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49节

第二十章，李强-4号晶体管

1938年花园口炸坝导致黄河水溢四省，除了酿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四处横流的黄河水还祸害四省数十年，形成一个历史名词“黄泛区”。

至1952年，黄泛区仍有大约1000万亩耕地处于完全的弃耕状态，毫无肥力的黄河淤沙到处堆积，盐碱卤硝遍地，连红薯都种不活，芦苇杂草丛生，稍有风起黄沙遮天蔽日。

除了1000万亩完全绝收的弃耕耕地，还有2000到3000万亩耕地因为1938~1946年被黄河水浸泡过，有不同程度的盐碱化或淤沙覆盖现象。虽然硬要种地是能长出秧苗来，可地力过于贫瘠，农民劳作一整年，收成可能连干饭都吃不起只能喝红薯粥。

黄泛区中的过半数地区，在1950年和1951年根本无法向国家净输出粮食，反而要吃救济粮。1950年国家划拨50万吨粮食补贴黄泛区，1951年是66万吨。1952年因为春旱，黄泛区脆弱的农业又一下子崩溃了，国家已经预备好到秋冬季节划拨60~70万吨粮食救济黄泛区。

黄泛区的治理也在进行，除了加固黄河大堤，各地党政机关还在组织群众恢复耕地。

这些都是巨大的工程。傅作义1950年视察黄泛区，到郑州后考察组所有人都看见了一望无际黄澄澄的沙甸，从郑州向东南方绵延不绝一百多公里才出现一小条中断。在黄河水汹涌夺淮入海的那些年里，黄土高原来的黄沙已将河南安徽最肥沃的平原变身为亚欧大陆最东部的沙漠。

郑州以东尉氏、通许、扶沟、太康、淮阳直至安徽的20多个县域内，良田再造是那个年月最大的民生工程。盐碱地挖渠排水，借助雨水冲刷逐年降低盐碱度。被黄沙覆盖的土地就挖。把上层的沙土（0.5~2米厚）挖掉，放在左边，再把深层还有些肥力的土壤挖出来，放到右边，先把沙土填入，再把深层土壤压在沙土上面——这一切全靠人力。

其实在1946年，联合国救济署就注意到了黄泛区的民生问题很严重，并且在当年进行过救济，一共提供了15万吨粮食和3万吨化肥。毫无疑问地，粮食被国民党充作军粮了，化肥也被挪用了。之后愤怒的联合国救济署就有几年没来。

1951到1952年，中国收集了大量黄泛区的实际情况资料、图片照片，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团依据这些事实再次在联大提出这个议案。顾维钧在联大和粮农组织来回奔走，解决各种程序问题，摆平那些带政治意味的刁难，终于让联合国通过了一个长期的粮食援助计划。

总之黄泛区今后还有很多年会持续贫困，持续粮食不足，需要国家补贴吃饭的口粮，中国在联合国成功运作到了联合国的粮食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当然有没有联合国援助，中央都要调拨粮食给黄泛区，但现在不是每年有80万吨联合国的粮食么，原先预备用来补贴黄泛区的粮食就可以省下来了。

联合国援助的粮食预定送至连云港，但救济计划署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开运粮食和化肥之前，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会先抵达这两个城市踩点，这也是50年代稍有的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机会，而且是直接深入中国的农村。不过联合国工作人员当中来自西方国家的成员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游记”在国外报刊发表，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

北京计算机中心的占地面积在过去两个月又扩大了不少。新盖的那栋三层小楼根本不够李强摆开试制晶体管的摊子，于是计算机中心主楼北边的民房——原先计划是警卫部队的营房也被占用了，警卫部队的军营再往北挪100米找房子住。

现在北京计算机中心收集了尽可能齐全的公开资料、论文、专利文档，这是试制晶体管最主要的技术资料。当然，李强在很多时候还得回过头来查阅量子力学的论文、讲义，这就是找物理教材的事了。

