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90节

……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在基础物理学方面，中国现在的研究肯定是不如世界的，既没有那么多的可在基础物理学科方面做前沿性研究的大学、研究所，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烧。清华、北大物理系以及中科院在开展原子物理的研究，不过这可能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的：核物理，继而发展核工业和核武器。

一切都是为了“应用”而做的研究。

不过，国内也还存留了少数坚持做“没什么卵用”的前沿理论性研究的科学家，其中包括中央书记处特许保留下来的相对论研究的“种子”：浙江大学物理系。

自从中央意识到文件的时空穿越“有可能”在相对论时空观方面找到答案之后，1955年，束星北被调到浙江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主任。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博士点，是国内唯一专门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空观的研究机构。

1958年9月，中国教育部、科学院联名回复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协会（GRN），明确表示中国会参加1959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GR-2）。

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序号是GR-0，所以第三届是GR-2。

GRN很快回电，说这太高兴了，从此GRN可以增添一个新的国家成员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非常棒。

10月份郭沫若来到杭州，鉴于此时中科院下属各所对相对论的研究没有浙江大学那么强，因此郭沫若打算让束星北为团长，再带1~2名相对论的青年研究学者前往开会。参加年会的团体是要提交论文的，阐述自己近年来在相对论领域的最新研究，因此郭沫若也要提醒一下。

“我写不出来，我什么都写不出来。”

束星北垂首长叹，眼里满是哀伤。

郭沫若不知道说什么好，相对论并不是他擅长的东西，甚至按严格的标准来说“理解相对论”都谈不上。郭沫若只能说道：“如果有什么困难，我是说物质上的困难，我这边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或者帮你张罗着多召唤一些人手。”

束星北还是摇摇头：“不是物质的困难，物质……现在已经够了。写不出来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相对论前沿的物理学家了。”

1926年，19岁的束星北留学，在欧洲和美国辗转了几个学校，1930年进入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攻读硕士。这个时候束星北确实算是在相对论、天体物理领域的最前沿学习、做研究的学者。

但归国之后，束星北就从天上“跌落”到了地下，在中国，相对论研究的土壤太过薄弱，现实的“引力”太过沉重。束星北最后一次阅读相对论领域的国际论文期刊是在1939年，那时候他已经撤离了浙江大学，是在江西吉安的大山里，借着昏黄的煤油灯阅读了几册1937年出版的论文集。

再后来抗战条件越来越艰苦，就连过期论文都读不到了，抗战期间束星北受聘于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技术室，搞过无线电、搞过密码，还修过雷达。抗战胜利、建国，直到1955年之前，束星北都在山东大学教经典力学和电磁学，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在研究相对论。

中科院、教育部答应GRN参加年会，束星北也很快拿到了北京寄来的GR-0、GR-1两次会议的论文集。此时束星北惶恐地发现，他甚至要很费力才能读懂其中的论文（并且还不是全部），有一些论文中的观点他用了几天时间推导公式，仍然不太肯定自己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义。至于从论文的内容再引申扩展形成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做其他独创性的研究——束星北觉得，他现在根本做不到。

束星北表示自己做不出相对论领域前沿的研究探索了，现在只是个科普老头和教员。而且束星北不肯攒那种很水的凑数论文。束星北在浙江大学这两年是带了一些学生，但这些学生也没到出成果的时候。郭沫若了解到了这个情况回北京和中科院、教育部领导层商量，又过问了总理，总理指示，让郭沫若如实把这个情况告知GRN。

接下来GRN的反应完全在总理的预料之内。根本不用刻意“卖惨”，束星北这二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就让GRN唏嘘不已。当得知中国在十分艰苦和穷困的条件下，竟然专门在一所他们国内的著名大学设立了相对论博士点、相对论与引力研究中心，虽然只有20多个学生，但相对论这个物理江湖的“非主流宗派”竟然在东方有一个名不经传的分支，GRN的科学家们沸腾了。

要知道这个时候，苏联科学界对爱因斯坦最客气的说法也只是“他是个科学的天才，哲学的侏儒”，对相对论，苏联科学界则是“只用，不宣传，不讨论”。然而，在红色阵营当中，遥远的东方，竟然存在着这样一群钻研相对论的人。不但他们在钻研，而且这个研究中心是中共最高层直接授意建立的？

GRN组委会很快给中国发回了一封所有委员联署的函件：什么都不用准备，束先生准备一篇演讲，讲述浙江大学物理系相对论研究中心如何建立的，团队如何召集和如何起步的，就可以了。

