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军阀 第1321节
他到现在还记得自己和曾经的继列宁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以及自己和其之间腥风血雨的对于权利的争斗！
当初没有人看好斯大林能够打败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
但是，斯大林却最终打倒了托洛茨基。
1929年1月，斯大林判决了前领袖的命运，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国境外。季诺维也夫说得很精辟：上告无门。
斯大林在驱逐托洛茨基时，保留了幽默感，用“伊里奇”号客轮把自称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的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为什么不把他弄死呢？当时他需要活着的托洛茨基，为了下一步的棋局。托洛茨基将成为反革命中心，他可以控告自己的敌人同这个反革命中心有联系。这是他用来钓未来的牺牲品的鱼饵。一切都算计好了，预先算准了好几步棋。现在，他需要对付另外一个敌人布哈林，就开始采取行动，通过……托洛茨基。
布哈林在临刑前夕，给斯大林写的绝命书中写道：“1928年，我在你那儿时，你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跟你好？你是不会搞阴谋的。’我说‘对。’其实当时我找过加米涅夫。”
“小布哈儿”一点都不懂事。他同加米涅夫会见的谈话纪录，斯大林迅即就得到了，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他为了嘲弄那个不幸的知识分子，故意问：“你是不会搞阴谋的吧？”他是在扮演奥赛罗。这样对方违心地说了谎，他就获得了刻骨仇恨骗子和叛卖者的权利。
他的格别乌作了布置，让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纪要落到托洛茨基手里。同以往相同，全都算计好了：托洛茨基仇视布哈林，是不会怜悯他的，就会立即发表谈话纪要。果然，“狮子”一出境就公布了这场谈话内容，给了斯大林一颗炸弹——有了指责右派同前反对派勾结的理由。
这时，斯大林有了新的支持者。拉杰克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获得了投诚的机会，既然斯大林已“转而向右开火……应该支持他。应该站在党的左侧战线，趁别人还没有站过去的时候。”他们在流放地相互写信转告。
要回头，就只好牺牲托洛茨基了，反正他是已经消失了的领袖。
拉杰克迅即写信给流放中的托派：“我们流放和坐牢，是自作自受。我已同托洛茨基决裂，我同他现在已是政敌。”
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
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改变观点，相互出卖？
托派主将之一、后来成了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亚塔科夫对目瞪口呆的瓦连京诺夫说：“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在24小时内改变自己的一切信念，迫使自己颠倒黑白。”
他们的党同教会一样，永远是纯洁的，那怕教士犯了错误也罢。因为党同教会相同，有一个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圣训，这样，党从总体上就不会犯错误，党员有罪也改变不了党的神圣本质。
由此产生了一条原则：“一切为了党”，这条原则准许相互出卖，使他们忠于他——神圣党的首领。
这时，悔过书如大潮涌来。
他把悔过了的“左倾分子”从流放地叫回来。
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夺得了党内最高的权利，甚至，他把自己置身在了列宁之上，仿佛列宁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一般。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他的命令非但无法传出莫斯科，甚至在莫斯科城内许多地方也都无法得到他下达的命令了。这对于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斯大林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么失去手中那巨大的权利……
叶诺夫走了进来，静悄悄的，连一点的声音都不愿意发出。当他进来之后，看到领袖正在沉思，于是他就站到了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
斯大林抬起头朝这位自己的情报头子看了一眼，起码，自己的情报机关还是值得信任的！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前身的“契卡”，无疑是从列宁到斯大林都最值得信赖，也是最可以依靠的武器了！
契卡的创始者是列宁，但是实际运作者是亚戈达。
十月革命后，亚戈达进了契卡机关。早在20年代，就担任了权力无边的格别乌的领导。恰恰是他，在苏维埃政权初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情报员网。在亚戈达领导下，列宁的公式“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变成了普遍现象。现在，每个公民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让你当情报员就是党对你的信任，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契卡大庆年，顿巴斯煤矿里抓了几十名工程师，他们被指控搞破坏……1927-1928年两年，都在搞侦查工作，说得确切点，是在排练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亚戈达的侦查员们对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师极为坦率。他们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起先他们当然极力辩白，但他们被告知：谁也不相信他们有罪，用不着辩白，而要合作。他们对这群可怜虫解释，对他们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当前在搞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搞破坏，就会激起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对真正的敌人的警惕，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保证他们不会被判极刑。
5月20日，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公审顿巴斯煤矿的破坏者。