到10月份——你们以为李强的晶体管快要试制成功了？

不，李强现在已经成功试制出了9种晶体管，每种设计制作出来的样品都可以完成二极管或三极管的功能。

有威廉·肖克利和约翰·巴丁两人的论文和专利打底，有国内国外收罗的设备器材，不但李强能制作出可用的晶体管，这时候很多大学的实验室也能搓出一两个晶体管来用于研究或教学演示。

这个时期美国死磕晶体管技术，一大堆名校毕业的高智商人才绞尽脑汁，都是为了找到一种廉价的可大批量生产的晶体管技术解决方案。不只是晶体管本身的结构设计，还包括全套制造工艺和制造流程设计。

现在最便宜的真空电子管几十美分，“璞玉”计算机上用的能承受几千赫兹高频运算的电子管7卢布（1.75美元）一个。晶体管在体积、抗震性、可靠性方面有优势，但是能不能在价格上压倒电子管呢？

——在五十年代初期，还真比较难。

就是在这一年，1952年8月，贝尔实验室宣布，他们已经搞出了一种可量产的晶体管设计，报价是——锗三极管100美元一个，锗二极管62美元一个！

更夸张的是，美国空军认可了这个报价！而且真的采购了！

美国空军当然不是单买晶体管，而是买计算机，1954年诞生的TRADIC数字式晶体管计算机。装有684个贝尔实验室设计的1734A型盒式晶体管和一千多个锗二极管，这物料价格是多少美元可以自己算。TRADIC计算机贵是贵，但功率不到100瓦，体积小且轻巧，美国空军将它安装在B-52战略轰炸机上使用。所以——价格也就不是问题了，B-52用的计算机还能要求什么，这种飞机上边昂贵的零件多了去了。

因为现在拿不到贝尔实验室的这种专供军用的晶体管资料，所以李强对两个月前发生的这件事并不知晓。实际上，TRADIC计算机上使用的1734A型晶体管其实和李强试制的LQ-4号晶体管极为相似。

LQ-4号晶体管李强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用电炉熔融锗，仔细地调整其中的元素比例，做到合理掺杂，然后慢慢引出来，熔铸成一根比铅笔芯粗不了多少的锗棍。把锗棍切成小段，放在显微镜下，由李强自己手工完成最后的工艺步骤。每加工一小段锗棍要耗时近2小时，李强用了大半天时间才加工出3个晶体管，其中一个管在封装后进行测试发现还是坏的，不知道哪一步流程自己手抖了或是没做对。

“李局长，我觉得有一些人加工的手艺应该比你好。”

计算机中心主任闵乃大提建议。

“李局长，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传统老手艺人，做微雕的，好像叫……金大师，他还有一个刚刚学成出师的徒弟。金大师可厉害了，他展出的作品，一粒米，比你这锗棍还小，他能在这一粒米上面雕刻出一座凉亭来。”

“行行行，打住，”李强满头黑线，“把金大师请来也不管用啊，现在全国有这手艺的就他一人，加上他的关门弟子，两人。两个人手搓能搓出来多少个晶体管，咱一台计算机上就有几千个电子管呢。我们得找到一种可以工业化生产的方案，不用大师来做也不用我亲自上马，经过培训的技工就可以制造的方案。”

闵乃大：“也是。这种微雕大师没个10年8年技艺根本练不出来，现培养肯定白搭。那……这个不行，其他的方案呢？有没有做起来比较便宜的方案？”

李强：“现在还没有。”

李强设计的晶体管分别叫LQ-1到LQ-9，其中LQ-1完全是复刻威廉·肖克利用于演示的那个晶体管。李强做出来基质后才发现，肖克利搞出的这种晶体管样式只能用金箔，用铝箔锡箔铜片都不行。再加上加工也很复杂，量产没戏。

LQ-2像一块麻将牌，左右下嵌入了三块铜片，加工复杂而且费锗，没戏。这时候李强已经感觉到未来的计算机主要原料肯定不是锗，因为锗的储量和产量都很有限，未来也没太大的提升空间，最有可能的材料是硅。只是现在单晶硅还不知道如何制造，只能先拿锗下手。