束星北在剑桥大学时的导师亚瑟·爱丁顿已经去世了，但他在爱丁堡大学就读时的老师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就那个物种起源的达尔文的孙子）健在，小达尔文三世表示非常想来中国访问，扩大基础物理领域的学术交流。而亚瑟·爱丁顿的学生加波施金、赫尔曼·邦迪、钱德拉塞卡等人则都在摩拳擦掌，想预定1959年来浙江大学教一两门课。这算是来学术薄弱的国家扶贫吗？……大概算是扶贫。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我们中央的同志也曾接触过一些很基础的教材，虽然没能完全理解它，但我们知道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狭义相对论的一些结论，已经被用在实际的科学技术和工程中了，广义相对论虽然现在还没有对生产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理论，它有继续发展下去的必要性，中国有在领域展开研究、贡献出自己学术成果的责任。”

“当然，出于我们国家的现状，现在的各大学，物理学方面偏重应用的比较多，偏重理论的比较少，理论当中，偏重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的比较多，研究相对论的少。但正是因为相对论的重要性，我们还是在浙江大学建立了这样一个研究中心。”

“国际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年会这样的形式很好，把世界各国，各个地方搞相对论研究的人集合起来，那么多头脑碰撞在一起，总能碰撞出一两个火花，推动物理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愿意十分积极地参与到其中去。”

“有人说相对论倡导的哲学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甚至说他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什么？是实事求是。”

“广义相对论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与时空的认识，如同牛顿力学影响了之后几个世纪的哲学，广义相对论的思想也深刻影响着20世纪以来的哲学发展。有些人就此觉得，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抵触了，殊不知辩证唯物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发展和进步的哲学，它与相对论所揭示的规律不是相互矛盾的关系，而是前者从后者吸取养料，不断发展的关系。”

“从时空观的角度来说，广义相对论证明了时空与物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绝对时空观的又一次重大突破。相对论取消了‘绝对性’，揭示了过去物理学中被先验地赋予优先地位的那些观念的局限性，这正为恩格斯所说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显示了它在科学思想史上的独特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也要有时空观，相对论时空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

这本是主席写给GRN的信件，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感谢GRN吸纳中国并且对中国科学家参加年会予以了非常大的支持，同时主席也解答了科学界的一些疑问：马克思主义真就会排斥相对论吗？

因为主席信件后半段用了不少篇幅回应怀疑和解答问题的内容，GRN决定把主席的这封信也列入1959年GR-2年会的论文集，并帮主席这封信拟定了标题。

“中国主席对相对论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好像苏联人从来没有说过。”GRN的会员当中，弗里曼·戴森奇怪地问道。

钱德拉塞卡：“苏联人有苏联人的解释，中国人可以做出自己的解释。”

戴森：“如果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真是难以置信，有那么雄厚的科学底蕴的俄罗斯将相对论拒之门外，东方国家的主席反而对相对论有浓厚的兴趣。”

高尔顿·达尔文：“二位可能还不太熟悉共产主义阵营的领袖的格局。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这个理论，列宁和斯大林创立了苏联，并且也创立或者说发展了他们的理论，但现在斯大林已经死了，在共产主义阵营当中，资格最老、对马克思的理论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毛。他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了共产主义制度，因此他的理论在红色阵营里面是举足轻重的。”

戴森：“也就是说，如果毛说相对论不会推翻马克思主义，只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最终其他的红色阵营国家也不能不重视他的意见？”

高尔顿·达尔文：“应该是这样。”

钱德拉塞卡：“达尔文爵士，我现在觉得我们甚至应该邀请毛来参加年会。”

第九十二章，准备迎接十年大庆

1959年1月11日，601（沈飞）东风-102（歼-6原型机）由试飞员吴克明首飞成功。

这架东风-102就是标准的米格-19L超音速战斗机（截击机）。这个位面的东风-102没怎么修改米格-19L的图纸，因此原型机设计制造比较快，第一天的试飞也很顺利。

原历史位面的东风-102，沈飞在拿到米格-19的图纸之后不先做个原型熟悉上手，直接拿着米格-19图纸开始上魔改。因为发动机实在不会改，就将机身整体强度砍到米格-19的86%，减重提升其他方面的性能，结果连基本的飞行性都难以保证，制造出来的33架样机全部作废，只好退回去重新一点不差地复刻米格-19，1962年复刻成功。