53名工程师被送上法庭。外交使团包厢挤得水泄不通，世界各报的记者都来了。戏演得很成功：被起诉者全都极力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因为后者为他们辩护过头了。他们好像是在同检察长克雷连科比赛，看谁提出的罪名更重……
检察长要求判22人死刑。可是为了感谢他们态度好，下令只处决5人。仅仅五条冤魂，在全球性伟大任务中，这算得了什么！
他在中央全会上可以作出必要的总结了：“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这是一声号令，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挖掘破坏分子。
这一切都得感谢“契卡”！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斯大林终于开口问道。
“敌人已经进城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总司令正在进行着努力的抵抗。”叶诺夫低声回答道。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忠诚还是不用怀疑的。”一直到了现在，斯大林还是纠缠在“忠诚”二字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不忠诚的人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叶诺夫用很轻的声音，生怕打扰到斯大林一样：“一旦莫斯科无法继续坚守，那么我们的潜伏者将会潜伏下来，给予中国人以任何可能的破坏……”
斯大林仔细听了部下的报告，然后插了一句：“一定要坚决肃清在莫斯科失守后的那些投降分子！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容情，要给予坚决的铲除！就像当年我们铲除那些富农一样！”
“是，我明白。”叶诺夫尽管如此回答，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当年铲除富农的运动，给所有俄国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1929年末，在斯大林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20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又要农民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愿意，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我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
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
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建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但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斯大林如今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
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决，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恳求不要把他们划为富农。
“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晚上，他们主动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
当初没有人看好斯大林能够打败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托洛茨基！
但是，斯大林却最终打倒了托洛茨基。
1929年1月，斯大林判决了前领袖的命运，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俄国境外。季诺维也夫说得很精辟：上告无门。
斯大林在驱逐托洛茨基时，保留了幽默感，用“伊里奇”号客轮把自称为忠实的列宁主义者的托洛茨基驱逐出俄国。他为什么不把他弄死呢？当时他需要活着的托洛茨基，为了下一步的棋局。托洛茨基将成为反革命中心，他可以控告自己的敌人同这个反革命中心有联系。这是他用来钓未来的牺牲品的鱼饵。一切都算计好了，预先算准了好几步棋。现在，他需要对付另外一个敌人布哈林，就开始采取行动，通过……托洛茨基。
布哈林在临刑前夕，给斯大林写的绝命书中写道：“1928年，我在你那儿时，你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跟你好？你是不会搞阴谋的。’我说‘对。’其实当时我找过加米涅夫。”
“小布哈儿”一点都不懂事。他同加米涅夫会见的谈话纪录，斯大林迅即就得到了，而且通过好几个渠道。他为了嘲弄那个不幸的知识分子，故意问：“你是不会搞阴谋的吧？”他是在扮演奥赛罗。这样对方违心地说了谎，他就获得了刻骨仇恨骗子和叛卖者的权利。
他的格别乌作了布置，让布哈林同加米涅夫的谈话纪要落到托洛茨基手里。同以往相同，全都算计好了：托洛茨基仇视布哈林，是不会怜悯他的，就会立即发表谈话纪要。果然，“狮子”一出境就公布了这场谈话内容，给了斯大林一颗炸弹——有了指责右派同前反对派勾结的理由。
这时，斯大林有了新的支持者。拉杰克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获得了投诚的机会，既然斯大林已“转而向右开火……应该支持他。应该站在党的左侧战线，趁别人还没有站过去的时候。”他们在流放地相互写信转告。
要回头，就只好牺牲托洛茨基了，反正他是已经消失了的领袖。
拉杰克迅即写信给流放中的托派：“我们流放和坐牢，是自作自受。我已同托洛茨基决裂，我同他现在已是政敌。”
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
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改变观点，相互出卖？
托派主将之一、后来成了忠实的斯大林分子的皮亚塔科夫对目瞪口呆的瓦连京诺夫说：“为了党，可以而且应该在24小时内改变自己的一切信念，迫使自己颠倒黑白。”
他们的党同教会一样，永远是纯洁的，那怕教士犯了错误也罢。因为党同教会相同，有一个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圣训，这样，党从总体上就不会犯错误，党员有罪也改变不了党的神圣本质。
由此产生了一条原则：“一切为了党”，这条原则准许相互出卖，使他们忠于他——神圣党的首领。
这时，悔过书如大潮涌来。
他把悔过了的“左倾分子”从流放地叫回来。
