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阀 第564节
“那好吧，我看看再说。”
徐世昌来到小客厅，同年轻人寒暄几句，然后要过砚台，捧在手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边看边摸，又放在桌上磨试，觉得是一件真品，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且雕琢精美。徐世昌爱砚、识砚，知道是一件珍品，心里十分喜欢，不由己的便吟出一句诗：“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破云。好砚，好砚！”
年轻人笑着说：“先生所吟诗句，是唐代大诗人李贺李长吉的《青花紫歌》句吧，他的《昌谷集》中便有多处吟端砚的句子呢。”徐世昌点点头，但还是说：“学生所持是端砚无疑。但并非端砚中上品。请问，索价可否再落落？”
年轻人于是说道：“学生只是迫不得已，为了解燃眉之急才卖砚。若是平白无事，若是此砚送到原大总统徐世昌老那里，学生不出价，只怕亦可售洋千元！”
徐世昌心中一惊：“年轻人也知道我爱砚？如此说来，断不可露姓氏。否则，便无可还价了。”于是说道：“年轻人，这样吧，砚我留下了，我给你二百八十块大洋如何？”
年轻人再望望徐世昌，说：“看你老也是位识家，物得其主，总算美事。学生虽贫困潦倒，尚不至斤斤计较这二三十块钱。这样吧，先生要减价二十块大洋，我再减价三十块大洋，算送先生一点情。先生就给二百五十块大洋吧。唯盼先生能够珍惜此物！”
徐世昌终于以二百五十块大洋从受困的年轻人手中购得一件珍品。
可是年轻人走的时候的微微一笑，却让徐世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担心……
徐世昌很少问家事，即便下野寓居，也不问家事。近日，却有一事令他十分头疼，他不得不铤身而出，并且做出出人意外地决定一日，弟弟徐世光忽然从青岛来到天津。哥俩好久不见了，当然亲热之极，家事、亲情叙叨之后，世光忽然说：“哥，还有另外一件事，十分重要，得请你作主。”
自从徐世昌要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世光劝而不听之后，这哥俩便极少面对面谈心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今天，世光忽然上门，徐世昌有点惊讶。他望着面前的弟弟，没头没脑地说：“青岛家中还好吗？”
徐世光点头应了一声：“好。”
哥俩相对沉默片刻，徐世光才说：“哥身子骨好吗？”徐世昌也点头应一声：“好。”
徐世光说：“有件事不知哥还记得吧，我特地为此事来的。”
“什么事？”徐世昌问。
“咱们家曾经与袁项诚联姻的事。”徐世光说：“我到是想不起这件事了。前天，袁家吴姨太托孙宝琦来青岛，说大哥在财务大臣任上时，曾将初生小女指婴为婚，答应同项城结为亲家。如今孩子都大了，想商量一个定期成婚的日子。”
徐世昌猛然间便把眉头皱了起来，沉思片刻，说：“是有这么回事，是项城的三姨太吴氏所生的十公子，名叫克坚的。至于说成婚的事情么……”
徐世昌在天津悠闲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伐军已经逼近北京，而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也同时在那里蠢蠢欲动。
徐世昌的好友曹汝霖突然来到天津。这个比徐世昌小22岁的老资格外交家一进徐宅便恭恭敬敬地喊了声：“菊人兄！”
徐世昌一看是曹汝霖，惊讶了：“润田，你从哪里来？”
曹汝霖淡淡地笑着，说：“没有事做了，自然是蛰居为好。所以，也就消声匿迹了。”
这个从1911年就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留日学生，是天生的亲日派，在他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的时候，受袁命和陆征祥一起对日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之中，因为要签定“巴黎和约”遭到全国学生反对，大总统徐世昌被迫6月19日免了他和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
曹汝霖是“有事”来的，自然不甘心“消声”。他说：“菊人兄，你对目前形势有何看法？听说，最近日本人有干涉的迹象。”
徐世昌脱口说道：“无论世昌形势如何，中国形势如何，中国的事情还是得中国人来办，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是插手不得的。”
曹汝霖是亲日派，这一点徐世昌知道。徐世昌虽然是即兴表白，曹汝霖听之已觉不舒。忙说道：“你我都是北洋老臣，难道看着北洋就这么完了吗？我看这事情还得请日本人出面，北洋才有挽救余地！”
徐世昌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原来这位留日学生是来替日本人作说客的！便：说道“自己家里的事还是自己家里人办得好！”
曹汝霖和徐世昌相处多年，知道此人重利轻义，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会干。于是说：“菊人兄是做过大总统的人。有极大影响，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自然会救咱们北洋。”