LQ-5是在LQ-4之后设计的，李强认为LQ-4采用极度复杂、高难度的微加工方式肯定不行，转头过来改进LQ-2。LQ-5也是一个方块的锗，但比LQ-2小得多，大概像一颗陆战棋棋子或者说只比指甲盖略大，锗基质，另外还使用少许的银和铜。

LQ-5除了体积小点，不那么费锗，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优势，加工难度比LQ-2还更大了。

再往后，还有一个三极管设计方案LQ-8。这个方案看起来加工步骤比LQ-4简单多了，但它的问题是成品率极低。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李强弄了7粒锗“绿豆”出来加工，封装之后发现其中有6个是废品，只有1个能通过测试，如果考虑良品率，那么LQ-8比LQ-4更恶劣。

“这样不行，会钻进死胡同出不来的！”

李强自言自语并且站了起来。

“闵主任，晶体管及其生产工艺的设计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知识范围，它既不是数学和计算科学的专业范围，也不只是电路、电子元器件设计的专业范围，计算机中心，不，我的那个晶体管研发小组要跨界找人才了，否则没法解决晶体管的生产工艺。”

闵乃大：“找哪个专业的人才？”

李强：“大致应该是有色金属冶炼方面的人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好能从他那儿拉一两个人来。还有中南矿冶学院，这个学校也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方向，我得去一趟那里挖个人。估计再过两个月，咱们这个研究小组就可以起外号叫做‘炼丹小组’了。”

第二十一章，南昌“黄志千设计局”

李强现在正死磕计算机和电子产业，未来科技研究小组（内部名）的正组长聂荣臻的主要工作则放在航空工业上。

航空工业就现在而言，是仅次于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高科技含量”行业，并且中央书记处和小组正副组长都同意，由于航空工业有很强的技术迭代特性、科研体制非常重要、在世界范围内现在航空工业正飞速发展，稍有迟滞就会落后，因而适合作为科技工作的试点区。

除了沈飞是一座大工地，江西南昌也同样有航空工业的一片大工地，工厂的对外名号是“国营洪都机械厂”（321厂），不过一般也可以称其为南昌飞机制造厂或者昌飞。

昌飞是1951年4月由华东军区空军所属第22厂与南昌航空站合并后建立起来的，邵式平是建厂委员会主任，也是第一任厂长。1952年11月，聂荣臻、钱学森到访。

“我们之前的华东军区空军第22厂是苏联帮助建立的，原来是一个飞机中修和大修厂；南昌航空站呢，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美式飞机的维修站。其实都没什么基础，建厂主要还是得靠苏联运来机器设备。”

邵式平带聂、钱参观，原先的这两个厂传承交给昌飞的遗产，也就是一些大房子而已。

钱学森：“民国时期，抗战之前，南昌其实规划过航空工业，正儿八经造飞机的，好像是叫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

邵式平：“是的，也叫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规划得还是挺可以的，主要是意大利人做企业有经验。可惜，建晚了！1935年孔祥熙才和意大利人签合同建厂，1937年2月工厂建成，1937年4月开始用意大利提供的零件组装飞机，37年7月抗战爆发，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抗战胜利后发现，里面所有机器设备全被日本人拆走了。”

昌飞现在的基础还是太薄弱，就算苏联人有机器，可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力量太薄弱。不过在来南昌之前，聂荣臻已经从国家计委得知了一个确定的消息：512机械厂也要并入昌飞，增强昌飞的技术实力，合并之后昌飞也从321厂更名为320厂，但洪都机械的对外名号还是保持不变。

听到这个消息邵式平表示简直太好了，昌飞的“原始股”变多了，建设进度和建起来之后的昌飞会更强。

钱学森在昌飞转了一圈，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现在的筹建委员会还是未来的工厂蓝图中，昌飞都没有设计部门。

