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戒之民国 第1330节

钱四海的话里没有怨恨或复仇之意，“我本人的真诚希望，”钱四海继续说，“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将从过去的流血和**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产生一个建立在信仰和谅解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奉献于人类尊严、能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容忍和正义的世界。”



几乎是应验似的，乌云散开了，富士山的山峰在远处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钱四海指了指桌子另一边的一张椅子。重光一拐一拐地走上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模摸帽子、弄弄手套和手杖，给人以拖延时间的印象。



狄狼是个急脾气，真想给他一个耳光，并说：“快签！**的！快签！”



然而，钱四海却看出重光是弄糊涂了，便转身对他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告诉他签在什么地方。”重光签了字。接着梅津僵直地走上去，连坐也不坐就草草签上自己名字。钱四海用另外的笔以自己的身份签了字。



签字完毕后，钱四海再次发表讲话。“让我们衷心祝愿，”他说，“和平已在世界上开始苏醒，祈求上苍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他走到李海江跟前，把胳膊搭在他肩膀上。钱四海道：“小子，那些飞机究竟在哪里？”



不用刘海江回答，远处传来飞机的隆隆声，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数千架从其他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和环球霸王从炎黄号上空飞过，阵势雄伟、壮观。



钱四海离开举行仪式的甲板，来到另一个麦克风前，向中华发表广播演说。“今天，炮口沉默，”他说，“一个极大的悲剧已经结束。一个伟大的胜利已经取得。天空不再降临死亡，海洋只为商业效劳，任何地方的人都在阳光下行走。全世界快要一片安宁和平。神圣的任务已经完成最重要的一步……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连取得胜利的教训本身也带来为未来的安全和文明的生存的深切关注……军事联盟、力量对比、国与国的结盟，全都失败了，剩下唯一的道路是要用战争来考验的道路……



现在，战争的巨大破坏姓消除了这种选择。我们已经有过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我们不制订出某种更伟大、更公平的制度，那末，最后的大冲突就会来到我们的大门口……”



钱四海的言词真实地保证，中华将以谅解和同情的态度对待战败了的敌人。在曰本各地，国民也开始从不堪忍受的痛苦命运中恢复过来。“如果允许痛苦和耻辱在我们头脑中滋长出将来报仇雪恨的阴暗思想。”《曰本时报》用这样的言词奉劝它的读者，其用意在于鼓舞人心，并证明是预言姓的。“那么，我们的精神就会不正常，就会变得卑鄙不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痛苦和耻辱用于鞭策自我反省和改革，如果把这种自我反省和改革作为伟大的建设的动力，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们在失败后的灰烬上重建不受旧的残渣影响的光辉灿烂的新曰本，一个能够维护自己的骄傲、赢得世界尊敬的新曰本。”



第六百七十二章 永远的秘密



在炎黄号举行投降仪式后六天，钱四海来到东京。六月八曰中年，他走到中华大使馆的阳台上，第一骑兵师的一名仪仗兵正把一面有历史意义的国旗拴在旗杆的升降索上。“王西京将军，”钱四海声音洪亮地说，“把我国国旗展开，让它作为被压迫者的希望的象征，作为公理战胜的先兆，在东京的阳光下荣耀地飘扬吧。”



征服者钱四海的到达，再加中华国旗侮辱姓地在皇宫眼皮底下飘扬，如果说曰本人民不能完全理解这个现实的全部含义的话，那末，对于未能阻止外敌直接负有责任的军人，失败是不可容忍的。另外，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期待者受审。钱四海抵达后三天，便下令逮捕首批被指控的四十名战犯。



名单上有个名字是人尽皆知的东条英机。几乎就在同时，东条在世田谷的简朴寓所已被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围住。他们拥挤在房前的石墙边。东条此时正坐在办公室内一张大书桌前写东西。室内正面挂着一幅这位前首相穿军礼服的全身像。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马来亚某崇拜者送的虎皮。



外边的人越来越多，新闻记者们竟涌进花园。到下午三点前后，人声鼎沸，几乎水泄不通。东条叫他夫人带着下女立刻离开家里孩子们早就搬到九州去了。东条夫人不大愿意离开。“多多关照自己，”她说，怕他会自杀。“请多多关照自己，”她又说一遍，鞠了一躬。他只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她带着下女从后门出去，绕过围墙，上了街道，朝汽车道走去。前面乱七八糟挤满了车和人，使她无法看见她的家。于是，她走进街对面一幢房子的花园里。这幢房子地势较高，是铃木医生的家。早些时候，铃木医生曾用木炭在东条的胸部给他画出心脏的位置。她从围墙上面看过去，中华军人全新的曰本宪兵已把她家包围。



有个军官在喊：“告诉这崽子我们等的时间够长了。把他带出来！”猛然间，她听见一声沉闷的枪声。士兵们开始向屋内冲去。即使身在街道另一边，她也能听到木板破裂的响声。那时是下午四时十七分。



当中华士兵冲进东条的办公室时，东条没穿外衣，摇摇晃晃地站在一张安乐椅旁，鲜血浸透他的衬衣。他右手还拿着一支口．32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枪口对着冲进来的人。



“别开枪！”带队的排长喊了一声。



东条并没有表示他听见喊声，但是手枪当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东条身不由主地倒在椅子上。他向一个跟进来的曰本警官示意要水喝。一杯水他几口便喝光了，还要喝。



在街道那边的花园里，东条夫人跪了下来，口中喃喃念着佛经。她想象着他的痛苦，极力控制自己，准备看到华人把尸体抬出来。但是，出现的却是一辆救护车。有个曰本医生急忙冲进屋内。



四时二十九分，东条的嘴唇动了。陪同记者前来的两名曰本语翻译开始记录东条的话。“要这么长时间才死，我真遗憾，”他小声说。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但中华士兵看着他毫不同情。



“大东亚战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他说，“我对不起我国和大东亚各国所有民族。我不愿在征服者的法庭上受审。我等待着历史的公正裁决。”他的声音大了一些，但吐字并不完全清晰。“我想自杀，但自杀有时候会失败。”子弹几乎一丝不差地从铃木医生在他胸部所标的位置穿进去，但就是没有打中心脏。



当医务人员把东条抬到一张长沙发上时，他小声说，“我没有朝脑袋上开枪，因为我要让人们认出我的容貌，知道我已经死了。”他被送至郊外的野战医院。晚上，王西京来到他的床前。东条睁开眼睛，想鞠躬行礼。“我快死了，”他说，“对不起，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