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夺得了党内最高的权利，甚至，他把自己置身在了列宁之上，仿佛列宁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他那么大的成就一般。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他的命令非但无法传出莫斯科，甚至在莫斯科城内许多地方也都无法得到他下达的命令了。这对于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斯大林不甘心，真的不甘心就这么失去手中那巨大的权利……
叶诺夫走了进来，静悄悄的，连一点的声音都不愿意发出。当他进来之后，看到领袖正在沉思，于是他就站到了一边一句话也不敢说。
斯大林抬起头朝这位自己的情报头子看了一眼，起码，自己的情报机关还是值得信任的！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前身的“契卡”，无疑是从列宁到斯大林都最值得信赖，也是最可以依靠的武器了！
契卡的创始者是列宁，但是实际运作者是亚戈达。
十月革命后，亚戈达进了契卡机关。早在20年代，就担任了权力无边的格别乌的领导。恰恰是他，在苏维埃政权初年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情报员网。在亚戈达领导下，列宁的公式“每个党员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变成了普遍现象。现在，每个公民都应成为契卡工作人员。让你当情报员就是党对你的信任，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契卡大庆年，顿巴斯煤矿里抓了几十名工程师，他们被指控搞破坏……1927-1928年两年，都在搞侦查工作，说得确切点，是在排练一场史无前例的闹剧。亚戈达的侦查员们对这批目瞪口呆的工程师极为坦率。他们之所以目瞪口呆，是因为起先他们当然极力辩白，但他们被告知：谁也不相信他们有罪，用不着辩白，而要合作。他们对这群可怜虫解释，对他们的假指控有崇高的政治目的：当前在搞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他们承认搞破坏，就会激起人民对资本主义的义愤，提高对真正的敌人的警惕，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
为此，保证他们不会被判极刑。
5月20日，莫斯科举行了首演：公审顿巴斯煤矿的破坏者。
53名工程师被送上法庭。外交使团包厢挤得水泄不通，世界各报的记者都来了。戏演得很成功：被起诉者全都极力地痛斥自己，甚至还请求撤掉辩护人，因为后者为他们辩护过头了。他们好像是在同检察长克雷连科比赛，看谁提出的罪名更重……
检察长要求判22人死刑。可是为了感谢他们态度好，下令只处决5人。仅仅五条冤魂，在全球性伟大任务中，这算得了什么！
他在中央全会上可以作出必要的总结了：“阶级斗争显然在加剧……不用说，这类案子还会发生……”这是一声号令，所有的企业都开始挖掘破坏分子。
这一切都得感谢“契卡”！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斯大林终于开口问道。
“敌人已经进城了，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总司令正在进行着努力的抵抗。”叶诺夫低声回答道。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同志的忠诚还是不用怀疑的。”一直到了现在，斯大林还是纠缠在“忠诚”二字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不忠诚的人造成的杀伤力往往是最恐怖的：“你呢？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准备好了。”叶诺夫用很轻的声音，生怕打扰到斯大林一样：“一旦莫斯科无法继续坚守，那么我们的潜伏者将会潜伏下来，给予中国人以任何可能的破坏……”
斯大林仔细听了部下的报告，然后插了一句：“一定要坚决肃清在莫斯科失守后的那些投降分子！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容情，要给予坚决的铲除！就像当年我们铲除那些富农一样！”
“是，我明白。”叶诺夫尽管如此回答，但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当年铲除富农的运动，给所有俄国人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1929年末，在斯大林寿辰前不久，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伟大转折之年》，定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任务。
“20世纪，我国准备有组织地歼灭在农田上耕作的同胞。将同消灭富农一起完成的任务是：消灭俄罗斯的旧农村。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现在又要农民归还土地和牲畜，集体使用。要放弃农民感到亲切的概念‘我的’，去学会讲‘我们的’。富农当然不愿意，会阻挠。为了节约时间，我决定以革命方式行事：干脆把他们消灭。”
他任命忠诚的莫洛托夫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以便彻底解决问题。莫洛托夫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造成了大量流血事件。
该委员会于最短期限内制订了从总体上消灭富农的计划。富农被赶到北部地区——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
当时的知名经济学家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扬诺夫建议利用富农这些最能干、最热爱劳动的农民去垦荒，把哈萨克游牧民族抛下的生荒地长期租给他们使用。但这些经济学家不理解，斯大林如今要搞的不是经济，而是要完成政治任务：彻底消灭一个阶级。革命家特卡乔夫的公式“应当考虑的是该留下多少人”占了上风。
2月，莫洛托夫及其委员会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分子，送劳改营或者枪决，家属迁到最遥远的地区。第二类是其余最有钱的富农，送到遥远的不毛之地。第三类是破落富农，迁到集体农庄外。
谁都说不清，该把谁划到哪一类。
如何确定谁是富农？如何把中农同富农分开？不幸的富裕农民，命运全掌握在格别乌、党员干部和贫农手里。殷实的农民自动把财富捐给集体农庄，恳求不要把他们划为富农。
“剥夺富农是在贫农积极参与下进行的……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晚上，他们主动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中央委员、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瓦莱基斯在《真理报》上满意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