不要说设计-生产两位一体的联合体了，连个设计室都没规划。

“我们现在主要工作是把雅克-18的仿制生产线给搞定，空军规模在急速扩大，需要的教练机很多，昌飞，嗯，基本上就是定为教练机、螺旋桨运输机的生产基地。”

邵式平解释。

钱学森看出来了，邵式平也不是不想让昌飞有自己的设计能力，而是客观条件限制，暂时还搞不起来。“邵主任，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原因：航空工业系统没有给昌飞配备足够的人才，我看现在国内有过航空设计经验的设计师、苏联援助的航空专家几乎全集中在沈阳。”

邵式平摊手并且点头。

聂荣臻：“国内现在航空设计的人才太少，航空工业局的想法是先集中在一个城市，建设成第一个航空工业的设计生产联合体，不过这样昌飞的设计能力成型就晚得多。以及现在也在规划的成飞、哈飞可能都会遇到和昌飞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钱学森：“聂总，我有一个想法，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现在在沈阳办公，我看，还是找个理由搬迁到北京去吧。”

……

在钱学森看来，虽然现在中国航空设计的人才少，但也能抓出来几个。不过由于国家说沈飞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航空工业局又在沈阳办公，因此这些人才全都集中到沈阳营建沈飞了：徐舜寿在那儿，陆孝彭也在那儿，解放前不多的几个在国外参与过飞行器设计的人才全集中过去了。

但是一个设计团队，其实只需要一个核心人物……比如陆孝彭，就可以成立一个“陆孝彭团队”，陆孝彭是核心，发展方向、大的原则由他定，团队其余成员是协助他工作的人，把这个团队丢到一个新成立的航空企业，和苏联援建的工厂组成联合体。

如果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走了技术岔路？这全国不是还有好多个类似的核心团队么。这位总师的设计方案不行，那还有其他的总师设计局。

如果把好几个独当一面的人才挤在一起，他们要么相互内部PK，要么相互妥协，最终就会变成只有一个对外输出的成果。

不但美国的航空工业体制是这样，苏联其实也是这样，苏联的设计局都叫“米高扬”“苏霍依”“图波列夫”“伊留申”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钱学森还觉得沈飞、昌飞、成飞、西飞这些航空联合体的分工过于精细不是什么好事。

以后沈飞就只生产战斗机，昌飞生产螺旋桨教练机和螺旋桨运输机。那昌飞能不能设计和制造战斗机？沈飞能不能设计教练机？应该都能。

飞机只需粗略地分为大型飞机、小型飞机、直升机，具备大型飞机生产能力的航空企业，轰炸机、运输机等等都应该能生产，小型飞机也一样。如果航空企业规模极大，比如波音公司那样，那就甚至连大型小型飞机都可以一起包办。

考察到南昌，钱学森终于忍不住了，把这半年来他的想法综合综合，和聂荣臻说了，并且问老聂，他如果把这些想法整合成一份建议书或报告，中央领导能不能看到。

聂荣臻听了就十分斩钉截铁地回到：“中央肯定能看到，而且会认真考虑。”

钱学森：“啊？你怎么这么肯定？”

聂荣臻：“其实我们小组的工作，中央都是全程知晓并且掌握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小组在工作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新的规划，中央也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认真考虑。科学技术是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根基，甚至可以说是国家强大与否的根本性的因素，搞科技首先就要解决体制和制度问题，这也是中央领导们的共识。”

……

在南昌考察历时5天。就在考察即将结束时，钱学森遇到了一个能设计飞机的人：黄志千。

黄志千不是航空工业局分配到昌飞工作的设计师，而是航空工业局派往南昌做技术指导的技术总顾问，在这里做一个月的短期外派出差。黄志千现在的工作单位是航空工业局第三处，此外还兼沈飞筹划中的设计部副主任。