徐世昌没有接话，只轻轻地背过身去。
凭心而论，徐世昌并没有彻底死了做官的心，他梦寐着东山再起，只是尚未逢到强有力的靠山。现在，曹汝霖给他提供机会了，只要他乐意，他还会有“前呼后拥”的岁月。不过，徐世昌毕竟是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懂得做人的礼义廉耻：
“中国人大混战，那是为权为利，兄弟棋墙，谁兴谁衰，只需看执政之后为民为国做了些什么？成功的王侯也好，失败的流寇也好，还都是中国人，闹的是家务事。而为日本人办事，替侵略者压迫自己的民族兄弟，那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呀！”
他对曹汝霖说道：“润田呀，我老了，力已衰、精也疲，丢东忘西，连大小便都常常失禁，怎么能再去料理一方政事呢？还是请你另选高明吧！”
“菊人兄……”曹汝霖还想以利害关系劝导。可徐世昌早已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请回吧。”
徐世昌在他的私宅里第一次下了“逐客令！”
曹汝霖没精打彩地走了。
徐世昌犹觉不放心，还特地对门房交待：“以后声润田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不必再回话了！”
这，是一个北洋军人的骨气！
兄弟打架不要紧，但绝对不做外国人身边的一条狗！
第四百四十三章 大劫案！
随着北伐军在河北大战架势摆开，北洋内部乱成一团！
而在山东督军田中玉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次劫案让其陷入到了极为被动的地步，迫使他的想法产生了极大转变。
那就是轰动全国的“临城劫车案”！
这一案件的主使人是孙美瑶。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话虽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
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
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在他来说，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1919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山东的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
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
徐世昌来到小客厅，同年轻人寒暄几句，然后要过砚台，捧在手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边看边摸，又放在桌上磨试，觉得是一件真品，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且雕琢精美。徐世昌爱砚、识砚，知道是一件珍品，心里十分喜欢，不由己的便吟出一句诗：“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破云。好砚，好砚！”
年轻人笑着说：“先生所吟诗句，是唐代大诗人李贺李长吉的《青花紫歌》句吧，他的《昌谷集》中便有多处吟端砚的句子呢。”徐世昌点点头，但还是说：“学生所持是端砚无疑。但并非端砚中上品。请问，索价可否再落落？”
年轻人于是说道：“学生只是迫不得已，为了解燃眉之急才卖砚。若是平白无事，若是此砚送到原大总统徐世昌老那里，学生不出价，只怕亦可售洋千元！”
徐世昌心中一惊：“年轻人也知道我爱砚？如此说来，断不可露姓氏。否则，便无可还价了。”于是说道：“年轻人，这样吧，砚我留下了，我给你二百八十块大洋如何？”
年轻人再望望徐世昌，说：“看你老也是位识家，物得其主，总算美事。学生虽贫困潦倒，尚不至斤斤计较这二三十块钱。这样吧，先生要减价二十块大洋，我再减价三十块大洋，算送先生一点情。先生就给二百五十块大洋吧。唯盼先生能够珍惜此物！”
徐世昌终于以二百五十块大洋从受困的年轻人手中购得一件珍品。
可是年轻人走的时候的微微一笑，却让徐世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担心……
徐世昌很少问家事，即便下野寓居，也不问家事。近日，却有一事令他十分头疼，他不得不铤身而出，并且做出出人意外地决定一日，弟弟徐世光忽然从青岛来到天津。哥俩好久不见了，当然亲热之极，家事、亲情叙叨之后，世光忽然说：“哥，还有另外一件事，十分重要，得请你作主。”
自从徐世昌要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世光劝而不听之后，这哥俩便极少面对面谈心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今天，世光忽然上门，徐世昌有点惊讶。他望着面前的弟弟，没头没脑地说：“青岛家中还好吗？”
徐世光点头应了一声：“好。”
