
周卫国认真地说道：“志辉，这个国家，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我们该为她做些什么了！”
刘志辉断然说道：“学长，我相信你！需要我怎么做，我都听你的！”
周卫国说：“我现在还没办法告诉你具体该怎么做，但我还是那句话，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刘志辉说：“学长，你放心，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的！”
第六节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王乃樵倒没弄出什么动静，仿佛根本就忘记了酒会上周卫国令他大丢面子这件事。
周卫国自然明白，以王乃樵睚眦必报的脾性，他是断断不会真的这么“宽宏大量”忘记这件事的，他现在没什么动作，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好机会而己。一旦得到机会，他肯定会比疯狗还狠地咬过来！
不过周卫国也懒得将这事放在心上，生活工作该怎样还怎样，只是对王乃樵暗自警惕而己。
这段时间，国内的局势仍然保持着相对平稳。国共双方也都在分别做着和谈的准备。
国民政府方面，自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倒也施行了一些“谋和”的举措，比如恢复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不过，由于国民党一贯以来的名声，想必没有哪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会傻到在这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站出来享受这些久违的“民主”吧？），重开了一些被查封的进步刊物，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去南京，还派邵力子等人去上海拜访了宋庆龄、章士钊、张澜等民主人士，甚至释放了一批政治犯。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了李代总统的和平诚意。
然而，伴随着李代总统这些举措的，还有远在浙江奉化溪口遥掌军政大权的蒋总裁大规模扩充军队、搬迁工厂物资等一系列举动。蒋总裁的这些举动无疑很不给李代总统面子，更表明了自己对和谈的不屑和否定态度。同时，李代总统在私底下将“同中共举行谈判，以求和解；阻止中共过江，以求体面和平；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作为自己代行总统职责后最紧迫的三项任务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国共和谈，实现“划江而治”，最终取蒋而代之，“确保东南半壁”，至少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而非完全接受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再加上受到各方掣肘，南京政府现在也只能把重点放在和谈代表团成员的选择上。
相比之下，共产党方面就显得有诚意多了。正如中共发言人在早前指出的那样，共产党现在还愿意让南京政府派出代表和谈，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己经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军事力量己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么，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因为国民党中央社曾于1月22日和27日两次播发傅作义和国防部有关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文告，表示认可，这就意味着，全国其他城市问题的解决也可循北平例。这同样意味着，“北平方式”就是李代总统的榜样和出路。
中共为了此次和谈成功，己经做出很大让步，不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对国军的主动军事进攻，从秘密渠道传回的消息甚至表明，如果南京政府完全承认中共提出的八个和平条件，中共可以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改编他们的军队；还允许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这么做固然对共产党革命的彻底性有所影响，但无疑可以减少国共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减少对国家各种设施的破坏——这一点对于国家今后的重建意义尤其重大。由此可见，中共现在考虑的己经不是单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战争之后国家重建中的国计民生问题。
当然，这一切，自然不是升斗小民们关心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生存下去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但在如今这样物价飞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己由艰难而陷入绝望，就连生存下去恐怕都是一个奢望！
在表面的平静下，现在的政府的确己经到了风雨飘摇的地步。
其实，即使是有钱人，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的不好过倒不是表现在生活上，毕竟物价飞涨和物资短缺对于手中持有大量硬通货又有各种门路的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国共和谈无论成与不成，他们最终都要面对共产党，而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什么福音。所以有不少富人己经举家外迁了。门路广的去了国外，门路差一些的去了台湾，但更多的人却还在观望。毕竟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国家也不可能不需要他们的才能，而无论是国外还是台湾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对于未知的事物，人们总是会本能地感到恐惧。而且如果现在离开，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就难说了，这对于乡土观念浓厚的中国人来说，显然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心理障碍。但这个人群的心理显然又是非常脆弱的，他们既寄希望于将要执政的共产党能容得下他们，但同时又对共产党有很多疑虑，抱有很大的戒心。如何对待他们，对于共产党来说，显然也是一个挑战。但不管怎么说，日子还是要过的。于是，在普通老百姓的挣扎哀号和富人们的长吁短叹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
这一天，周卫国正在书房中处理纱厂的事务。
其实现在周家的纱厂己经停工了，因为在投机盛行的今天，任何一个商家都无法正经做生意。很多商家为了牟取暴利都参与到了投机中去，但周卫国却有自己的原则，所以他干脆停止了周家名下的一些生意，纱厂就在停止之列。
他现在要处理的事务，正是纱厂数千工人的生计问题。
周家的家底厚，又有很多海外生意，纱厂停工本身对周家的影响并不大，但对这数千工人来说，却是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工人都要靠纱厂每月十块银元的工钱养家糊口。周家纱厂每月十块银元的工钱本来就是江南所有纱厂甚至是所有工厂中最高的，而且在物价飞涨的今天，实实在在的银元的购买力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极小，足以保证每个工人的家庭生存下去。这也是每个周家纱厂的工人都倍感幸运的一点。如今，纱厂却停工了，这些工人的心里立刻紧张了起来。但心里紧张归心里紧张，却没有一个工人闹起来，因为周家历来对待工人的仁厚使得他们对周家己经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任。没有人会认为周家将抛弃他们，工人们都明白现在的时局有多么艰难，也理解周卫国让纱厂停工的决定，他们并不奢望工钱还能照往常一样发下来，只是希望周卫国能够给他们一些生存下去的希望。
周卫国自然明白工人们的想法，所以现在虽然还不到月底，周卫国却己经决定将每人十块银元的工钱提前发下去让工人们安心。
他要让工人们都明白，只要周家一天不倒，就绝不会不顾他们的死活！周卫国这么做的底气一方面固然来自于周家厚实的家底，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局势的判断，周卫国明白，这段艰苦的日子并不会持续太久，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绝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工人。简单说，如果乘坐的船漏水了，周卫国更愿意同舟共济排水或堵漏为所有人而不是将其他人赶下船延缓进水速度为自己一个人争取活下去的机会。也许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国家民族大义，只是出于自己的良心，但这样的做法无疑比大多数所谓“高尚”的人还要高尚得多！
做完决定后，周卫国顿时一阵轻松，这时，就听下人通报，说有一名国军军官前来拜访。周卫国首先就排除了来的人是刘志辉的可能性，因为刘志辉经常来，周家的下人都认识他，如果是他来了，下人不可能通报说是一名国军军官。而且以刘志辉和周卫国的关系，他进周家基本上是不需要通报的。所以在听了下人的通报后，周卫国立刻问道：“那军官有没有说他的姓名？”
下人想了想，说：“好像是说姓沈。”
周卫国立刻想到了一个人——沈靖远。
于是问道：“他是不是说自己叫沈靖远？”
下人摇了摇头，说：“他没说全名，只说自己姓沈。”
周卫国说：“请他进来吧。”
下人应了一声，躬身出去了。
既然猜来的人是沈靖远，周卫国自然没有不见的道理，而且就算是个陌生的国军军官来找自己，见一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如果来的人真是沈靖远，周卫国倒觉得有些奇怪了。因为沈靖远虽然和刘志辉是老同学，两人关系很好，也是自己的学弟，还帮过自己的忙，和自己也有交情，却从来没有来过周家，现在为什么会突然来拜访自己？难道是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帮忙？但沈靖远现在是苏州保密局的负责人，在苏州官场上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别人拍他马屁还来不及，自己又有什么能帮上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