钱学森早就知道黄志千这个人。不但知道，两人其实都是上海交大的校友。

“我是34年毕业的，那时候你大几？”钱学森问。

黄志千：“大一。我33年入学，37年毕业，说起来，我和南昌其实挺有缘分的，37年毕业以后我是在南昌找的工作，那时候国府的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可惜6月毕业，7月卢沟桥，8月淞沪会战，38年4月我们这群人就往重庆撤了。”

重庆成为陪都，黄志千和一干民国的航空人才撤走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的机器设备全便宜日本人了。此后黄志千在成都-重庆转了几年，但国府始终未能在成都平原建起飞机制造厂，于是黄志千就出国了，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型航空企业当过航空工程师，解放前夕回到中国。

钱学森：“昌飞现在已经预定好自己的第一个产品了，仿制雅克-18初级教练机。以你的经验，仿制雅克-18要花多长时间？”

黄志千：“雅克-18这种飞机，实事求是地讲，单发，CLARK-YH翼型，非金属蒙皮，发动机也不是什么40年以后的大功率紧凑型产品，苏联又提供全套图纸，仿制起来根本没什么难度。我看工厂建起来之后再有半年时间，组装的第一架飞机就可以上天了。如果上不了天，一定是工厂的管理没做好。”

钱学森：“其实我还发现一个问题，雅克-18是后三点起落架，空军现在装备的歼击机都是前三点起落架，后三点和前三点的飞机在起降的时候操纵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雅克-18做教练机，飞行员从初级教练机转向高级教练机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毫无必要的但又很痛苦的操纵习惯转换问题。”

黄志千：“这有意思，把雅克-18的后三点改成前三点，有点挑战性了。不过啊，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要改就改多一点，把蒙皮换成铝合金铆接结构，然后再找一款V型活塞发动机把他那个星形发动机换掉，让飞行员有更好的视野。这样做出来的教练机，可就比较完美了。”

钱学森笑道：“你看，果然，咱俩一开始聊，各种新点子就往外蹦。志千，有没有兴趣从沈阳调到南昌，依托昌飞搞一个飞行器设计局，以后在昌飞的设计局里你就是‘土皇帝’。”

黄志千：（看向聂荣臻：你们说的算数吗？）

聂荣臻：“我们虽然不是代表航空工业局的，但是航空工业局会听我们的。现在中央打算再对航空工业的布局做一下微调，除了工厂的位置意外，还有航空设计能力的培养。中央调整的措施以后会发布的，但是在调整起来之后，我们选人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各人的意愿，正确做到两者兼顾。”

黄志千：“就是昌飞的基础比不上沈飞……”

黄志千在航空工业局第三处任职，所以他是知道的：沈飞建设的投资几乎是昌飞的五倍，从苏联引进的机器设备总价值，沈飞差不多是昌飞的8倍。从目前已制定的规划，沈飞是造战斗机的，当今世界最先进（或者接近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南昌……南昌做的是螺旋桨飞机。

“……虽然比不上沈飞，但是，能在这里设计飞机也是极好的！”黄志千话锋一转，“钱学长，聂总，只要你们把这个航空工业的体制调整过来了，我愿意到南昌工作。”

第二十二章，年关难过

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就这么磕磕碰碰走到了年末。

确实是磕磕碰碰。一·五引入的东西太多、太新，对国家、对从山沟沟里出来没几年的共产党人是个重大挑战。

几十项重点工程铺开，大鼻子的苏联人咕噜咕噜在工地在厂房，翻译满头大汗地解释各种名词，说的都是工人和技工们闻所未闻的知识。通过这些知识和苏联人的描述，他们将会制造出出前所未有的产品，在中国大地上从来没有过的。

而一五计划的工程又不是一个单独的工厂，而是“体系”。体系这个词正在折磨全国上下的工业干部，从基层的车间主任到市、省、国家部委的干部，都在咬紧牙关努力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其中有的干部很快就参透了，有的要稍晚一会儿，有少数的则脑瓜子一直跟榆木疙瘩似的。

挑战不仅来自苏联人，也来自……党中央。

刘副主席说“共产党人要把国家管起来”。

主席说的是“共产党人要提高治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