1958年，国内报纸报道了苏联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进展，其中有一篇头版文章写的是《苏联工农业开展大跃进运动 力争五年之后全面赶上美国》。这篇报道不知道触发了什么，就跟把天捅了个窟窿似的，中宣部调查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不，整个新华社都来回审查了一遍，然后全体编辑记者上了一个月培训班，主要培训的中央精神是“不再报道苏联超速发展的任何新闻，尤其是带‘跃进’字样的报道”。

这件事捅破天还因为它不只在新闻记者圈内震荡，就连沈飞都波及到了。重工业部、国资委要求沈飞把正在执行的项目全部过一遍，那些指标过高的、进度要求超出一般规律的项目全部重新核验。本来沈飞的设计室真的有一些青年骨干在规划新型号的战斗机，但这些新研制计划重新排优先级，沈飞改为先保证顺顺当当把米格-19仿制出来。

对于青年骨干设计的作品，1月底钱学森与聂荣臻一起去了沈飞，挨个看这些新设计，给他们提出技术方向上的建议，同时聂帅也要求空军多说自己的想法。

钱学森在沈飞看到的设计图纸有6份，其中有5份是基于米格-17或米格-19的发动机设计的。米格-17是亚音速，米格-19极速也才1.3马赫。然而这些新设计的战斗机方案，有两种的飞行速度达到了2马赫，其中升限最高的达2.4万米。

用上一代的发动机怎么设计出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战斗机的飞行性能？无非是大开脑洞，搞各种接近绝对理想的减阻气动外形，内部则该减重的不该减重的全减了。这些设计如果硬要通过评审上马，大概在做静力试验的时候样机就会崩掉，但也不一定——有时候静力试验也是可以搞假的。

不过钱学森没有逐条方案“批驳”其中的不合理之处，而是从航空器的设计原则来讲，告诉他们发动机的技术水准决定了一架飞机设计出来之后的性能上限，601通过仿制米格-17/歼-5形成了初步的战斗机设计能力，这很好，但发动机的设计改进能力是最先需要“到位”的。如果发动机没有进步，在飞机机体上玩各种花活不是说没有用处，偶尔也会诞生奇迹，但奇迹不能作为常态。

况且战斗机本身的结构方面，新的力学计算技巧、设计原则、材料技术、材料加工技术，这些也比头脑风暴更加重要。

钱学森和聂荣臻在601呆的这几天，把601设计部的工作重点引导到了更“基础”的功夫上面，比如发动机要优于飞机总体设计（沈飞已经扩展成了飞机、发动机、生产设计在内的联合体）；要优先搞定RD-9B（涡喷-6）并尝试提高改进；新一代飞机的研制应该拆分开来，先做“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然后是“未来气动外形设计”，再然后才是下一代战斗机的整体设计。

说到“未来战斗机概念设计”，这又不能沈飞独自来搞，必须得拉空军进来听取他们的意见。

空军的意见是什么？

“战斗机就是截击机，我只要截击机截击机截击机”

钱学森：“……”

好吧，不管怎样，空军还是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技术要求。那么就先满足这个要求。

在1959年，正是美国和苏联只有不太成熟的第一代洲际导弹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核打击的主要手段都是灭国的战略轰炸机队强杀（过两年就不是了）。B-52飞得比较高，速度高亚音速米格-17也不太容易追，这样的轰炸机成群碾进来，可不得手忙脚乱么。

出于截击作战，空军对新战斗机（米格-19之后的下一代）的基本要求是：

速度再快一点，升限再高一点，航程再远一点。

速度快和航程远是一体的，它可以让敌方轰炸机来袭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机场的战斗机能起飞并聚集到某一条轰炸航路参与拦截，这样就能拦下更多的轰炸机。

升限高，爬升上去咬住轰炸机就更方便一点。

至于作战模式，空军也定死了：在陆基雷达的指引下作战，局部沿海地区则是在预警机引导下的海空截击战。反正都是国土防空嘛。

“其中有一项性能要求，不是必须达到的，但你们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一下。”

空军前来召开技术会议的参谋念到最后，念了一条不知道空军参谋部哪位青年参谋加进去的意见：

“截击机上配备防空导弹可以极大地提高截击机的作战效率，初期应先装备近程或中程空对空导弹，远期最好是装备100公里射程甚至更远射程的远程防空导弹。”

空军的这些要求提出给沈飞之后，601的总师、设计师们陷入了片刻的沉默。

“嗯……这种要求，”黄志千说，“似乎，米格-21就几乎刚好可以完美地满足。除了航程之外。”

