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282节
“这算得上是一份改良主义的‘社惠主义宣言兴看完后赞许地说道，“将政治民主、经济平等、思想自由和劳动至上融为一体，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用心可谓良苦。”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实验。他还弄了一个‘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当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此民主操作之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辛亥所倡‘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纯粹民国之重任，理所当然为全体国民之责，非一人一党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让民众知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操典》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第二百一十七章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白杨’的这本书立意很好，但就是太啰嗦了。”朱凤看着有些出神的江雪莹，笑着说道。
雪莹放下了手中的书，看着身边的伙伴们，轻轻摇了摇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水井说道，“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当今的时代，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大概‘白杨’也很希望这本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的作用，能够在全国得到广泛的推广。”
“这就是‘白杨’为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江雪莹说道，“自清末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声宣叫民主共和、宣叫‘人民当家作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具体教给民众如何去实践民主、教授给民众‘当家作主’的具体方法的，迄今为止，有且仅有‘白杨’一人而已。”
朱凤注意到了江雪莹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了一层红晕，不由得有些惊奇。
在她的印象里，她一直尊崇有加的江姐似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帮他多做些什么？”江雪莹自言自语的说道。
“我们应该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实践书里的内容。”水井说道，“而且，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
“可惜‘少中会’那帮人，只愿意搞学术研究，不愿意加入到现实政治当中来。”江雪莹听了水井的话，象是想起了什么，眼中现出了坚毅的光芒，“我想，该是我们想办法争取他们的时候了。”
当江雪莹来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总部的时候，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学会因何而发生？乃是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如今我们反而回来了，要走回头路，这是对本会成立宗旨的背弃！”
“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安坐在这里研究学术了！大家看看，自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若不从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达成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如何可能救国？”
“本会成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我们才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少中’学会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本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思想自由，不受约束，虽所持信仰亦不一致。然我会员平日言行一致，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故能风声所播，全国掀动。而今却要改弦更张，是何道理？”
看着激烈争论的青年们，江雪莹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读书时的时光，心中禁不住泛起阵阵涟漪。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黎寿昌、周元、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便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厌倦了混乱的时代；厌倦了朝秦暮楚的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基于这样的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并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就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然而，很多人却以为，这样主张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仍然需要沿着社会进化自然演进的程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梁启超说道，“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番理解，其实恰恰契合本人的社惠主义观。他们应该好好想想，我为什么只要‘社惠主义改良”而坚决不要‘社惠主义革命’。”
“盖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蔡锷笑了笑，回答道。
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实验。他还弄了一个‘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重任。以吾观之，民智之开启，需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国家应该与社会分离，当限制国家的作用，任社会自由发展，避免国家对民智的摧残，才是发展民智的关键。盖人格之淘养，其权不在政治而在社会。此民主操作之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何为民国？美国总统林肯有言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此之谓民国也。何谓民权？即近来瑞士国所行之制，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为纯粹之民国也。辛亥所倡‘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盖欲以此世界至大至优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
“如今共和再造，造就纯粹民国之重任，理所当然为全体国民之责，非一人一党之责也。盖国民为一国之主，为统治权之所出，而实行其权者，则发端于选举代议士。倘能按部就班，以渐而进，由幼稚而强壮，民权发达，则纯粹之民国可指日而待也。”
“让民众知晓自己在‘中华民国’中享有何种权利，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去实践和维护自己的这些权利。唯如此，民权才会发达；民权发达了，**自然就没有了复辟的空间。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而欲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又非从集会不为功。是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吾知野心家必曰‘非帝政不可”曲学者必曰‘非**不可’。不知国犹人也，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母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此《民权操典》一书之所由作，而以教国民行民权之第一步也。”
“当开会之时，会长起立，稍静待，或敲案而后言曰：‘时间已到，请众就秩序而听前会记录之宣读。’乃坐。书记于是起而称‘主座”然后宣读记录，读毕亦坐。主座再起而言日：‘诸君听悉前会之记录矣，有觉何等错误或遗漏者否？’略待，乃曰：‘如其无之，此记录当作认可。今当序开议之事，为如此如此’云云。倘有人察觉记录之错误，当起而改正之，发言如下，曰：‘主座，我记得所决行某案之事乃如此如此。’倘书记以为所改正者合，而又无人反对，书记当照录之，而主座乃曰：‘此记录及修正案，当作认可成案。’倘有异议，或书记执持原案，任人皆可动议，曰‘照所拟议以修正记录”或删去或加入何字。此动议经讨论及表决，而案之修正与否，当从大多数之可决、否决而定之。主座于是曰：‘记录如议修正，作为成案。’”
“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若以流览诵读而治此书，则必味如嚼蜡，终无所得。若以习练演试而治此书，则将如啖蔗，渐入佳境，一旦贯通，则会议之妙用可全然领略矣。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凡欲固结吾国之人心、纠合吾国之民力者，不可不熟习此书。而遍传之于国人，使成为一普通之常识。家族也、社会也、学堂也、农团也、工党也、商会也、公司也、国会也、省会也、县会也、国务会议也、军事会议也，皆当以此为法则。”
第二百一十七章 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
“此书为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也。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语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吾国人既知民权为人类进化之极则，而民国为世界最高尚之国体，而定之以为制度矣，则行第一步之工夫万不可忽略也。苟人人熟习此书，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四万万同胞行哉勉之！”
“‘白杨’的这本书立意很好，但就是太啰嗦了。”朱凤看着有些出神的江雪莹，笑着说道。
雪莹放下了手中的书，看着身边的伙伴们，轻轻摇了摇头。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其性质大略有二：其一，反复阐述民主就是民众要积极参与政治，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具体教导民众如何去建立自己的会社组织，来举行集会参与政治；其二，不断详细重复各种集会的程序，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与理性自律的自觉意识。”水井说道，“如此不厌其烦到琐碎的程度，今日读来似乎可笑，但在当今的时代，却是极好的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大概‘白杨’也很希望这本书起到民主实践入门操作教程的作用，能够在全国得到广泛的推广。”
“这就是‘白杨’为人所不能及的地方。”江雪莹说道，“自清末以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高声宣叫民主共和、宣叫‘人民当家作主’者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但具体教给民众如何去实践民主、教授给民众‘当家作主’的具体方法的，迄今为止，有且仅有‘白杨’一人而已。”
朱凤注意到了江雪莹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泛起了一层红晕，不由得有些惊奇。
在她的印象里，她一直尊崇有加的江姐似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帮他多做些什么？”江雪莹自言自语的说道。
“我们应该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实践书里的内容。”水井说道，“而且，我们还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
“可惜‘少中会’那帮人，只愿意搞学术研究，不愿意加入到现实政治当中来。”江雪莹听了水井的话，象是想起了什么，眼中现出了坚毅的光芒，“我想，该是我们想办法争取他们的时候了。”
当江雪莹来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总部的时候，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之中。
“我们学会因何而发生？乃是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又受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如今我们反而回来了，要走回头路，这是对本会成立宗旨的背弃！”
“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安坐在这里研究学术了！大家看看，自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卖国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若不从从政治改革转向到了思想改造。达成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如何可能救国？”
“本会成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我们才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少中’学会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本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思想自由，不受约束，虽所持信仰亦不一致。然我会员平日言行一致，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故能风声所播，全国掀动。而今却要改弦更张，是何道理？”
看着激烈争论的青年们，江雪莹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读书时的时光，心中禁不住泛起阵阵涟漪。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黎寿昌、周元、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便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厌倦了混乱的时代；厌倦了朝秦暮楚的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基于这样的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并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就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