哥俩相对沉默片刻，徐世光才说：“哥身子骨好吗？”徐世昌也点头应一声：“好。”
徐世光说：“有件事不知哥还记得吧，我特地为此事来的。”
“什么事？”徐世昌问。
“咱们家曾经与袁项诚联姻的事。”徐世光说：“我到是想不起这件事了。前天，袁家吴姨太托孙宝琦来青岛，说大哥在财务大臣任上时，曾将初生小女指婴为婚，答应同项城结为亲家。如今孩子都大了，想商量一个定期成婚的日子。”
徐世昌猛然间便把眉头皱了起来，沉思片刻，说：“是有这么回事，是项城的三姨太吴氏所生的十公子，名叫克坚的。至于说成婚的事情么……”
徐世昌在天津悠闲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北伐军已经逼近北京，而不甘心失败的日本人也同时在那里蠢蠢欲动。
徐世昌的好友曹汝霖突然来到天津。这个比徐世昌小22岁的老资格外交家一进徐宅便恭恭敬敬地喊了声：“菊人兄！”
徐世昌一看是曹汝霖，惊讶了：“润田，你从哪里来？”
曹汝霖淡淡地笑着，说：“没有事做了，自然是蛰居为好。所以，也就消声匿迹了。”
这个从1911年就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的留日学生，是天生的亲日派，在他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的时候，受袁命和陆征祥一起对日谈判，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之中，因为要签定“巴黎和约”遭到全国学生反对，大总统徐世昌被迫6月19日免了他和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
曹汝霖是“有事”来的，自然不甘心“消声”。他说：“菊人兄，你对目前形势有何看法？听说，最近日本人有干涉的迹象。”
徐世昌脱口说道：“无论世昌形势如何，中国形势如何，中国的事情还是得中国人来办，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是插手不得的。”
曹汝霖是亲日派，这一点徐世昌知道。徐世昌虽然是即兴表白，曹汝霖听之已觉不舒。忙说道：“你我都是北洋老臣，难道看着北洋就这么完了吗？我看这事情还得请日本人出面，北洋才有挽救余地！”
徐世昌一听这话心里明白了：原来这位留日学生是来替日本人作说客的！便：说道“自己家里的事还是自己家里人办得好！”
曹汝霖和徐世昌相处多年，知道此人重利轻义，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会干。于是说：“菊人兄是做过大总统的人。有极大影响，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自然会救咱们北洋。”
徐世昌没有接话，只轻轻地背过身去。
凭心而论，徐世昌并没有彻底死了做官的心，他梦寐着东山再起，只是尚未逢到强有力的靠山。现在，曹汝霖给他提供机会了，只要他乐意，他还会有“前呼后拥”的岁月。不过，徐世昌毕竟是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懂得做人的礼义廉耻：
“中国人大混战，那是为权为利，兄弟棋墙，谁兴谁衰，只需看执政之后为民为国做了些什么？成功的王侯也好，失败的流寇也好，还都是中国人，闹的是家务事。而为日本人办事，替侵略者压迫自己的民族兄弟，那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呀！”
他对曹汝霖说道：“润田呀，我老了，力已衰、精也疲，丢东忘西，连大小便都常常失禁，怎么能再去料理一方政事呢？还是请你另选高明吧！”
“菊人兄……”曹汝霖还想以利害关系劝导。可徐世昌早已举手，阻止他再说下去。“如果没有别的事，你就请回吧。”
徐世昌在他的私宅里第一次下了“逐客令！”
曹汝霖没精打彩地走了。
徐世昌犹觉不放心，还特地对门房交待：“以后声润田再来，就说我不在家。不必再回话了！”
这，是一个北洋军人的骨气！
兄弟打架不要紧，但绝对不做外国人身边的一条狗！
第四百四十三章 大劫案！
随着北伐军在河北大战架势摆开，北洋内部乱成一团！
而在山东督军田中玉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时候，一次劫案让其陷入到了极为被动的地步，迫使他的想法产生了极大转变。
那就是轰动全国的“临城劫车案”！
这一案件的主使人是孙美瑶。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话虽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
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
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在他来说，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1919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山东的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
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