……

绕了一圈，原来空军喜欢的是米格-21。

现在中国在引进米格-21吗？还真在引进。

时间是1959年2月，总理访问苏联。在莫斯科，总理与米高扬签订了1959年到1967年的《中苏经济合作协定》，在这份协定里，双方达成了引进米格-21战斗机（包括图纸和生产设备）的意向。

达成意向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在3月份，由以徐昌裕、李兆翔为正、副组长的航空专家小组赴苏联谈判有关航空工业的援建项目——主要是两个项目，图-16和米格-21。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1959年双方就可以把正式的合同签下来，当年开始技术转让和设备交接。

（真实历史线，中苏关于引进米格-21的项目到1961年都还是勉强正常的，1961年3月全面崩）

这两个项目非常有技术含量，但对中国来说已经不是“万事开头难”的阶段了。轰炸机方面中国已经会造轰-5了（伊尔-28）；战斗机则仿制了米格-17，已经生产了400多架，刚刚仿制成功米格-19。

就是已经打好了基础，然后再在其上提高一步。

《中苏经济合作协定》不只有军事工业的转让，当然还有民用工业技术的转让转移（后者才是占大头的）。不只有苏联向中国的技术转让，还有中国向苏联的技术转让和出口。

中国向苏联转让“浑金”Pro晶体管计算机的图纸，并向苏联批量出口晶体管。

与此同时，苏联还按原先的计划走，从中国陆续购买“浑金”和“沪升”系列的计算机。

其他的就是一些常规商品了：收音机和电视机。

中国能反向苏联转让技术的就只有计算机这一种东西了。和苏联向中国转让的工业技术总价值相比，计算机及相关的技术、产品只相当于苏联给过来的东西的1/5。

“从1959年起，我们的重型机器制造部就要安排你们所要的飞机制造设备的生产了，”米高扬对总理说，“因为必须优先为你们的米格-21生产线和图-16生产线生产工业母机，苏联的另一位朋友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

总理：“另一位朋友，是说印度吗？”

米高扬点点头：“是印度。印度需要一种高性能的战斗机，以取代他们空军现役的两种法制战斗机。”

总理：“印度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他们自然也是需要一支强大的国防军保卫自己的国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印度所面临的国防战略形势，比中国要轻松很多。”

米高扬：“这我同意。但是，毕竟他们有五亿人口。虽然周边没有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但他们国土还存在着殖民地的残留物。”

总理：“印度加强军事力量的举措是有必要性和正当理由的，只是我有些担心，他加强军备之后，会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付巴基斯坦或者其他的与他相邻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打过一次印巴战争了。”

米高扬：“那次战争是巴基斯坦确实过分地靠近美国了。”

总理笑笑，没有继续就这个问题辩论下去。

1959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用中国的常用话体系来说，它的重要在于它是“十年大庆”。

虽然只是“二五”的第三年，但是靠近十年这个节点，许多项目和工程都希望在今年结出果实。

从国家大的经济面来说，1959年有望达到工业总产值高于农业总产值（在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价格采用正常数据之后，工业总产值仍然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意味着中国按照“第一型工业国标准”，可以算是初步的工业国了。

国企管理体制不断摸索和更新，大部分行业的利润逐渐稳定。民营企业注册量和总生产力不断快速上升，带来的财政收入连续数年快速增长。

只是陈沄一直在念叨的增值税取代商业税的方案，到现在还被认为核查核算的难度过大，只能过几年之后再商议。

国防科技方面，沈飞交出了歼-5，可以在国庆节大阅兵时通过天安门。歼-6……可能还在试飞中，1959年不太适合飞出去。

长春交出了第一辆T-54A的仿制型，虽然是1958年11月下生产线的，但由于首批20辆交付部队的时间是1959年2月，因此型号定为“59式中型坦克”。这坦克当然预定参加阅兵式。

海军方面，完成了4艘01型护卫舰（组装和仿制的里加级火炮护卫舰），然后暂时停止了继续建造，这时候海军主力还是各种快艇，“广东”号巡洋舰（就是从英国买来船壳的“利物浦”号）初步完成改装，预计在5~6月份出海试航。

然后就是导弹火箭方面。

——近程弹道导弹可以在国庆阅兵中展示了，但中程弹道导弹还在犹豫中。犹豫的主要理由是：“这种实战能力很差的导弹，展示给全世界看，真的好么？”

在这时候，颇有些“战略忽悠”心得的粟峪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导弹实战能力比较差，那展示出去不正好嘛？”

第九十三章，中国与印度应当和平解决边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